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十章 饥饿从天降，走上讨饭路

第十章  饥饿从天降，走上讨饭路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饱饭”，前后仅延续三个月，至翌年（1959年）初，迎面而来的就是“勒紧裤带吃不饱”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开弦弓村村民在生存的道路上，经历了一场恶梦般的饥饿和妻离子散的灾难。我们作为本书的作者，虽然都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但在写作这一节的时候，心情仍然感到特别的沉重和困惑，感到有责任把这段史实忠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吸取教训，不再重现。

一、物极必反，饥饿悄然降人间

在开弦弓村的传统里，农民教育子女的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要珍惜粮食。父辈们成年累月地在田里耕作，日晒夜露，顶风冒雨，深知粮食来之不易。他们以身作则，敬重粮食，把盛在碗中的饭，吃得干干净净，一粒不剩。也要求子女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看到小孩浪费粮食的现像，就会说“罪过、罪过，要天打的”。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要生存，天天要吃饭，一天也离不开粮食。节约粮食的美德从根本上说，就是尊重劳动，防止饥饿。

但是，1958年却闹出一场完全违背农民传统美德的极其荒谬的行动。这年新米起始（十月份），上级号召拆家庭小灶，建生产队大食堂，宣传“吃饭不要钱”，鼓励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一夜之间，勤俭节约的村民突然阔绰起来了，自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毫不吝惜地大碗大碗盛饭，吃饱了还要加一碗，不顾死活地狂吃，宁可实在吃不下了，偷偷倒掉，也不觉得可惜。因为这时的粮食是大家的，节约吃亏，不吃白不吃。

这时间，浪费粮食的现象普遍存在。朱云云老家吴江县联二大队（与开弦弓村一样，是全县最早成立高级社的三个村之一），当年有一个生产队碾了一船白米，船摇回村里时，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急于进食堂吃饭，都不愿马上把船里的米运入仓库。不了，晚上刮起大风，系船的缆绳被风浪扭断，早上一看，连船带米不知漂到那里去了。生产队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竟然无人查问。因为在人们的意识里，认为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不劳动也有饭吃。少了一船米，无所谓，结果不了了之。

俗话说“物极必反”，自然界对人类违背客观规律的报复，既无情又迅速，从“放开肚皮吃饱饭”开始，饥饿已在悄然无声地向人们扑来。到1958年底[①]，开弦弓村各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原来堆得高高的粮囤快见底了。第二年开始发饭票，定量吃饭，而且定量逐月减少，锅子里的干饭很快变成稀饭（粥）。而且稀饭越来越稀，最后成了薄粥汤，用勺子晃几下，才能看到漂起来的米粒。1959年上半年，人均口粮已压减到每人每月17斤谷，折米11.56斤，三顿吃粥也不够。村民割繁缕（草名）烧粥，用红花草（学名紫云英，作饲料和绿肥）做饼，一两米粉做18个红花草饼，几乎看不到米粉，吃不出饼的味道。

生产队年底分红，一个工只有二三角，多数农户是超支户。肚皮饿时，想买代食品充饥，但手中又没有钱。村民被迫卖掉家具、手饰，去买南瓜、山芋。全村大约有近半数的农户“出脚干”，就是把房顶上的瓦片一张隔一张地抽出来卖钱，屋面上的瓦片虽然减少了，但还能免强维持挡雨的功能。少数户甚至拆房子，把拆下来的砖、瓦、木料卖到浙江去，换杂粮吃。当时姚富坤家买掉过一只碗橱，得90元钱，买回45斤大米（当年国家卖给居民的粮食，每斤0.12元）。后来又卖掉一只铜面盆，还有点瓦片，到浙江换胡萝卜当饭吃。由于天天吃胡萝卜，吃得厌了，姚富坤直到今天都不爱吃胡萝卜。

二、讨饭求生，妻离子散不是梦

姚富坤在回忆困难时期这段历史时，还心情沉重地讲到村民为了活命，到浙江讨饭的事。家具、瓦片买掉后，再没有办法，就出去讨饭。因为在揭不开锅的时候，不出去讨饭，就是等死。所以当时出去讨饭，是无奈中一种保住生命的最好办法。
讨饭的地方就是南面邻近的浙江，全村有三分之一的人去浙江讨过饭，或者说大部分家庭都有讨过饭的人。到浙江主要是在农村走村穿户，讨山芋、南瓜、胡萝卜等杂粮。村里出去讨饭的主要是妇女，这样可以把有限的粮食留给家里的男人和小孩吃。同时，讨饭是最失面子的事，男人的面子观念比妇女强，所以讨饭的男人比妇女少得多。而且公社和大队禁止私自动用农船，多数出去讨饭的人，都是步行到浙江。也有偷偷开船，十多人一起去讨饭，称为“讨饭船”。把讨到的杂粮放在船里，带回来供全家人一起吃。

