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二章 改革春风吹，处处气象新

第十二章  改革春风吹，处处气象新

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标志，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各行各业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全国上下出现复兴的新气象。开弦弓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传统副业得到恢复，村办工业兴起，村民的就业门路扩大，全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村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一、“兄弟分家”，老大、老二都高兴

姚富坤回顾了开弦弓村生产制度改革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5年至1978年，由于当时的大政策仍然是“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越大越公”，越做越穷。村里干部、群众实在看不过去了，冒着风险，自发对生产制度进行改革。把原生产队分成几个小组，开展季节性的生产承包责任制。具体的做法是，对“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大忙季节的农活，实行“定工分、定田亩、定质量”的承包制。实践下来效果很好，既减少了浪工，又使成熟的粮食得到及时收割和入库，并提前完成播种任务，使农忙时间比往年缩短了四至五天。农忙结束后，小组就解散，完全处于半公开状态。

第二阶段，1979年至1982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党对农村的政策逐步放宽。七都公社吴溇大队第十生产队率先实行分组联产责任制，村里开船去参观学习，队长、组长都参加。回来后，先在开弦弓7队和12队搞试点。农田、农具都分到组，以产量定工分，然后在全村推开。大多数生产队分成3个组，人数少的生产队分成2个组。脱粒机，船只等集体大型农具，以及仓库、公场、蚕具都平分到组。仍以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年终仍在一本账上分红。但组与组之间有了竞争性，工效提高、产量提高、分配水平提高。

第三阶段，1983年，农村公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田按人头划分，原则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实行“三田制”，即：口粮田，按家庭人口划分，每人半亩；责任田，按劳动力划分，每劳动力一亩左右；饲料田，按农户平均养猪数来划分，1头猪约0.1亩。同时，调整了社员家前屋后的自留地。

产品分配实行大包干，农户在完成规定交纳的国家征购任务（农业税）、集体的“两金一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自主支配收获的农副产品，自主安排家庭经济收益。原生产队所有的农具、农船和农业生产资料，全部分到农户。

大型农具最难分，比如船只，每个生产队平均拥有6到7只，但农户数平均约30多户，不够分。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队里补贴一点，社员自己出一点，平均每个生产队新买船只10只以上，平均2至3户分到一只船。小农具、蚕具也都分到户，分不够再添。拖拉机、水泵等，一家一户难解决的，仍有集体指定专门人员管理。

如果说，土地改革还带有“革命”的味道，那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全村始终扬益着喜庆的气氛。全村就象弟兄分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在闹哄哄中有条不紊地，把原生产队所有的全部集体资产分到农户，在全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画上了一个彻底结束的句号。

“分家”时，村民之间也有计较，为了分得公平，难免会吵吵闹闹。但是，“分家”的结果是，“老大”高兴，“老二”也开心。因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有了耕作土地的自主权，可以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的生活。

二、农艺改革，“勤谨”反被“懒惰”笑

开弦弓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全村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艺改革是其中之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田里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生产做好做坏处处在留心。不光要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而且要降低成本，省力省工。因为省下来的精力和时间，可以搞其它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免耕法应运而生。

长期担任农技员的姚富坤，他对免耕法特别熟悉和充满感情，他高兴地回忆说：

免耕法指晚稻收割后，不经耕翻，直接播种小麦，或直接种入油菜，这样可省去很大的劳动量。当年先有公社农科站在少量田块里搞试验，用免耕法种麦、种菜。我作为村农技员一起参加了试验，弄清了其中的科学道理后，也在自己家里的田里使用免耕法。所以，我是村里第一家搞免耕法的农户。

开始时，大家不相信，说这是懒人想出的懒办法。把用免耕法种的麦子和油菜，称作“懒汉麦”、“懒汉菜”。因为农民世世代代种田，都是先耕翻土地，再播种，称为精耕细作。合作化后，更是强调深耕密植，从来没有听说种田不耕田的。最后结果呢，免耕田的小麦，平均每亩可收750斤，耕翻田只能收600斤，每亩增加产量100多斤。油菜也明显增产，免耕田的产量远远超过了传统耕翻田的产量。在事实面前，不相信也得相信，大家服贴了。第二年，全村农户纷纷使用免耕法，大家一齐赞美科学种田好，没有人再说免耕法是懒人种田了。

