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三章 “草根”扎心田，春风吹又生

第十三章  “草根”扎心田，春风吹又生

开弦弓村曾经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乡村工业，迈出了农村工业化的第一步。然而这条路并没有走远，在解放后的30多年里，农业合作化使这里又重新恢复了单一的农耕生活。全村人均水稻田是一亩多一点，旱地5分左右，加起来不到两亩，属地少人多的地方。实际拿土地的收益，推到每个村民身上，基本上拿不到钱。但是，在合作化时期，除了土地又无其它生计，这种窘迫的生活，让开弦弓村村民一筹莫展。

如果把开弦弓村在1929年创办的合作丝厂，看作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那么，在随后七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开弦弓村在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一直在顽强地探索和迈进。因为这些不起眼的农村小工业，始终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牢牢地扎根在农民的心田中。它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一有条件就会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被费孝通先生誉为“草根工业”。

一、旧梦重温，费达生支持办厂

1967年，正是城市里“文革”闹得乱哄哄的时候，相对城市来说农村要平静多，开弦弓村正在酝酿重办缫丝厂。姚富坤回忆说：

“文革”期间，城市里工厂停工，工资照发。而在农村里，农民不干活，田里不长粮，农民就无法生活。开弦弓村的村民，无奈地维持着生产队长吹哨子上工的劳动秩序。同时，村里干部群众为了增加收入，又想起38年前，费达生技术下乡，在村里与村民共同创办老丝厂的情景。工厂办在村里，机器搬到村里，在传统的中国农村是前所未有的。那个时候，农民从工厂里得到股金也好，年轻妇女从工厂里得到酬金也好，大家得到了实惠。所以村里面的农民对工业这一块是相当有感情的，大家在稍稍地酝酿重办缫丝厂。

开弦弓村要办缫丝厂，在农村普遍办工业的今天看来，只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但那时候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农村只能搞农业，对办工业等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事，动一动就会挨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棍子，或扣上“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帽子，随时有坐牢的危险。农村要办一个工厂谈何容易，政策上的限止如何突破？集体经济相当薄弱，资金那来的？再说技术怎么解决？设备那里买？土地怎么征用？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一大堆。

但是，俗话说物极必反，城市里越乱，对农村的限止反而松。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最乱、左倾思潮泛滥最严重的时候，发展的机遇却悄悄地降落到开弦弓村村民的面前。在开弦弓村的大地上，重新透出了创办新丝厂的希望之光。

原红卫六队队长倪进兴回忆说：

农民要增加收入，必须在副业上动脑筋。我们先想到做土丝，这是一项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合作化前家家都有土丝车，妇女都会做土丝，合作化后土丝不允许做了。多数农户把闲置在家的土丝车，劈了当柴烧，只有少数农户还保存着。土丝车是民间的传统创造，结构很简单，主要框架是一只长方形的木架子。但原理很科学，操作的人坐在丝车前，面对丝车，用脚踏连杆，带动小籰（绕丝的圆盘）旋转。同时用手把煮过的茧子添入盆中上绪，就是把理出的茧子丝头，与绕在小籰上的丝粘在一起转动，把茧丝揪出来。

我们从社员家里寻出保存下来的木制土丝车，请木匠仿造了7部，用年纪大的妇女（半老力）试做，她们在年轻时都做过土丝，还没有完全忘记。结果这项传统手工业很快恢复起来了，做出的土丝都有外贸部门收购，半年赚了760元。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很大了，要抵几十亩田的收入。大队看到后，认为这条路子好，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就讨论推广，并成为干部群众中的热门话题，最后大家认为搞土丝车，还不如重建缫丝厂。

当年任红卫大队副书记的周明芝，深情地回忆起重建缫丝厂的情况。他说：

开始时，红卫六队搞土丝车，做土丝，供外贸出口。费达生看见了，到村里来对我讲：“手工做土丝效率低、质量差、售价低，机械缫丝效率高、质量好、售价高。现在蚕丝出口行情好，开弦弓村应该把缫丝厂恢复起来。”所以，提起村里办工业，我就想到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他们时时在为村民着想。他们进开弦弓村，给村里带来了知识，带来了生气，带来了知名度。