吴江南与浙江相邻，在浙江农村讨饭，语言相通，风俗相近。两地都是淳朴善良的农民，讨饭时碰在一起，常常会攀谈起来，从两地政策说起，一直到家长里短，无话不谈。到了天黑多数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受到浙江农民的同情和关心，有的看看对方也是好人家（意思是家庭完整的勤俭农户），就攀起亲来。村里有70多名妇女讨讨饭就不回来了（嫁在哪里），其中一部分是女青年，讨饭时在浙江找到了婆家。也有已婚妇女，离婚手续都没有回来办，到如今还在两头牵挂。

李友梅教授在《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一文中，记录了对多位村民的访谈，生动反映了当年开弦弓村的实际，摘录如下：

一位姚姓老农说[②]：最苦的时候是61-62年，村里夫妻离散的事也蛮多。我小队（生产队）有6个妇女浙江山里讨饭未返回，其中有三位是已婚的。我女人也去过，每次半个月左右，她是带着两个女儿去的，她见家里实在没有吃的，就把大女儿嫁了那里的人家。那时真是妻离子散，村里有80-90%的家庭出去讨过饭……

该村妇女干部介绍[③]：我们村单身汉很多，不少有过婚姻，困难时期因吃不饱出去讨饭不归而离散的。据1983年统计，还有79个妇女没回村。这些不归的妇女共有一百多名，其中很多都是有夫之妇，她们当初出去时并没有离弃男人的念头。那时浙江山里可以找到吃的，碰到给吃给住的，也愿意接受他们的好人家，有的就留下不走了，重新建立起家庭，又生儿育女。但她们总想着留在这里的孩子，到生活有了好转时，她们也回来看看。

比如6队有一家也是那时离散，因为离散时无任何解除婚姻的法律手续，她回来即使与前夫同居也无需法律干涉，村坊的人也看之任之。对她前夫来说，其女另嫁是不得已的事，没有什么可指责她的。可是，她住些日子要走时，这个前夫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也需要她，所以常常为她的走流泪哭泣。其实，他们倒是真的法律夫妻。就她自己想，她与前夫是花烛夫妻，可在她快要饿死时救她的是后夫，所以她没有理由离开后夫。实际上，她们也很痛苦。

三、面对饥饿，队里开出讨饭船

荷花湾6队（现开弦弓16组）老队长倪进兴是有名的实干队长，平时生产队各项工作都做在前，做得好，使6队成为公社里的样板队。困难时期来了，眼看生产队的粮食快要断当，食堂里的粥越来越薄，再吃下去不但干活干不动，而且命也要保不住了。但是，公社和大队一再强调不准出去讨饭，不能影响农业生产，村民偷偷出去讨饭，回来还要吃批评。

群众企盼的眼睛都地看着倪进兴，他作为一队之长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怎么办？在关键时刻，倪进兴挺身而出，想出了一条惊人的办法：组织集体讨饭。讨饭是为了活命，既然个人出去讨饭有困难，就组织好集体出去讨饭。

倪进兴兴致勃勃地回忆说：

我派了两只船，各选一名负责人，组织了28位村民，大大方方地集体到浙江去讨饭。生产队决定开出讨饭船，就像今天开出的旅游船。村民知道后，都争着要出去。出去讨饭的人都是半劳力（指妇女、老、小）。让他们出去讨饭，可以把米省下来给劳动的人吃，还可以把山芋、葫萝卜、南瓜等代食品讨进来。这是减少饿死人，又能维持生产的遽办法。但是，被公社知道后，公社干部吓杀了，公社书记批评我“怎么能大摇大摆地出去讨饭，还像话。”我就说：“今天开出讨饭船，明天开出罱泥船，后天请公社来开积肥现场会。”原计划确定在我队召开积肥现场会，到了第三天现场会照开。

