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向往游，真的在乎游。还在求学时节，发现教科书只是“画饼充饥”，越充越饥；学科老师也只是照本宣科，根本不知天南地北是否一般人间烟火。

心仪南京师范大学地理专业。我的一位同事毕业此系，见多识广，令我爱屋及乌。因此，当我在石头城江苏教育学院函授本科时，我常徘徊在南师大门外，就像卫星矢志不移围绕着冥冥中的轴心转。《美国国家地理》是我仰望的女神，而《中国国家地理》则是我可以触摸的公主。

知行脱节，知多而行少，让我对纸上谈兵的“知本”地理，不免隔膜，而对行走态的“在场”地理格外眷恋。

想念郦道元，想念沈括，想念徐霞客。当我读着或教着他们的作品时，我都惭愧得抬不起头。后来有机会一到雁荡山，应证了一个最世俗的道理：不到不罢休，到了准后悔。事实上，我总结的真理却是：不到永远悔，到了不罢休。为啥？经历、体验，就是财富！所有的“见识”都是在无谓的“见”中有为地“识”的。

旅游意义上的第一次游，是小学春游。姑苏城外虎丘塔。那回，我们带着干粮，背着被褥，乘着挂机船去。那回，我们的一位同学中途迷糊，走丢了。城市的霓虹灯真会蛊惑，一闪一闪，就把目标闪失了。

中师毕业前夕，我们浩浩荡荡游了南京。台面上的理由是拜访斯霞老师——当时小学教育界的偶像，今天回想依然名副其实。进南师大附小，本身就是一种游，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南京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留校工作后我以所谓的教师身份带队去过；本科函授时，我以资深老学油子的形象反复晃荡过。最大的印记是中山陵，是夏日大街那成荫的法国梧桐树。为了那一片绿荫和那举升灵魂的台阶，说句极端的书生话，我愿“尘封”在民国记忆中。

我想当自己的导游，随心所欲游遍世界。我想穿越岁月、穿行风景，当考古家或历史地理学家，如葛剑雄教授，对人文景观如数家珍。这样的心境，可能缘于“被动”地欣赏了翦伯赞先生的散文《内蒙访古》。因此，当我艰难地当了名高中语文教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自豪与自卑感一时中和。自豪的是，我比别人更清醒读书、行路的辩证关系；自卑的是，我的读书与行路资本，特别是行路，如同阮囊，着实羞涩。

上世纪90年代，依然“计划”思维主导。我知道，依我的个性，论资排辈，绝对休想争得可怜兮兮的公共旅游资源。于是，自知自明，自游。骑着自行车，游炮制的“大观园”，游身边的“江南水乡”。大观园在上海郊区青浦，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那时自行车胎特别“大兴”，烈日炎炎的水泥公路上骑上数小时，“噗”就爆胎了。同里古镇虽属本地，景点也要门票，怪别扭的。于是，想到了写游记赚回旅资。这就养成了我记游的习性，小财主打小算盘，酸不溜秋。

同里的游记忝列《名人笔下的同里》一书，同样酸不溜秋，好在稿酬不菲。那时的同里养在深闺，离“世界的同里”（世界文化遗产）尚远。尝到甜头，一鼓作气，乘公交车游一箭之遥的周庄。周庄也是水乡，与同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因陈逸飞的油画《双桥》而声名鹊起、名声远播。周庄的门票显然水涨船高，因而游过后，再度舞文弄墨，着意浓墨重彩。一篇《人文周庄》入选有关文集还获了个什么奖，回赠丰厚，出乎意料。一发不可收，心血来潮，暑假竟趿着个拖鞋，招手上车，游了西湖。因为毫无准备，所以，游得惶恐，一怕钱不够花，二怕花了钱没收获。现在回想，西湖的那回游，“性价比”绝对高。“知了”声声中，我努力地行，努力地记，更努力地思考，一座“孤山”，来回走了个遍。日光强劲，走着走着做起了白日梦，就与“糖僧”苏曼殊对话了。回来后，一气呵成《好一座孤山》，日本NHK电台都录播了。连本带利，足以告慰游览的累与寒酸。