新丝厂能顺利地恢复起来，象老丝厂的创办一样，同样离不开费达生的支持。因为她一听说办缫丝厂最起劲，情绪就会激动，恨不得马上把缫丝厂办起来。在新丝厂创办过程中，费达生帮助厂里解决了很多设备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以后一二十年里，她始终关心着缫丝厂的生产和经营，有一次到厂里来，听说厂丝质量下降，她急得象小孩一样当众哭了起来，使在场的干部和职工深受感动。

二、逆势而上，江村重建缫丝厂

费达生的意见引起大家的重视，村里商量要把缫丝厂重新办起来，大家都有信心，都很高兴。但是单靠一个红卫大队办，有困难，办法是和邻近几个大队联合搞。当年，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农村很穷。集体和个人平时看不到钱，大队自身没有资金，只有生产队有一点用于添置农具和农业再生产的“公积金”。

红卫大队就联系周围立新、轮穗、庆祝、繁荣、合群、曙光等6个大队，他们都表示愿意入股。共集21股，每股1000元，筹款2万1千元。立新大队3股，其余大队2股或1股，红卫是发起的大队，股数最多，是9股，股金都来自各生产队的公积金。因为连红卫大队共有七个大队联办，所以这个缫丝厂在村民中还有一个十分亲切的名字——七联厂。

为了理清新丝厂创办的具体过程，我们找到了当年负责筹建新丝厂的老厂长周梅生。1967年村里重建缫丝厂时，他担任红卫大队民兵营长，今年已78岁。我们见面后，他先记忆犹新地回忆起1957年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时，与费老合影的情景。同时，对曾为全村人民带来实惠的老丝厂和新丝厂，流露出恋恋深情。他说：

大队讨论办新丝厂，大家信心很足。大队要我总负责，另外再配一名会计、一名保管员。我在家只读过小学，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部队学点文化，能写信看报。厂里要写报告，我任担不起了，但也有办法，请会计起草，自己在会上读读。大队看中的是肯干，能吃苦耐劳。

虽然，“文革”时期，以粮为纲，农村办厂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但是，机遇也在产生，当时缫丝工业都在城市，但城市里忙于武斗，工厂停产“闹革命”。蚕丝出口的外贸任务完不成，外贸部门为了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被迫到乡下来收土丝。所以创办缫丝厂，虽然政策上不支持，保外贸部门在暗底里支持。办厂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银行里贷款贷不到，只能自己筹集。由红卫大队发起，以红卫大队为主，与邻近6个大队商量合股创办缫丝厂。

办缫丝厂不能再用脚踏的土丝车了，需要引进新的设备和技术，当时缫丝厂主要集中在无锡和苏州，又以无锡为主。所需的立缫机、复摇机、著茧机等主要设备，主要是到无锡国营缫丝厂买的旧车，就是大厂淘汰下来的老设备。由于钢铁等原材料紧张，有的设备缺少铁架子，他们想土办法解决，安装时砌砖墩做基础，调试好后照样缫丝。没有锅炉，怎么办？缫丝厂需要大量热水，用于煮茧和缫丝，但锅炉对他们来说，已是不敢问津的洋设备了，一是价格贵，二是计划供应，村办厂要买也不卖给你。他们再想土办法，用铁皮敲一只大圆桶烧水，也用了几年。

再是技术那里来？第一批熟练工3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村里在老丝厂做过的老工人，虽然老丝厂被日本人破坏后，已过去整整30年，她们都已年过半百，但当年她们在老丝厂学到的技术还没有完全忘记，上机后很快就适应了。还有一部分是苏州第一缫丝厂的下放工人，她们原来都是本村的村民，在老丝厂做过，有十多人。五十年代，她们作为农村支援城市工业被招工进城，到了困难时期下放回乡。她们长期在工厂做工，是有技术的老师傅，田里的农活反而做不好。村里重办缫丝厂，她们最高兴，因为手里掌握的技术又有了用武之地，自然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办厂初期，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真是艰苦创业，周梅生老厂长继续回忆说：

开始时，用毛竹搭几间简易棚住人，干部、工人都是自己带饭，小菜主要是本地产的紫大头菜。我到城里采购原辅材料，为了办事方便一点，自己带一包蹩脚香烟发发。工厂白手起家，从小到大，逐年扩大，第一年一组缫丝车，实际上只有6台缫丝机，120绪。第二年增加到两组车，12台缫丝机，240绪。几年以后，厂里有了钱，逐年增添各种配套设备。人员也不断增加，除了技术工人进厂不受限制外，新进职工原则上按各大队股份比例选派，再由村落实到户。红卫股份多，进厂工人也多。年轻人都想进厂，股份少的大队，就抓钩子（抽签）。

