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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的民间信仰

2024/5/4 3:31:35    作者:  冯月根 来源:  吴江通    【字 号:  】   点击量:11084

  所谓民间信仰,“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生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议事制度”(钟敬文《民俗学概论》)。意指非官方、无组织、无制度,具自发性、民众性、普遍性,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其历史由来已久。吴江历来讲礼仪,重祭祀。民间除了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以外,对自然神、社会神祇以及人鬼信仰、风水占卜等信仰崇拜也十分普遍,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民间信仰一般与地方风俗习惯混合在一起,有其历史性、地域性、融合性、顽强性、神秘性、自发性和群体性,以及信仰对象的庞杂性,信仰目的的功利性,信仰崇拜的自觉性;显示了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心理需求,反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从中也观察到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信仰观念及其生活习俗等诸多历史的投影。宋范成大(11261193)在其《吴郡志》卷二记载:“(江南吴地)信鬼神,好淫祀。”清《震泽镇志续稿》也载:“尚鬼信卜筮,好淫祀。疾则先祷禳,而后医药。”王穉登在《吴社编》云:“吴风淫靡,喜讹尚怪,轻人道而重鬼神,舍医药而崇巫觋,毁宗庙而建淫祠,黜祖祢而尊野厉,呜呼,弊也久矣!”《吴门补乘·风俗补》记述了清乾隆曾有谕:“凡此皆不必严禁迫切,反致扰民,惟诚心训谕,渐以岁月,自应迁善而不知。”吴江境内,从前几乎是村村有庙宇,大多兴建于宋、明、清时期。早期较多的庙宇有土地庙、关公庙、东岳庙、财神庙、观音庙……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吴江,损毁最严重的就是庙宇,绝大多数荡除殆尽。《虎窟纪略》记述:“庙宇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各类寺庙、祠堂又几乎遭到彻底性毁灭,剩下的庙宇寥寥无几。人为地摧残宗教文化,否定文化传统,优良民风遭践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环境宽松,民间信仰开始复苏,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沃土。到如今,在吴江各地仍沿袭旧俗,神祠、庙宇、殿堂遍布城乡。这些庙宇是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结合的产物。神鬼皆拜,佛道并举,包容合集。清冯桂芬(18091874)在《显志堂稿》卷一《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中言:“圣人之施教有常,而神与佛之施教不测,故愚民敬畏圣人之心每不如其敬畏神与佛,佛之教广大慈悲,神之教威灵显赫,故愚民敬畏诸佛之心每不如其诸神。”指出了吴地民间信仰鬼神之成因。

  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其渊源可追溯到原始崇拜。

  中国历代对忠臣英烈也设祠奉祀,凡有功德于民者,理宜崇祀。或曰忠烈庙、忠烈祠、昭忠祠等名,祠名一般都为皇帝所封赐。如分湖(芦墟),在民国六年(1917)六月二十日,杨廷枢殉难270周年忌辰。在杨公祠公祭之后,柳亚子与芦墟士人陆欧安、沈昌眉等提议:将已荒废了的“切问书院”(光绪元年建)改建成“分湖先哲祠”,祀奉分湖周围的八位先哲。他们是不秀里的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元朝翰林典籍陆行直、赵田明代尚宝司少卿袁黄、叶家埭明末工部主事叶绍袁、南栅明末后军都督洪祖烈、芦墟布衣抗清壮士李枝芳、东古清朝湖南巡抚陆耀、“通俊奇士”平民诗人郭频伽。

  《汉书·王吉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在吴江,自秦汉以来,就“信鬼神,好巫觋”,是一个典型的多神论信仰地区。清《盛湖志》卷六《祠庙》中就记载了多样性的祠庙。“东岳行宫,祀泰山之神;火神堂,祀祝融之神;灶君堂,祀灶神;路头堂,祀行神;澄源土地祠,祀土神;先蚕祠,祀黄帝、神农氏及其妃嫘祖;贤圣堂,祀周卫大夫蘧瑗;鲁般堂,祀周鲁之巧人公输子般;文起阁,祀文昌之神;关壮缪侯祠,祀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之神;华大仙师祠,祠汉医士华佗;元坛庙,祀蜀汉偏将赵朗;裕国侯祠,祀吴都乡侯阚泽;华阳真逸祠,祀梁隐士陶弘景;昭灵侯庙,祀唐曹王李明;静安公祠,祀宋工部郎中张夏;施相公庙,祀宋义士施全;大王庙,祀宋处士谢绪;刘猛将军庙,祀元指挥刘承忠;利济侯祠,祀元处士金元七;宁济侯祠,祀元代处士金宁一;二老太庙,祀元总管之佐朱某;史忠献公祠,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海忠介公祠,祀明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倪推官祠,祀明苏州府推官倪长玕;卜高士祠,祀明诸生卜舜年;吴中丞祠,祀江苏巡抚吴存礼。”等等。还有更多的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