为什么使用免耕法省了工还能增产呢？姚富坤详细地讲述了其中的科学道理，他说：

免耕麦的优势之一是：抡季节。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搞农业生产先要善于适应农时。江南农村传统的种植制度，普遍使用“稻-麦”两熟制，水稻收割后，先要耕翻土地，再把土块耙细，做成土垄（埨），才能播种小麦，费时费工，劳动强度大。使用免耕法，稻子一收，直接播种麦子，既省时、省工，而且播种时间比传统耕翻法提前一星期左右，抢到了农时。可以使小麦在寒冬到来之前，幼苗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棵分蘖，使麦苗粗壮，有利于开春后拔节、抽穗和灌浆，提高了产量。

免耕麦的优势之二是：水稻收割后，土地不用耕翻，土壤原有的毛细管系统不受破坏，地下水份容易送达地表，利于小麦发芽和生根。其次土壤组织紧密，容易保持水份和减少肥料流失，并使麦苗扎根牢固，增强抗寒能力。对油菜的生长来说，“免耕菜”相对传统种法，与免耕小麦一样，也具有抢季节、利生长的优点外，特别有利于提高油菜的抗寒能力。因为耕翻地土壤间隙大，扎根松，遇到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由地面土壤中的水份形成“霜吊冰”，把菜根拔起。按免耕法种的油菜，风吹不到根部，就不会受“霜吊冰”等冻害。

三、发展蚕桑，批评表扬同一事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结束了“以粮为纲”、轻视副业，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局面，产业结构调整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对原来认真执行极左路线的干部来说，无论是被迫、还是自觉参加这项工作，都面临着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事。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始终与粮食征购任务联系在一起。“文革”时，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一级压一级，盯着种粮面积不放。宁可把副业禁掉，也不能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村干部和村民为了增加收入，想恢复一点蚕桑副业，只能偷偷摸摸地干。

姚富坤回忆说：

1975年冬，号召“农业学大寨”，大搞整田平地，农田园林化。红卫大队（开弦弓南村）平整城角圩，把原来自然形成的不规则形状，去边角，结成统一尺寸的长方形田块。被划在外边的“边角”田，共有88亩，村里有意不种粮，暗底里种上桑树，搞副业。下一年，立新大队（开弦弓北村）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平整土地中，利用边角田增加桑地66亩。两三年之后桑苗长成了粗壮的成龄树，看到的人无不赞慕。

这件事后来被庙港公社书记发现，他生气地说，“你们胆子真大，粮田里种桑树”，命令我们把桑树坌掉,重新种粮食。红卫大队书记周明芝，性格耿直，坚持不坌。他说“社员辛辛苦苦种好这片桑树，怎么舍得坌掉，要么把我撤职，不然我不好向社员交代”。有一天，公社书记到开弦弓村来，要周明芝召开社员大会，组织大家去把桑树挖掉。周明芝不肯让步，他说：“我主持会场，你去说话。”这时公社书记发火了，心想我公社书记听你大队书记安排，就重重地敲了一记桌子，周明芝不甘示弱，也敲了一记桌子，两人就吵了起来。最后公社同意由红卫大队到太湖边围垦120亩滩涂，作为弥补粮田减少的措施，这样公社、大队都不失面子。

1979年，这位公社书记被调到本县八圻公社当书记，这时候政策转向了，县里号召粮改桑，即把一部分粮田改成桑地，发展养蚕业，并号召全县蚕桑学红卫（开弦弓南村）。有一天，就是这位书记带了八圻公社的社、队干部来开弦弓村学习蚕桑经验。接头时，他不无尴尬地向村干部道歉，他说：“五年前批评你们，要你们坌桑树，今天带人来向你们学习种桑养蚕，说明你们做得对。”

改革开放后，丝绸出口迅速回升，蚕茧价格上涨，种桑养蚕尝到了甜头。庙港公社出台鼓励政策，对新增桑地，补贴桑苗钱。村里逐年扩大桑地面积，红卫大队在1975年增加88亩的基础上，1979年又增加桑地100亩，全大队桑地总面积达到318亩。

四、市场导向，产业结构巧调整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形成，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要化大气力做的事，常常显得轻而易举了。比如政府原来要农民搞产业结构调整，难上难。先要层层开会，动员发动，还要出台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农民还是有的肯调，有的不肯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信息为导向，以赚钱多少为动力。依靠市场这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无形的手，巧妙、有效地组合社会各方面的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满足社会不同的需求。不费政府举步之劳，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来需化九牛二虎之力的难事，变成了简单易行的容易事。