致于为什么办丝厂？道理很简单，就是大家寻点钱，归生产队分红，改善社员生活。开始时，受政策上“以粮为纲”的限制，厂里工人的工资只能转到所在生产队记工分，年底由生产队分红、发工分粮。后来感到，转来转去太麻烦，而且影响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就直接由厂里发工资。月工资平均只有十多元，后来增加到二十多元，我当厂长每月拿工资30多元，其它补贴都没有。

现在回头想想，村里办了厂，田照样种好，工业收入是净多的。当地人多田少，大家都靠有限的土地生活，人越多越苦。办厂初，开弦弓村进厂就有30多人，后来工厂上升公社时，村里进厂工人已超过100多人。村民穷与富，就是靠厂，没有厂，这100多人都在田里做，这笔不小的工资收入就没有了。所以，办工业确实是农村必走的一条出路。

在开弦弓村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困难和问题奇迹般地一个个被解决，新丝厂很快在开弦弓村的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了。这一历史壮举，却如一枝傲霜斗雪的梅花，在“文革”风雨中，昂首萌放。

三、二度平调，书记一语归公社

1968年5月，开弦弓村缫丝厂正式开工生产。逐年把赚到的利润投入再生产，经过五年的艰苦创业，已成为能独立运转的工业企业。缫丝厂办起来后，村里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工作上活络多了，有了厂就像通了天一样。当时，茧子控制很紧，外贸部门把国家统购的茧子分出来，供给村里缫丝厂缫。村里缺少什么物资，以缫丝厂的名义申请，就容易。而且经常有人来参观，上级部门的关系多了，到县里办点事很方便。

但是，1972年，新丝厂被公社看中并接管，名义上被提升为庙港公社缫丝厂，公社派来一名干部担任书记，负责行政管理和掌握审批权，使工厂由村办厂转为公社办厂，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的农业村。

原红卫大队书记周明芝，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当时，庙港公社经济薄弱，不少开支都到厂里来报销。后来，公社书记向我们提出，要把缫丝厂转为公社办厂，要我们从全局出发，因为上升为社办厂后，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开始时，大家都想不通，但也知道既然公社书记已经开口，挡也挡不住了。“文革”期间，样样都讲“政治挂帅”，想不通也要办。唯一能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把股金归回给各个大队，因为这是各生产队的公积金。

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把村办缫丝厂收归公社，成为公社里的骨干企业，公社自己没有本事，就用平调村办厂的办法来充胖子。缫丝厂收归公社后，公社书记要求厂里建立厂长基金。开始每月200元，主要用于报销公社干部的招待费。市里、县里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交流，吃顿饭应该报销，喝点酒、抽支烟应该报销。

公社也象一个人一样，场面上想要大气点，口袋里要有钱，没有钱就做不像人。但是大家都来报销，200元5天就报完了，下一年加了个零，变成2000元，还是不够用。过几年再加个零，就是两万元了。说得难听点，缫丝厂已变成了公社的皮夹子和饭店。

缫丝厂被公社接管后，以资金紧张为由，一直把各大队的股金宕在账上，十年后才在村民的要求下归回，既不付利息，更没有分到一分钱红利。所以“社员认为，这是1958年‘一大二公’后的又一次平调”[①]这样一家由开弦弓村等7个村自发联合创办起来的股份制缫丝厂，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总算初有模样，使村民看到了新的出路和活路。但仅凭公社书记的一句话，在厂门口换上了“庙港公社缫丝厂”的牌子，一家好端端的缫丝厂，就从村民手中夺去了。

虽然在今天看来，一个村办厂被公社无偿收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年，由此引起的企业性质的变更和全厂整体资产的转移，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或者说争议在浓重政治色彩的介释工作中，村干部和村民的不同意见轻而易举地被压制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蕴含着的具有时代印记的主客观原因：

一是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家都认为越大越公，越大越革命。缫丝厂从村办转为社办，都被认为是企业的地位提高了，厂里干部和职工也都会认为自己在公社办厂里工作，比在村办厂工作更加体面。如果谁对这件事有所抵触和不理解，反而会被认为是思想觉悟低。