  康熙《吴江县志》记载了许许多多民间所信奉的一般性地方庙宇。如苏将军庙、白马王庙、简城王庙、张使君庙、盛将军庙、徐王庙、苏王庙、陈王庙、施相公庙、周王庙、马王庙、蛇渎王庙、萧王庙、高城王庙、大布明王庙、苏曹二将军庙、徐陈王庙、顿基王庙、陈许王庙、澄明大王庙、金城王庙、开潮王庙、麇城王庙、四明王庙、金龙四大王庙等。

  可见,对崇信对象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可以说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盛泽镇自清顺治年间起就有会馆,至民国共有八所会馆(任城会馆、山西会馆、徽宁会馆、宁绍会馆、华阳会馆、济东会馆、金陵会馆、绍兴会馆,均为外省籍人所建)。《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记述了一些外来的祖先神,是随着外来经商者在他乡异地而得到崇拜的偶像神,以克服外出经商所导致的家族离心力。盛泽镇徽宁会馆,故址在东肠圩钱家浜,清乾隆三年(1738)建,上世纪末被拆除。会馆“殿之东建造行馆,供奉紫阳徽国朱文公”,正殿“正供威显仁勇协天大帝神座,东供忠烈王汪公大帝神座,西供东平王张公大帝神座”。汪、张为徽州大姓,支祠数千计。这里的汪公即汪华,徽州绩溪人,为汪氏家族神。张公大帝即张巡,均为徽州两姓的祖宗神,由于经商在外,出于崇敬之心,在盛泽建造会馆供奉着氏族先人,冀于成为在外经商的保护神。济东会馆位于盛泽镇大适圩斜桥街,现为区文物保护单位。康熙《吴江盛泽镇济东会馆置田建庙碑》曰:“金龙四大王灵威德浃于遐迩,济商众姓所以极崇奉之隆者,陈学使碑文亦已叙之详矣。”每到节期,族人进行祭祀,并在天井台上酬神演戏,以祈求生意兴隆,财运亨通,四季平安。可谓是民间信仰普遍,多元庞杂,五花八门又根深蒂固,世代相传。在信仰崇拜中儒释道神相杂,又相互渗透融合,文武官臣兼备,见庙宇烧香,见神佛叩拜,早已世俗化、民间化,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响到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建堂修庙,立碑塑像,烧香跪拜在民间已是家常便饭。正谓:吴风尚鬼自年年,土谷群神个个贤。雁后霜初阳月朔,游船争放岭梅先。

  鬼神信仰本身是带有盲目性、随意性、揣测性,但遭遇无数次困难、挫折、失败是引发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又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突出特点。民间百姓,普遍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似信非信的心态,信而不解,顶礼膜拜,烧香燃烛,虔诚至极地寻求心灵安慰或精神上的寄托。现世现报,有求必应是民间信仰最期望的目标,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六《金神七煞》载:“吴楚之地,俗尚巫师,事无吉凶,必虑禁忌。”高启《青丘诗集》卷二《里巫行》诗云:“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淆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写出了巫卜信仰的愚昧无知。淫祠的普遍存在,满足了民众驱病禳灾、祈求福报的精神诉求。甚至于奸臣、昏君、叛逆、恶鬼等也被奉为神灵,享受祭祀朝拜。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先生曾经说过:“历史让我们找不到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不能受教会控制。除了印度人外,没有任何一国的人这样的受神的摆布。”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法统计的俗神庙祠,这些庙宇是民间信仰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虽然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王朝更替、自然灾害等,尤其是二十世纪“文化大革命”,吴江历史上的先农坛、城隍庙、社稷坛、文昌阁、圣贤祠、三高祠、五圣堂等一大批庙宇均早已不存。一些庙祠因当时改建他用,仍得到保留,如今有许多的庙祠仍然散见于广袤的农村,有些已成为文物古迹。这些庙祠没有官方的支持,完全依靠民间自力,尽管十分简陋,却结伴着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而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地供奉着菩萨与神明,传递着香火,甚至于在原址祠庙旧墟处设案烧香,或置神像于家中,虔诚敬奉,恪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仰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精神权利,作为人们对最高的普遍价值的信任、信赖与追求,以特有的文化存在。民间传统信仰也是乡土中国百姓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文化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一方面破旧立新,取缔宗教和一切信仰,另一方面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红色崇拜”,把毛泽东主席神化为“红色领袖”。人人手捧红色宝书,胸佩红色像章,臂戴红色袖章,处处张贴红色标语,高喊红色口号,播放赞颂红太阳的歌曲,村头巷尾插遍大大小小的红旗,大江南北到处构成一片红色的政治海洋,甚至有笑话把《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说成“毛仙”,视毛泽东为神仙。