开弦弓村近在太湖边，清澈的太湖水通过河道流入村区内的东庄荡、西庄荡和周围河网，由于开弦弓村水域的水质好，养殖的虾、蟹、鱼类等水产，味道鲜美，可与野生相媲美，发展淡水养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八十年代中期，人工培育蟹苗成功，池塘养蟹业应运而生。至九十年代中期，粮食征购任务继续减轻，粮食购销完全进入市场，为“粮改渔”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开弦弓村先有少数村民掌握了池塘养蟹技术，并摸索出虾蟹混养、鱼蟹套养的成功经验，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村民纷纷效仿，开池养蟹的面积逐年增加。从1996年开始，到2008年全村已有2400亩农田开挖成鱼塘，有8个生产队变成无稻田队，其余生产队也只有少量零星稻田。如23队，开鱼池103亩，还剩16.1亩稻田，全队85人，平均每人不到2分稻田。

讲到粮改渔，姚富坤用详实的数据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为什么村民会这样积极地去开挖池塘呢？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开鱼池收益高，一次开挖，长年受益。种粮食收益低，而且人辛苦。可以这样算本账：1亩田种稻，收稻谷1100斤，每斤稻谷以0.9元计算,产值990元，扣去成本：人工10工，300元；化肥140元；农药60元；种子15元；机耕、脱粒、管水120元，共计成本635元，得利润355元。如开挖鱼塘，2006年1亩田池租金已达到800至850元，超过种稻收入445至495元。在两种经营方式面前，村民都愿意选择开挖鱼池，坐收比种粮多得多的池租金。

而且，池租金在逐年提高，1996年，每亩池租金平均280元，2000年上升到380元，2005年达到600至650元，2006年又上升到800至850元，2007年上升到900至1000元。为什么池租金会逐年提高呢？原因是池塘养殖的收益在提高。虽然池塘养殖的收益受气候和市场行情的影响，也有起落，但总体而言，比种水稻的收益高出多倍。

养殖户都采用虾蟹混养和鱼蟹套养的养殖技术：1月份，每亩放蟹苗1000只，1斤60只左右，约用蟹苗16斤，每斤40元，共640元。秋冬收成蟹80至100斤，每斤50元计，毛利4000元至5000元，净利3360到4360元。小蟹期，每亩放养虾苗25至30斤，收春虾70至80斤，成虾和虾苗都以每斤20元计，获利900至1000元。

虾收获后，进入中蟹期，5至6月，放养小鳜鱼30尾，每亩可获利600至700元。共计4860至6060元。另外，每亩还需扣除其它成本：池租金900元，饲料1000元，材料、药物、电费100元，共计2000元。实际每亩平均养殖净收益，理论计算为2860至4060元，与养殖户实际收益基本符合。

2005年，姚富坤曾对村里9家养殖户进行过调查，每户平均养殖20至30亩。亩均毛利4600元，尽利达到2500元，是水稻种植的7倍左右。每户年收入可达50000元至75000元。至2008年，建成蟹池2230亩，水稻田还剩347亩。有学者看到这一情况，十分吃惊，认为再开渔池要没有饭吃了。实际上，“粮改渔”是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生产的仍然是食品。如果种粮的收益超过养鱼、养蟹，农民又会主动地“渔改粮”了，所以这与城市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是两回事。

五、改革前后，变化之大不能比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当时学术界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确实，回过头来想想，从1954年，开弦弓村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算起，至1983年重新分田到户，算来正好30年。但是，实践已充分证明，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还是社会的进步。

事实是，合作化这30年，开弦弓村村民日子过得不容易，听生产队长吹哨子上工，在一本簿子上记工分，在一根称上分粮食。天不亮开早工，天黑了“挑灯夜战”开夜工，大年初一也在大搞积肥。但是，做煞还是苦煞，不说三年困难时期饿肚皮，平常年景每日三餐以粥为主，穿的是缝满补丁的衣服。大多数农户造不起房子，子女结婚，多数是在老房子里隔一隔，就算新房了。

讲起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开弦弓村23组组长徐雪荣语重心长地、而又不加思索地、如数家珍般地回忆起亲历的人生往事。他说：

我24岁当队长，当了32年生产队长，要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真是比也不能比，不知好了几十倍。当年除了大风大雨，作为队长，不但要天天出勤，而且还要隔夜里安排好生产队第二天的生产。一早出来吹哨子上工。天天开早工、开夜工，日日在喊“改天换地夺高产”，结果呢，连肚皮还吃不饱，做煞还是穷煞。

但是，粮食越紧张，饭越吃得下，一个人一顿吃一斤米饭，还讲没有吃饱。现在一个人吃二两、三两饭，却说吃不下。道理很简单，过去滑落落（单一）吃点饭，小菜连青菜萝卜都很少。政策放宽后，农副产品种得多了，家禽家畜养得多了，市场供应充足了，而且价格便宜，想吃什么有什么，肚皮里油水多了，饭就吃得少了。