二是工厂发展的前景更加宽阔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公社可以动用全社的生产要素和计划指标加强企业的发展，而且更容易处理与县、公社各主管部门和单位的关系，得到更多的计划原料（茧子）和其它紧缺物资。

三是公社是顶头上司，公社确定了的事，村里要翻天也翻不了，只能听之任之。新丝厂被提升为社办企业后，厂里职工仍然主要来自开弦弓村及邻近几个村，为村里解决劳动力的出路，各个村仍然是得益的。

四是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开始步人发展期，厂里干部、职工的收入在逐年提高，思想稳定。

四、白手起家，南村办起丝织厂

1978年初，时处改革开放的前夕，开弦弓村还以小清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村。自缫丝厂收归公社后成为无工业村以来，两村的干部群众又一次萌发了办工业的想法，探索工业兴村的新进程。当年红卫大队（南村）丝织厂创办人谭汉文，回忆了创办红卫丝织厂的酝酿过程。

他说：

当年，无锡县还是苏州地区管辖的8县之一，乡村工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号称“华夏第一县”。在无锡县的影响下，吴江在政策上开始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开弦弓村一直是县里的样板村，农业、副业都走在全县前面。但是，缫丝厂被公社平调后，开弦弓村又回到了无工业的农业村。大家感到，我们开弦弓村有办工业的经验，县里号召发展乡村工业，我们应该向无锡县学习，把村办工业尽早办起来。

办什么厂呢？除了办过缫丝厂外，其它厂都没有经验。这时，我们想到了队里的插队青年，他们是“文革”期间，向应毛主席的号召，插队到我们村里的盛泽中学的学生。盛泽是著名的丝绸重镇，几位知青（插队的知识青年）的父母都在盛泽丝织大厂里工作。其中有一位青年叫曹金妹，祖父当丝织厂厂长，我们到盛泽镇向这位厂长征求办厂的意见。他爽快地讲：“要办厂就办丝织厂”。一是丝织品市场大，二是技术和设备可帮助联系和解决。

1978年，大队决定创办红卫丝织厂，第一期工程上6台k611丝织机。k611丝织机为全铁结构，电机传动，安装方便，操作简便。最大的优点是价格不高，既能织低档大宗化纤织品，又能织高档真丝绸品种。在无梭织机引进之前，全县丝织企业普遍采用k611织机。当时，物资供应十分紧张，都要计划分配。村里打着样板村的牌子，向上争取得到6台丝织机的计划，凭县计委调拔单到盛泽镇华生纺机厂提货。但是，仍需要用3吨钢材调换。

谭汉文回忆说：

钢材也是紧张物资，又到那里去要呢？我们就想办法，先开船到苏州收购废铁，用废铁换钢材。下半年再用钢材去换织机，每台织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6台织机近2万。当年集体资金很少，买织机的钱主要是借用各生产队的公积金。缺口部分由村干部与生产队长一起，挨家挨户做工作，向社员借，总算凑满资金把织机买回来。

第一次进原料，厂里又没有钱，再分头向社员借了一千多元。这些钱并不多，现在一家一户都能拿得出。但是，当时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生产队和社员能凑足这笔钱，已是很大的数目了。回头来看，真是不容易，因为就靠这点钱又一次启动了农村工业。

有了丝织机就象战士有了武器，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但其它困难还很多，种田人第一次办丝织厂，样样都要从头学。如有了机器要有人会开，还要有人会维修，机器开了如何管理等等。我们先到盛泽通过知青的父母找懂行的人，了解生产环节和管理知识，再与盛泽大厂联系培训事宜。

丝绸织造是吴江的传统经济优势和主导产业，当时全县丝织业主要集中在盛泽的“四新”厂，即：新生、新华、新联、新民等4家大厂，每家厂都有几千工人。当时，大厂还是捧着计划经济的金饭碗朝南坐，象开弦弓村这样土里土气的村办小丝厂走进去，根本不放在眼里，联系了几家都没有成功。接着他们找县经委一位主任，由他出面联系，才同意接受培训。

办织造厂是村里的新生事物，充满希望，感到有奔头。特别是年轻人，听到要派人出去培训的消息，热情很高，都想出去。村里就提出条件，年龄20岁以下，平时在生产队劳动吃得起苦，还要手脚灵利，脑子聪明。第一批村里派出9人，8人学挡车，1人学维修。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大队选派原6队队长倪进兴专门抓工业，由谭汉文担任厂长，具体负责丝织厂工作。工人有大队提出一些条件，各生产队推派，尽量照顾到户。第一年30人，第二年增加到70人，第三年增加到时94人。