2005年，姚富坤随机调查了二个小队（今称村民小组），逐家逐户登门访问，为了解和认识困难时期的江村，收集到十分重要的基础情况：

1队当年（困难时期）共26户，113人，其中20户有人外出讨过饭，占总户数的77%。出去讨过饭的有56人，占总人数的49.5%。饿死1人，占总人数的0.88%。2队当时共21户，95人，其中11户有人外出讨过饭，占52%。出去讨过饭的有25人，占26.3%。饿死3人，占总人数的3.16%。另外，因讨饭在浙江嫁人不回的妇女7人，其中1队4人，占总人数的3.54%。2队3人，占总人数的3.16%。

1队讨过饭的人多，饿死人少，房子拆得也少。2队讨过饭的人虽少，但饿死的人多。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一天，2队有11个人组成的讨饭队伍正要出发，队干部知道后，作了劝阻，没有去成。队干部虽然也想了一些办法，首先向大队借了300斤粮食，稳定人心。然后在外圩小斗圩、潘香圩，偷偷摸摸种了一些杂边，主要是山芋、芋艿，到秋收时家家都分到了一些杂粮，不然饿死的人还会增加。

四、风调雨顺，极左路线害煞人

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查阅了当年开弦弓大队各种作物产量统计数据，理清了人民公社成立前后5年的粮食产量和副业收成的情况，见下表：

吴江县庙港公社开弦弓大队各种作物产量统计表

注：产量单位：市斤，原表制表日期：1960年12月10日[⑤]

表中数字分析，开弦弓大队在人民公社成立前的1956年和1957年，水稻单产分别为559斤和453斤，两年平均为506斤。人民公社成立后的1958年、1959年和1960年，水稻单产分别为588斤、651斤和615斤，三年平均为618斤，比前两年增112斤，增幅为22%。

1956年和1957年，三麦单产分别为101.7斤和72斤， 两年平均为86.85斤。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麦单产分别为100斤、155斤和190斤，三年平均为148.3斤，比前两年增61.45斤，增幅为71%。

1956年和1957年，蚕豆单产分别为92斤和29斤，两年平均为60.5斤。1958年、1959年和1960年，蚕豆单产分别为60斤、65斤和56斤，三年平均为60.3斤，比前两年减0.2斤，减幅为0.3%。

说明在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三年,开弦弓大队粮食平均单产除小面积种植的蚕豆略有减少外，水稻和小麦都比前两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虽然表中1959、1960两年，种植面积因开挖太浦河减少246亩，但是后三年水稻年平均总产达到987766斤，比前两年水稻年平均总产892914.5斤,还增加了94851.5斤。证明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弦弓大队粮食生产取得丰收，并不存在自然灾害。所以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能推卸给天灾。

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性的灾难，会不会是开弦弓大队以外的地区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呢？虽然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本书探讨的范围，但从近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看，结论同样是否定的。如学者金辉在杂志《方法》1998年第10期上，发表的《“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已作了有力的证明。

我们从开弦弓村的实际分析，至所以在成立人民公社的第二年起，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闯的祸。具体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糟蹋粮食。原来社员的口粮放在自已家里的米囤里，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免受饥寒。但是，从1958年秋季新米上市开始，村里每个生产队办食堂，“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粮食集中放在生产队仓库里，虽然人人都有一份，但必须吃到肚皮里才算是自己的。实行“放开肚皮吃饱饭”，客观上便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吃饭竞赛，浪费粮食的现象到处可见。但是，食堂里烧饭的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取之不尽的。结果只用了三个月，就把一年口粮的主要部分（因夏熟还有一季小麦）吃完了。

二是，征购太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工业薄弱，商业流通滞阻，以征购粮食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税是国家的重要税源。农村合作化后，国家对粮食的征购，成为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开展征购的同时，还向农村下达超购和议购任务，统称“三购”。征购就是生产队向国家交农业税；超购是生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再向国家出售一部分粮食，国家按标价付钱；议购是生产队在完成征购、超购的基础上，国家向生产队再收购一部分余粮，价格可略高于市场标价。“三购”的名称和实质虽有区别，但任务一旦下达，都成了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案卷中，查到《吴江县庙港公社开弦弓大队1961年秋季决算粮食分配方案（表二）》[⑥]，表中记载1961年，开弦弓大队扣除水份和杂质的粮食总产量为807138斤，国家总的征购数（即三购）为492012斤，占总产量的61%。扣除种子粮58342斤，超用种子粮5679斤，上交大队饲料粮、机动粮等65196斤，社员吃粮总数为185909斤。当年开弦弓大队吃粮总人数874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为212.7斤，平均每人每月用粮17.7斤谷，折米11.56斤。                      