那时候，生产队里做十分工（一个工），分3角、4角。一户人家，二、三个劳动力做一年，平均只能分到100多元。生产队全年总收入只有1300多元，队里年年有很多超支户。全开弦弓村年底总分配也不过2万多元，不如现在一家一户多。现在队里一个普通劳动力，年均收入超过3万元，超过了当年开弦弓村全村的分红水平。过去，村民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土织布，穿破了补一补，有的衣服补了又补还在穿。我年轻时穿过一条毛料裤子，已经晴煞（高兴）了。现在穿衣服，破了就丢，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队里就很难看到穿补丁衣服了，年轻人不但讲款式，还要讲品牌。

“文革”时期，学校教育不当一回事，不是老师不愿教，是大环境不要你认真读书。课本上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或所谓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文章。平时经常组织学生支农，到生产队劳动，说是为了防止年轻一代出“修正主义”，全队最高学历是初中。现在不对了，高中生在队里已经不希奇，我们生产队里已有大学生3人，过几年还会增多。

“文革”期间，不按经济规律搞经济，而是用行政手段指挥农业生产。全村粮田百分之百种双季稻，实际上两季不如现在一季，双季稻的米质差，不值钱，人做煞。号召“农业学大寨”，学什么呢？就是整田平地，农活稍有空，就去挑土方，搞粮田方格化。大搞积肥运动，罱河泥、窖草泥，名目繁多，不讲肥效，只求数量，把屋脚边的草皮都铲光，大年初一还在比挑水河泥。

大力发展养猪，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积肥，说养一头猪等于办一个小化肥厂，粮食再紧张，猪的饲料粮先要留足，集体地里种的菜，人不许吃，先要留给猪吃。增产（粮食）措施一套接一套，完全是盲目生产，瞎指挥。

过去农民家里连自行车都没有，现在仅我们东片4个队（西草田）就有汽车30辆，其中轿车20辆，小卡车10辆。过去，家庭手工业被取消，我父亲手里做过土丝，后来（合作化）就不允许做了。改革开放后，土地分到农户，村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收多收少归自己，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增强了责任心，大家都在动脑筋。

在完成征购任务的基础上，什么赚钱种什么，实事求是加科学，农副工三业协调，得到全面发展。不但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而且人又省力。现在是百业兴旺，全队20户人家，有一半多在办家庭工业，主要是做电脑横机，经营羊毛衫业。其余有开饭店1户，跑运输2户，养殖3户，进厂1户。我家儿子、媳妇就是搞羊毛衫编织，添置了7台电脑横机，已经做了五六年，今年（2007年）市场形势好，估计小夫妻全年可赚8万元。

六、年年造房，昔日泥工成老板

改革开放前，村里几乎看不到新房子，多数人家几代人挤在老房子里，要造房子不敢想。因为集体化时期，劳动单价低，一个工到年低只能分到几角钱，又无其它收入，所以手中无钱不能造。村民省吃俭用，手中积了点钱，却买不到建筑材料也造不成。因为当时，建筑材料奇缺，都要凭计划分配，国家、集体建房都不够，那里轮得到村民造房子。而且，就算千方百计买到了建筑材料，要请匠人（建筑师傅）请不到，不是没有人做匠人，而是年轻人想学个手艺，如木匠、泥水匠、裁缝，都要大队和公社批准，理由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

改革开放后，政策宽松了，村民手中有钱了，建筑和装修材料买得到，匠人好请，想造房子很容易，所以村里年年有人家造房子。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村民建房进入高潮期，而且大部分建楼房。总的趋势是，八十年代中期平房改楼房，九十年代楼房改别墅，房子越造越好。

下表反映开弦弓村从1991年以来，村民建房的情况，从1998年起，表中“楼房户”不作统计，实际情况是，建房户除少量辅助房为平房外，住宅房都为楼房，而且主要是别墅式楼房。

开弦弓村农户建房情况统计表

同时，农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造房户多，市场上建筑材料也多，建筑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红红火火的城乡流通的建房市场，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建筑行业，成为亦工亦农的建筑工人。

开弦弓村十队谈金虎就是当建筑工人发财致富的一个典型例子。谈金虎生于1959年，1977年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务农。24岁这一年父亲病故，姐姐出嫁，家中生活十分贫困。1983年，谈金虎学泥水匠进庙港建筑公司（当年还受集体经济体制的限制，只有乡一级才能成立建筑公司），开始时做小工，每天工资7角，满师后做大工，每天一元八角，农忙时要回队劳动。