 1979年6台机，就赚了7万元。下半年再增加6台机，利润超过10万元。1981年又添了4台机，利润超过15万元，台机利润近1万元。工厂地点就在红卫大队部后面的大会堂里，现今已开成饭店。丝织厂上马后，直接进入发展期，设备年年增加，效益逐年上升。

五、学华西村，北村探索致富经

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弦弓北村与南村一样，也在酝酿办工业。时任北村村书记的谈雪荣，他在2008年9月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回顾了北村白手起家办工业的一段朴实而传奇的经历。他说：

文革后期，我们这些村干部，被组织到江阴华西村取经，因为华西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那里的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农业学大寨，要你搞农业，不要你搞工业。我们看了华西村的农业，感到比我们开弦弓村好不了多少，仅从水稻生产的经济收入上讲，也改善不了什么。那么他们建房、修路的钱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总感到华西村隐瞒了什么。

黄昏后，村子静下来了，我听到有异样的声音，循着声音，找到了一座拉着厚厚窗帘的房屋，四周围有竹篱笆，里面就是不给外人参观的村办工厂。我们终于发现了当年华西村隐藏的秘密：华西村就是靠这些不启眼的村办小工厂的利润，致富了群众，支撑着“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华西村的富，富在他们有工业，有村办工业。华西村看准了发展工业的方向，他们成功了，十几年后，华西村又成为改革的典型。

参观回来后，我们下决心再办工业。当时怎么办？就是用星期六工程师，所谓星期六工程师，就是国营厂里的技术工人，利用节假休息时间，到乡镇企业兼职。那时农村虽然穷，但是还有些办法，就是搞点福利，吸引来这里的能人。因为当时国营厂没有什么东西，我们这里鸡呀，鸭呀，鱼虾都有，我们跟你搞关系，每人一个鸭子，一条鱼什么的，来的人已很高兴了。

开弦弓村北村用很少的钱，购买了国营工厂淘汰的设备，在星期六工程师的指导下，生产出的纺织品，用扁担挑到浙江，买给那里的个体户。资本、技术、设备、市场等现代企业要素，就这样在握锄头的村民手里盘活了。

开弦弓村王建民书记也回忆了北村办厂的过程，他说：

1978年，我们听到南村红卫大队要办丝织厂，第二年，我们立新大队（开弦弓北村）也提出要办丝织厂。办工厂开头最难，农民除了“六棵头”（种田），既不懂技术，又不领行情，既无设备，又少资金。办厂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钱也买不到，都要找关系。

当年我是生产队会计，大队干部来找我，要我一起动脑筋，把丝织厂办起来。我们首先想到了费达生，她最关心开弦弓村，1929年和1967年她两次帮助开弦弓村创办了缫丝厂，使村民尝到了办工业的甜头。当年她任职于苏州丝绸工学院，几十年来，一直惦记着开弦弓村。我们到苏州丝绸工学院找费达生，当她知道村里要办丝织厂，心情比自己的事情还高兴。在费达生的帮助下，我们通过苏州丝绸工学院，在苏州大厂买到了12台铁木丝织机，并帮助培训职工。

我们先在大队部腾出几间房子做车间，生产特丽纶和头巾纱。当年产品好销，但原料难买。费达生知道后，又帮助村里解决了半吨人造丝。第二年，我们了解到本县坛丘农机厂在造丝织机，又添了6台k611全铁织机，扩大了生产规模。分配上为了稳定农业，强调同工同酬，工人工资不能高出务农人员太多。学徒工每月18元，3个月后，按工种定工资，每月27元至30元，保全工最高，超过30元。开头一段时间，工资先转入生产队记工分，年底由生产队统一分红。虽然规模不算大，但终于又踏上了发展工业的道路。

六、乘胜前进，工业再上新台阶

1980年10月，沈春荣接任红卫大队书记。当时开弦弓村自1962年分开起，分成红卫、立新两个大队，都办了丝织厂。两个大队的规模基本相等，红卫大队有10个生产队，299户，1202人，耕田2456亩。立新大队有9个生产队，292户，1102人，耕田2647亩。在沈春荣书记的任期里，完成了两村的合并。