三是、政策过紧。开弦弓村1954年秋，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田归集体，同时在社员屋前屋后都留有少量的自留地。虽然每户只有2至3分，但由于产出完全归社员所有，社员种植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他们利用生产队出工前后及休息时间，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和副食品，通过套种和轮作，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多，解决了一部分家庭生活所需。所以合作化后，虽然村民的手脚被捆住了，但总算还有几分自留地这个小天地，成为村民生活的重要补充。

但是，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弦弓村的自留地被取消了。而且禁止开垦，把自留地和开垦什边地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所以当地出产的杂粮等代食品极少。当收割的粮食在“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吃饭竞赛”中吃完后，就失去了退路。相比之下，邻近的浙江省政策比较宽松，允许农民开垦什边地种杂粮，如南瓜、黄豆、山芋，胡萝卜、玉米、大头菜、赤豆等。在困难时期，农民有了生路，从而就产生了开弦弓村村民到浙江农村要饭的情景。

附表：

1956年至1960年 开弦弓大队收入统计表       单位：元

1956年至1961年 开弦弓大队社员自留地资料：

注：

1、1959年因开挖太浦河，开弦弓大队减少耕地246亩。

2、1958年开弦弓大队被取消社员自留地，所以表中为空白。

五、数字为证，三年饥饿减人丁

为了理清和记住这段历史，我们在吴江市档案馆，查到了从1956年至1961年6月底，开弦弓村开弦弓大队（北村）的人口变动的数据[⑦]，见下表：

吴江县庙港公社开弦弓大队56年初-61年6月份底人口变动表

（注：表中1961年年底人口数为6月底的数字，括号中为12月底的数字。括号中的数字取自：同案卷《吴江县庙港公社开弦弓大队1961年秋季决算粮食分配方案“表二”》中“吃粮总人数”一项。“新生”人数，参照上半年。1958年人口减少，是因“大炼钢铁”而迁往苏州钢厂的人口引起的。）

从表中数字可计算出开弦弓大队在困难时期的三年，人口都是负增长。其中：1959年人口减14人，增长率为-1.48%，死亡率1.8%；1960年人口减32人，增长率为-3.44%，死亡率4.08%；1961年人口减25人，增长率为-2.78%，死亡率3.23%。1958年底的人口数为945人，1961年底的人口数为874人，3年减少71人，净减7.51%。

从统计数字分析，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饥饿。一方面，饥饿造成生育能力下降，前3年[⑧]新生人口58人，而困难时期的3年[⑨]仅为21人（其中：1961年下半年出生人口参照上半年），只有前3年的36%。饥饿又造成死亡人数的上升，前3年死亡人数为34人，而困难时期的3年，上升为84人，是前3年的2.47倍，主要因饥饿造成的死亡人数达50人。因当年的开弦弓村分成开弦弓（1至9组）和荷花湾（10至19组）两个大队，人口基本相等，如果把荷花湾大队的人口变动情况，参照开弦弓大队（因荷花湾大队缺少资料），那么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弦弓村主要因饥饿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到100人。

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使我们联想起费孝通先生在七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⑩]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要生存就要吃饭，饥饿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威胁。因此，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是纵贯人类历史的、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

虽然，在比较富裕的今天，年轻人饥饿意识十分淡薄，饭桌上浪费粮食的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他们没有挨过饿，不知道饥饿的滋味。但是，对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来说，无论今天的餐桌上的菜肴多么丰盛，锅里有盛不完的饭，仍然把碗中的饭吃得干干净净，不愿浪费一粒粮食。并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珍惜粮食。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仍然存在着饥饿意识——“三年困难时期”给他们留下的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情结。愿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有诗为证：

悄然饥饿降人间，

队里竟开讨饭船。

子散妻离不是梦，

左倾祸害令心寒。

附表：

1963年荷花湾大队第九生产队售粮奖售品（票）分配表（部分）

注：上表反应在六十年代初期，物资奇缺，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连棉布、糖、肥皂、胶鞋、香烟等群众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须品，都要与售粮挂钩，凭票供应。表中“工业券”一项为空白，说明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工业品，更是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