有了技术，就可以闯市场。从1993年开始，谈金虎去上海承包工程，当起带班师傅。几年后取得了建筑三级证书，成了建筑行业里的小老板。活多人多、活少人少，管理机制十分灵活，业务越做越大，手中的钱也多起来了，不但在上海买了房子，而且把村里的4楼4底住宅装修得富丽堂皇。屋前原来坑坑洼洼的散地，整平后建成全村第一个室外小花园。目前，全村从事建筑业的人员，有140多人，成为村民就业的重要行业。

七、经济规律，顺之则兴逆则衰

张钰良老市长曾在庙港公社工作过，而且在当时的红卫大队蹲过点，对开弦弓村开革开放的情况很熟悉。他的回忆，充满哲理，给人启迪，记录如下：

七十年代，红卫大队农副业生产都搞得很出色，上面有什么新的要求，总是先到红卫大队来搞试点。那时，我在红卫大队蹲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况很有趣。贯彻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套理论，全部是从政治到政治，脱离生产实际的。不能讲生产成本、生产效益，因为凡是与金钱有关的概念，都归入了资产阶级的范畴。谁一讲赚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比如说农民种田，这是一件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人要吃饭，就要生产粮食。但在“文革”时期，有另外一套说法，叫做：“种田是为了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农业是单一农业，就是种粮食。七十年代中期，红卫大队搞粮改桑，利用一些边角田，发展蚕桑副业，当时能跨出这一步是了不起的，要冒风险的。我当时算了一本账，一亩田种双季稻，化的人工是种桑树的10倍，而产出的收益，正好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当年的汇率）之比。意思是：同样一亩田收入100元，那么种双季稻收到的是人民币，种桑树收到的是同样数量的美元。

农业又是奉命农业，不但种什么要听上级安排，而且怎样种法也有上级统一指挥，都是长官意志。群众做煞，干部也辛苦煞，“无事三十里，有事五十里”（指干部一天工作中走的路程），不是开会就是检查生产，一级吃牢一级，从总体上讲工作都十分认真。干部只能听上面的，上面叫干啥就干啥。叫做“传达不过夜，贯彻不走样，执行不变样”。

比如插秧，世代种田的农民，已形成一套熟练的插秧技术，但硬性推广“拉线插秧”。两人专门拉线，社员一字排开，听哨子插秧。这样做法，相互牵制，工效降低，农民不愿意执行。但干部不能向上面交待，就开会做社员的思想工作，讲为什么要搞拉线插秧呢？“因为政治上要讲路线，所以插秧就要拉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人都想赚钱，这是人类生存的本能，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在合作化时期，村民不是土地的主人，早晨听队长吹哨子出工，跑出家门，还不知道要拿什么工具，更不知道干什么活。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严重脱离，就不能形成生产力。

当年种三熟制，就是双季稻加一熟春花（小麦或油菜），按照自然规律，太湖地区的气候已不适宜种三熟制，但是上级要求种三熟制，种100%的双季稻。前季稻播种时，天气还十分寒冷，季节相当紧。寒潮来了，为了防止秧苗冻伤，就把家里的门拿到田头挡西北风。用柴草在田横头点火，说是为秧田取暖除霜。再用稻草灰撒到秧田里，为秧苗保暖，大风中撒一把吹掉一把。大家都明知这些活做的都是无用功，但都在认真地做，因为工分是照记的。农民干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记工分，劳动与劳动目的相背离。所以合作化时期“工分”成了罪恶之源。

有诗为证：

改革开放露欢颜，

自己安排责任田。

农副商工靠市场，

家家新房新衣衫。

附表：

1978年—1986年开弦弓村蚕茧产量统计表

注：改革开放后，开弦弓村的蚕桑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养蚕张数从1978年的825张增加到1086年的1656张，在8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加上茧质提高和茧价上涨等因素，蚕茧销售额从1978年的8.15万元增加到1986年的25.66万元，增涨了3倍多。

1978年—1986年开弦弓村粮食、油菜籽产量统计表

注：上表反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年里，随着工业和副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水稻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粮食总产基本平稳。

1978年—1986年开弦弓村水稻种植结构和单产统计表

注：上表反映开弦弓村改革开放后，在水稻种植结构上发生的变化。在“文革”期间，偏面追求粮食产量，种100%双季稻，产量虽有增加，但劳动强度大，劳力成本高。表中可清楚看出，从1981年起，开弦弓村开始恢复种植单季水稻，并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