合并之初，村民中议论比较大问题是：“谁吃亏了，谁便宜了”。红卫丝织厂比立新早办一年，有丝织机16台，管理上抓得严，又争取到上级部门的支持，进的原材料价格便宜，产品质量高，生产成本轻，发展势头比立新强。立新大队有丝织机12台，发展的路子比较狭。1982年4月，两个大队重新合并时，红卫积余17.8万元，立新亏了几万元。

因为两村都是集体经济，只要原来账目清楚，合并后新的领导班子一建立，又是一个新的集体，就不再分你我了。两个村合并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原来南北两村两个丝织厂合并成一个厂，重建新厂房，扩大了生产规模，使开弦弓村成为全县工业兴村的样板村之一。

沈春荣书记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兴办新厂的生动过程。他说：

我们作为村干部主要从新集体的大局出发，做好解释工作，团结全村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把经济搞上去。在村的西头，小清河北岸，与缫丝厂隔河相对的农地上建新厂房。靠这积累的十几万元钱和两个老厂原有的设备，创办开弦弓村丝织厂。为了节约资金，我们发动村民无尝去运石材、石灰、砖头等建筑材料。请本村村民徐雪其造新厂房，他造过农房，但没有造过厂房，先到盛泽大厂去参观，然后土法上马。

 技术力量不足，就走出去找关系。先找到苏州工商联，当时工商联成员都是党外人士，原来是资本家，熟悉工业。其中有一人是庙港人，我们利用费孝通先生的知名度和家乡情谊，请他指导和支持。由他与苏州光明丝织厂联系，请来一名有经验的老师傅吴同宪，来开弦弓指导技术，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村里再派10多位年轻人，到光明丝织厂学习保全工，光明丝织厂是苏州有名的国有大企业。同时，村里派出几十名女青年到盛泽新联丝织厂培训，学挡车工。我们通过技术引进和学习，在老厂的基础上，把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在建造新丝织厂的过程中，开弦弓村坚持艰苦创业的原则，采购的设备主要是旧织机，平均每台只要2000元，而买新设备，市场价已上升到5000元，两台新的可买5台旧的。大多数旧设备经过调试，或换过几个易损件，在使用功能上不比新设备差。等厂房造好时，新购置的丝织机已经到了，出去培训的人员也都络续回来了。他们一面安装新织机，一面把两家老厂里的织机迁过来，面貌全新的开弦弓丝织厂很快就上马开业了。

开弦弓丝织厂总投资100多万元（部分是银行贷款），分两期工程进行。1982年第一期，建厂房1100平方米，安装丝织机54台，辅助设备有捻丝车11台、整经机2台、落丝车2台、纡子车96绽、翻丝车1台。1984年再上第二期工程，丝织机总数达到86台，并增添配套辅助设备。

新厂开工后，很快进入正常的生产阶段，把主要精力转向产品的销售和开发上。不断试制新产品，开发出织锦缎和提花产品等系列新产品，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产品价格和利润。同时，县里在丝绸重镇盛泽创办东方丝绸市场，村里作为庙港乡的骨干企业单位，投资7000元建销售门市部。借助丝绸专业市场的功能，打开产品销售渠道，按照市场信息，与用户单位建立直销关系，产品销往盛泽、苏州、上海、南京、连云港等地。如为上海制伞总厂提供大宗涂层尼丝纺和特丽纶等产品，成为厂里的重要客户。

 八十年代中期，城乡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动，经济联系日益增多。从1984年开始，县里提出建立城乡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工业的途径。开弦弓村在于孟达县长的支持和牵头下，先与盛泽新联丝织厂搞联营，帮助村里培训人员，再在村里创办联营丝织厂。但是，这个消息被庙港公社听到后，又象平调缫丝厂一样，把这个项目抢去了。唯一的理由是公社也需要这一项目，所村民议论说：“公社自己没有本事，专门抢村里的”。

村里不服气，再与盛泽新民丝织厂合资搞联营，新民厂占51%股份，开弦弓村占49%股份，对方派正厂长，村里派副厂长。同时，在创办开弦弓村丝织厂和联营丝织厂的基础上，村里还先后建造了酒厂、食品厂、粮饲加工厂、方格簇制板厂等多家企业，但效益都不能与丝织厂相比，主要是增加点就业岗位。两个大队合并前，立新大队已办了几年酒厂，有些基础。合并后扩大点规模，原料是由每个生产队提供几百斤粮食，酿成的酒，在本县销售。到1990年前，全村工业固定资产达到750万元，每年利润几十万元，最高的一年达到105万元。