游普陀山，集体组织，属“职工福利”。那时我在乡镇中学教书，同样大暑天，几十号人，大轮船、大统铺，行军打仗一般。好在晚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我尽情地听海，尽情地编排游程。普陀观音寺观音洞到过后，我梦到了对我十分慈爱的一位叔公竟修成了寺中的一尊菩萨。这梦真逼真，以致“唯物”的我点燃起“唯心”的火苗了。普陀一游，虽系“福利”，但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记得为了多看一点景，多撞几个院落，我在午后的太阳下走着走着竟睡着了。回来后，腹泻，发烧，打了一星期吊针，也写了自以为颇可示人的杂文《看看大海》；更重要的是，因一游而油印“出版”了一册诗集《佛国之旅》。这样的激情，此生恐怕不会再有。

世纪之交，我进城教高中语文。沈括（《梦溪笔谈》作者）的《雁荡山记》，我讲解得行云流水。示范教学时，我还以图画形式，解释了文句“亦雁荡具体而微者”，惟妙惟肖，一时令人击节称叹。但心底就是一个“虚”，一个“不着实”——真实的雁荡山我都没到过，遑论雁荡瀑布了。由此，倔强地萌生了这样一个信念——前台教学尽可能不要缺失游历后援。学习亦是，春游不可因噎废食。若干年后，我离开了教育界，有机会一游雁荡山，遂不顾调侃，一路奔走一路用笔记录。我要还债！

也许诚心感动，“不惑”之际，因工作需要，行走机缘陡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世纪之交的学校教育科研热，让临阵受命的我东奔西走，由此，也“得来全不费工夫”，顺便游览了“天涯海角”。那阵子，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大散文如日中天，文本上的一次“苦旅”，提升的是现实中的一番“慢慢走，欣赏啊”。我比不得大师，但邯郸学步总还可以。花个小钱，来个“偷得浮生一晌游”。可能是癖性作祟，依然，不肯放过一景一典故，就像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回来，翻来覆去，非得整理出个子丑寅卯。年过“不惑”，原本一门心思深思熟虑“教育”，不想工作被“转型”，进政协。弦不再绷得紧，工作场域则变得更宽广。哲人有言：机缘泛化，感觉不免钝化。照相多了，笔记做得少了；过眼的云烟多了，沉淀的思想少了。纵向比较，显然堕落了；但横向一比较，似乎还是悭吝得惹人疼。同道中，这些年，出国出境比比皆是，但我无缘。这也好，它让我更在乎——在乎“心游”，在乎画地为牢的“自游”，在乎磊落光明的“记游”。游是一种神往，游是一种经历，游更是一种不可拷贝的境界。有游的人生就有历练，这是“绝知此事”才得来的。走不甚远的人生，走得认真，走得踏实，风景同样“这边独好”。还是要感谢这些年亦实亦虚、亦工（工作）亦思（思想）的“走四方”，无论是蜻蜓点水，还是打擦边球往车窗外“刷”一眼，换来的总是体验。

名山大川，钟灵毓秀。攀登中华文化天梯，泰山无疑是天字第一号。读着古文《登泰山记》，念着现代文《雨中登泰山》，渴望也能如圣人一般——“小鲁”“小天下”进而“小宇宙”。事实上，当我登上泰山时，感觉也真是一个字——“小”，泰山绝没有想象中的崇高与不可一世。信息时代，地球都成了“村”，还能奢求重现“鸡犬相闻”背景中的神奇？乘揽车上的山；下山，我坚持要“登”一下，用脚实实在在感受一下“五岳之尊”的敦厚。

五岳之中，东泰山最具礼仪，西华山最是险绝，中嵩山最富传奇，南衡山最能澹定，北恒山最为平实。可喜又可惜，旅游开发让“五岳归来不看山”的世人猛然省醒，岳不高大了，山外也无山可看了。感谢画家，感谢以美文映衬美画的吴冠中，他让披着神秘面纱的张家界一举闻名。张家界山水的中国画风格，抚慰了我的游山之憾，无意间也疗治了我的“疑似”恐高症。

之于大川，长江、黄河自不待言。但我接触的长江黄河，均处GDP之花绽放的“沿海”。因此，江是滞流的，河是混浊的，浩浩汤汤的气势与远上白云间的意境，只在吟诵的唐诗宋词中。一直自卑没能一览“三江源头”，无需添加人为要素便“登高壮阔天地间”；终究抱憾无法再游原生态的“长江三峡”，那声势那韵味永远永远留作《水经注》（内有《三峡》一节）空洞的回声与刘白羽（写有散文《长江三日》）虚无的叹息。