  从生产到生活,从集体到家庭都笼罩在“红色政治”的崇拜氛围中。饭前读语录,跳“忠”字舞,向毛主席像行礼鞠躬等,视毛泽东主席为至高的“现代神”。“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地从一种信仰崇拜转向另一种信仰崇拜。

  尽管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庙宇、神像彻底捣毁,可只是触及物质表象,民间所信仰崇拜的神灵并没有从人们的思想头脑中彻底地清除出去。事实上,民间信仰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流淌在世代子民身上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在今天,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民间信仰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

  然而,由于祠庙林立,祭拜盛行,奢侈浪费,甚至于社会秩序混乱,也常被朝廷官方压制、打击、禁止,甚至于被取缔、摧毁、消灭。《明史·礼四》有朱元璋“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敬”。就是指不符合官方正统的祭祀崇拜对象、场所及活动,就是淫祀,为不许。吴江也是淫祠的多发地,明清尤盛。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在吴地痛责信仰过度成为迷信,“荡民志,耗民财”大破五通神。他在《奏毁淫祠疏》中云:“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邪巫觋创作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感,牢不可破。……荡民志,耗民财,此为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亦恍惚梦与神遇,往往赢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而更甚矣……。”清雍正十年(1732)二月,两江(辖今江西、江苏、安徽)总督尹继善(16951771)下令严禁巫师邪说,要求毁五圣淫祠。吴江大仓桥贤圣庙、南关朝阳庵奉祀五方贤圣之神,按五方色彩塑五尊凶神恶煞神像,民间上香求签不绝。知县赵轩临奉文将其中泥土木偶焚毁殆尽,可不多久又死灰复燃,祭祀四起。乾隆《吴江县志》卷七《坛庙祠》云:“(明清时期)淫祠之风,吴下为甚。”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五《典礼志五》记述:“……自猛将军、昭灵侯、三贤、秦太尉数祠之外,率多淫祠。”尽管淫祠不合规范,但是有着深刻社会根源的信仰崇拜,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靠政令来禁绝。光绪末年,吴地仍然是“神像供奉如故,香烛辉煌如故,愚民崇拜如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吴俗箴言》)。实际上在隋唐以前,江南淫祠遍地,淫祀日常。这其中也有巫祝们趁机敛财,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秩序。唐代垂拱年间,狄仁杰为江南巡抚使,曾上奏整顿淫祠。《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吴楚之俗多淫祠。狄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宋书》卷三《武帝纪》记述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江南淫祠:“惑民惠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旁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列。”清末《垂虹识小录》也有记载:“乡里奸巫往往托为妖言以惑众,有庄稼圩神者,在三白荡之庄稼圩村。濒水立庙,奉像其中,神不知为谁何。而远近争传其异……香火胜帛之盛无日……庙祝皆村中人轮流为之,为其获利厚也。”有时,只能对民间所崇拜信奉的诸神祠加以规范、改造与变通。吴江是水乡泽国,因常年与河湖港漾打交道,遭受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袭击而翻舟、溺水、沉船亦时有发生,于是自古以来吴江的先民们对水神的崇拜早于其他,胜于其他。尤其是以捕捞为生的渔民百姓,出入于波涛之中,谋生于风口浪尖,生产生活毫无定数。在水神崇拜中最为突出的是龙崇拜,为掌管雨水之神。龙神崇拜虽然是中华民族所共有,但关于龙王、龙母、龙女、龙太子的殿、祠、庙在湖泊周边设立较多,顺济龙王庙原址在县治松陵镇垂虹桥南,为宋绍兴初知县江跻建。甘泉祠,又叫龙王祠,俗呼龙王堂祠,原址在石塘第四桥北,祀甘泉龙神,祷雨辄应,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分官致祭。还有县城松陵西门外的龙王庙,为李元所建,康熙曾御舟泊龙王庙。平望、震泽等地也建有龙王庙宇。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龙王之职是兴云布雨,为人消除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更是民间普遍信仰。每逢风雨失调,久旱无雨,或久雨不止,百姓都要到龙王庙宇烧香祈愿。宋人郑起在其《吴江太湖龙王殿》诗中说:“吾谒龙王殿,龙王在何许。太湖三万顷,水族龙为王。离离明月宫,渺渺寒烟渚。天下有旱蝗,吾亦能行雨。”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吴江久旱不雨,吴江县知事刘式譔多次亲自出示“断屠祈雨”的命令,并于邑庙设坛求雨,斋戒祷告,曾引发媒体的议论。此外,民间还要到观音庙、观音殿膜拜求雨,所塑观音像以手执杨柳枝,表意向人间普洒甘露。其次是镇压水患之神的禹王、太湖神、顾野王、水仙娘娘等;还有保护舟楫之神的金总管、利济侯、二七阿太、邱老太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分湖滩建有陶治禅院,除供奉佛陀菩萨,还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官”神像。这“三官”信仰为民间所崇信。