1989年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淮冰带领“苏南模式与社会进步”课题组，来开弦弓村调研。在他发表的“江村见闻”[②]中，记录了他看到的开弦弓村：

这个村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农副工协调发展。1988年农副工三业总产值为837万元。工业488.32万元，占58%；副业259.24万元，占31%；农业89.79万元，占11%……从1981年到1988年，前后八年，三次投入，办了三个工厂：开弦弓丝织厂、江村联营丝织厂、食品饮料厂。去年还化30万元办起了一个85千瓦用柴油发电的小电厂，解决生产、生活缺电的困难。看来他们在办工业时，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1988年，标志经济效益的村办工业净收入为137.18万元，具体分配如下：

国家税收：30.03万元；

工人工资：54.47万元；

利    润：52.68万元；

乡村工业在苏南已是“三十而立”，利国利民，挑着国家税收和集体事业支出的重担，艰苦奋斗，确实站稳了脚跟，经得起风吹浪打。

七、工业兴村，开弦弓村换新貌

村里有了工业，全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沈春荣老书记等村干部把当年村办工业兴起后，给村里带来的好处，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列出：

首先，象滚雪球一样，工厂越滚越大。办厂之初，开弦弓村为了凑足上6台织机的2万元钱，动用生产队的公积金，不足部分还得一家一户地与社员借，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6台织机买回来。有了工业后，开弦弓村把工业上赚到的钱，大部分钱继续投资办工业，每年新上一二十台织机很轻松，有力地推动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工业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后，农民的经济收入就主要来源于工业。丝织厂上第一期时，村里坚持1户1工，纯农户、困难户先来。上二期时，增加到1户2工。所以村民拥护办工业，主要是解决了劳动力的出路。至八十年代末，全村转移劳动力420多人，年轻人都进了厂，平均每户有2人进厂，包括为工厂服务的人员，剩下种田的都是50多岁的半老力。

第三，工业上赚了钱，就有力量“以工补农”，稳定农副业生产。并村之前红卫大队为了鼓励村民养羊，厂里拿点钱出来，对养羊农户进行补贴。养一只羊补贴十几元，调动了养羊积极性，不少农户都到震泽去买羊。红卫9队一位社员，养了7只羊，补到86元，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发展蚕桑，要平整土地，按土方给予适当补贴，这项工作就推动起来了。八十年代，开弦弓是全县农业现代化的试点村，当时添置了联合收割机1台、中型拖拉机1台、还有插秧机等一批农机，都是从工业利润中支出的。

第四，村里每年从企业上交的利润中拿出一点钱，照顾全村孤独老人和补助退休村干部。如1995年全村共补贴10户，补贴金额达2590元。

第五，集体事业有力量办了。两大队合并前，红卫大队早一年办丝织厂，第一年赚了五六万，拿出两万元，造了五楼五底的大队办公楼。当年县里的大队部都是平房，红卫是全县的样板大队，来村里参观的人，一看大队办公楼，就服贴了。二个大队合并后，工业有了新的发展，用工业上的钱在村里建了农贸市场，改善了村里的环境。

第六，重建开弦弓小学。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基建，到1990年8月竣工，建三层教育楼一座，平房9间，总建筑面积1253.9平方米，整修了操场、跑道，增加了绿化和配套设施。总造价48万元，其中开弦弓村投资16万元，都是村里各企业上交的利润。

曾长期分管吴江市工业的朱士声副县长，对乡镇工业的发展概括了十大贡献[③]，读来令人信服：

1、乡镇工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场所；

2、乡镇工业是农民小康、致富的主要来源；

3、乡镇工业是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4、乡镇工业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5、乡镇工业是小城镇建设的物质支柱；

6、乡镇工业是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物质基础；

7、乡镇工业是对外开放和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

8、乡镇工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

9、兴办乡镇工业是消灭“三大差别”，农村实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10、兴办乡镇工业还促进农民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有诗为证：

村民不忘老丝厂，

工业兴村意志坚。

更乘春风再创业，

轻舟破浪好扬帆。

附表：

1978年—1986年开弦弓村工业产值、效益统计表[④]

                                               （经济单位：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