“雄关漫道真如铁”。山海关，明长城的最东端，镇山守海，接天迎日，一个关名，山海通吃，好不自信好不霸道。与此呼应的嘉峪关，位河西走廊中部，丝绸交通，烽火狼烟，有和平的“嘉”又是争战的“峪”，登上城关，或致“悲欣交集”（弘一法师语）。剑门如剑，蜀道万难，这就是龙门山脉的剑门关。“置之死地而后生”，《三国演义》激越的号角由此响彻，蜀汉亡国的哀音也于此呜咽。那年初秋，裹紧了单衣，迎风站立剑门楼阁，但见谷中旌旗猎猎，关口溢水泠泠怒竖，悲怆之情不能自已，回来竟写不成一笔游记。怪！

因为袁鹰的《井冈翠竹》，我属意井冈山；因为梁衡的《晋祠》，我流连三晋大院；因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歌咏，我向往呼伦贝尔大草原；因为“飞天壁画”的传奇，我痴迷茫茫沙漠敦煌窟。还有“致橡树”的厦门、“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海南、“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天山……美好的山水，总伴着美好的抒情与表达，这是地理的魅力，风光的魅力，也是文学艺术再创造的魅力。我愿在这样的山水风情人文艺术中陶醉。

已有的游历中，与“学”结合得最甜蜜的可能要数台湾教育考察。2006年的那个春天，我傲然以学者身份游学。那时，我在四星级高中分管教育科研，被江苏省教科院基教研究所特聘为兼职研究员，也算凤毛麟角。省教科院组织课题组，赴台湾康轩文教集团学术交流。这是极具品质的考察，也是我首次“出境游”。香港转机，跨越那湾“浅浅的海峡”时，我竟生一种乡愁般的感动。万米高空，听齐秦用金属质地的嗓音沧桑演绎《外面的世界》，我的心真如云中漫步。

难忘国立台湾图书馆。走过寂静无声的阅览室，特别是那排免费提供给学者、学子作“深研究”的小单间，我们忍不住提醒自己把脚步放得“轻些啊，再轻些”。浮躁与这里绝缘，学术腐败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图书馆中设有“学位论文区”，这是展区，也是揭露学术腐败的特区，一切成果都明明白白，一切结果都有据可查。还有一个“善本书室”，凭特邀贵宾身份得以进入。在那里，我看到了清朝时期日本人影印制作的《吴江县志》（其他大陆县志大多有），看到了家乡本土无从一觅的《明清吴语词典》。

阿里山、日月潭，几乎定格了宝岛的经典印象。我们游了日月潭，也上了阿里山。可惜天公不作美，瓢泼大雨中的阿里山，竟让我们对面不相见。

山水有情，也有缘。不相见说不定是为了铺垫以后的寻常相见。游走宝岛一遭，对教育、文化（特别是“国学”，若干后，一股“国学热”在大陆蔚然成风），多了份亲切了解，对民主、信仰也有了份切身体会。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乘坐了日本高铁后感喟什么叫现代化，作家梁衡用假设的笔墨推导“假如毛泽东去骑马，历史或将改写”。事实上，走出国门去看看，即使染点“小奢靡”，对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有社会担当的政府官员，带来的触动与思考，远远胜过游一趟的“经济消费”。假如毛泽东乘坐邮轮去了欧美，而邓小平只是骑着马儿溜达，中国建设的篇章可能真要改写。当然，一切皆有可能，历史不迁就假设。

如果年龄能减一轮，我希望能留学；如果星际能实现移民，我希望坐飞船如坐飞机。抵达多远，境界才有多广。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不惑期，困惑多多；近知天命不能再固执己见“聊发少年狂”了。知足常乐，我得学学我的同行前辈。前辈为乡镇教师，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朋友。某次文代会发言，老先生郑重说出三个愿望，令我等集体惊愕。老先生说，平生有三愿：一是出一本书，二是交一个红颜知己，三是坐一次飞机。出一本书做到了，交一个红颜知己不忌讳，剩下一项就是坐飞机观光了。那时20世纪还留着个小尾巴，老先生也刚退休。心愿如此，且如此排列，五味杂陈啊！

坦然的游，叫“笃悠悠”。心底坦荡，最平板的风物也凹凸有致。近在咫尺与远在天边，何妨。减却不必要的装备，丢弃无所谓的待遇，赤条条亲近家园，也许，精神之钙更能补足。2014年，马年，是我的本命年，落实了一个小计划：坐公交车，重游一遍苏州园林；骑自行车，看看故乡的古桥。夕照从容，待闲暇岁月，再补上无限的自由游。学而学，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