  据《隆庆长洲县志》云:宋元时期,吴地沿太湖一带建立总管庙、利济庙、宁济庙。嘉庆《同里志》记载:“总管堂,在龙字圩,俗称总管庙,祀金元七。”又引《姑苏志》曰:“神汴人,姓金,名和。随宋高宗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子曰细,为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遂封灵佑侯。灵佑之子名昌,初封总管。总管之子元七,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亦封总管。昌进封洪济侯,元七进封利济侯,后封随粮王。嘉庆十一年,又著灵异,晋封安乐王。”“总管”作为漕运灵异的土神称呼,藉此成为民间最受信仰、祭祀的对象,而宁济庙是祀元代处士金宁一。

  太湖渔民所祭祀的二七阿太,据传也是随宋高宗南渡的汴人,侨居吴地,殁而为神,专司江河湖港渔捕,是当地渔民所崇拜的水神。

  道教是一个多神之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与民间信仰比较接近,有许多崇拜的对象带有共同性、相似性,如老君庙、东岳庙、真武庙等也随处可见。

  江南吴江民间信仰历史久远,多元庞杂,信众涵盖千家万户,可以说家家户户、或多或少有信仰、有崇拜、有祭祀,且女性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群体,又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因为女性富有慈悲、怜悯之心,还有依赖性以及其意志上的薄弱性、性格上的脆弱性。

  民间信仰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自然神信仰、人鬼及人神信仰、社会神信仰、宗教中的俗神信仰,还有其它信仰如看风水、算命术、排八字、占卜、相术,还有定亲、结婚、乔迁、上梁、购车船、赴任、开业选择黄道吉日等。祭社稷是很重要的祭礼。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社稷就是土谷之神。吴江先农坛是祀奉先农之神,原址在县城松陵镇北门外位字圩,清雍正五年(1727)知县徐永佑奉命而建。

  从明清至民国,吴江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也带动了集市的兴隆及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影响市镇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吴江历史上小城镇、小集镇星罗棋布,有七个大镇(盛泽、松陵、平望、震泽、芦墟、黎里、同里)三小镇(铜罗、横扇、八坼),以及吴溇、戴家浜、贯桥、南厍、莘塔、屯村、坛丘等村镇,其市镇布局就沿河港和寺庙而扩散,集聚人口与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一般城镇中心地主要有城隍庙、文昌阁、土地庙、东岳庙等寺观、祠庙,周边一般设坛庙,如社稷坛、先农坛、邑厉坛等。如松陵镇(县治地)的圣寿禅寺,始建于孙吴赤乌年间,地处县城之中,周围又有华严讲寺、无碍讲寺、接待寺及城隍庙、三高祠等,县衙也依建在圣寿禅寺旁。震泽城隍庙位于市河中段北岸,祀吴江县城隍神李明,庙中原有一座戏台,是镇中集会活动的场所。东西栅附近建有总管堂和东岳庙,与市河相连。当地人把总管当作米业神,称之“随粮王”。震泽的总管堂遗址在禹迹桥北,亦建有戏台,晚清至民国是镇上的米业公所,在总管堂的大殿后,建有谷仓,按照官府的要求存放备粮。解放后,震泽所有祠庙均归镇粮食部门所有。还有黎里、平望、盛泽、同里等城镇布局也都是由寺庙而拓展。由于寺观祠庙经常聚集拈香礼佛的各地人群,构成了日常消费的主要群体,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活跃。庙会、香信及其神灵、菩萨的祭祀日、诞辰日等便成了各地百姓赶集、出游、寻访、会友、相亲的俗定日子,带动了商品交易、人口流动和地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市镇的繁荣与昌盛。换言之,凡是有庙宇的地段、水路码头的地段就是市镇人流集聚繁华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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