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变迁》第四章 走进开弦弓，领略江村情

第四章  走进开弦弓，领略江村情

在江南水乡吴江市七都镇，有一个普通而美丽的村庄。

村子里有一条叫小清河的弯弯小河，把村庄分为南村和北村。如果从高空往下看，南村沿着小清河像一张拉开的“弓”，北村沿着小清河北去的支流，象一支搭在弓上的箭。所以自古以来，这个村子就有一个美丽而响亮的名字——开弦弓。开弦弓村还有一个学名叫江村，提起开弦弓村或江村，都会使人联想到一位伟人的名字——费孝通。

自1936年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以来，他在长达七十年起伏跌宕的学术生涯里，先后26次访江村，对该村作深入调研和跟踪观察，真实记录了江南水乡这个普通的农村社区——开弦弓村的变迁，开创了国内最重要的社会学调研基地。同时，吸引着一批批国内外学者的来访，使开弦弓村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农村的窗口，成为一代代社会学工作者心中向往的圣地。

一、水乡泽国，沿河人家泊渔舟

开弦弓村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富饶秀美的太湖东南岸，距上海120公里，苏州50公里，杭州100公里。村庄所在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多年年平均气温15.7°C，年平均日照时数2086.4小时，全年无霜期226天，年降水量1045.7毫米。”[1]

开弦弓村深居水乡，周围河港纵横，湖荡密布。村南不远处是以水面积9000亩的长漾为中心的湖荡区，散布着大小湖荡20多只，其中东庄荡和西庄荡就分布在村子的两侧[2]。全村由5个自然村和15只圩（岛）组成，村子里的农田都分布在水域环绕的圩上，村民进镇或到田里干活，也要坐船。村民出门以舟代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保留着沿河人家，户户泊舟的水乡风貌。

费孝通先生1936年初访江村、1957年重访江村、1981年三访江村，都是从震泽镇坐船进开弦弓村的。他在书中介绍说：“开弦弓是一个农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县境内，靠太湖不远，可说是在水乡深处，从附近的震泽镇摇船进去，还要二个小时。”[3]

从总体上说开弦弓村村域内的河港、湖荡都属太湖流域。去村西北3公里就可看到我国仅次于鄱阳湖、洞庭湖的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天气晴朗时，站在开弦弓一侧的太湖大堤上，可清晰地看到湖中洞庭东山等诸岛。太湖盛产白鱼、银鱼和白虾，素称太湖“三白”，是这里的著名特产。当地民间常以“日出一斗金，夜出一斗银”赞誉太湖及周边地区物产之丰厚。

自然经济时期，沿湖乡村居民的生活和生产依赖于太湖。近村镇处都有沟通太湖的小型河道，统称“百渎七十二溇港”。洪涝时为太湖泄洪，干旱时引太湖水灌溉。养鱼农户经常摇船进入太湖水域，捞水草或螺蛳养鱼，割蒿草喂牛。而渔民常在河口附近的湖面上，插上长长的簖，捕捉顺流进出太湖的蟹、鳗等回游鱼类。

其中大庙港、乌鹊港、沈家港等多条通湖溇港，都能与开弦弓村的小清河相沟通。清澈的太湖水通过众多溇港，流入下游河网，成为城乡居民生活饮用和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但是，从五十年代起，普遍建立大包围和电力排灌站，减少了对通湖溇港的依赖。有的溇港被淤塞，余下的溇港建了水闸，结果是降低了太湖流域的泄洪能力。

二、男耕女织，鱼米之乡蚕桑地

开弦弓村由开弦弓、荷花湾、西草田、天字圩、四方圩5个自然村和15只圩（岛）组成。按照2005年统计，“开弦弓村区域总面积4.5平方公里，耕地3090亩，其中水稻田1230亩，桑地650亩，稻田、桑地改鱼池1210亩，外荡水面1400亩。现有25个村民小组，790户，常住人口3002人，劳动力1518人。”[4]

开弦弓村及周围陆地平坦而肥沃，是著名的水乡泽国、渔米之乡和蚕丝产地。历史上，在开弦弓村及周围农村，巧妙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把种植业、养殖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5]的家庭经济结构，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男耕女织。

耕，就是耕田，种粮食，开弦弓村主要种植水稻、小麦、蚕豆和油菜，解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吃饭。农田耕作制度以两熟为主。水稻春播秋收，种植面积广，产量高，称为大熟。小麦、蚕豆和油菜是越冬作物，秋播种，第二年的夏初收获，产量比水稻低得多，所以称为小熟，又名“春花”。虽然“春花”在农业中的地位比水稻低，但它巧妙地利用了冬季的农时，是与大熟交替轮作，成为农民生活中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粮食和家庭开支不可缺少的补充。因耕作中，挑担、罱泥，挡犁、踏耙等气力活，主要由男劳动力承担，所以称为“男耕”。

我们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中提供的数据，可以比较接近地推算出，1935年开弦弓村全村水稻总产量，相当于49.1万公斤米。如按当时农村稻谷的平均出米率72%计算，那么全村稻谷总产量为68.2万公斤。全村90%耕地种植水稻，水稻种植面积为2759亩，平均亩产相当于178公斤米，折算稻谷247.2公斤。[6]我们把全村水稻总产量49.1万公斤米为基数，扣除田赋4.79万斤米，种子0.70万斤米，再平分到每个人头上，则每个村民每年平均收入大米为299公斤。

织，就是织布，它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穿衣。在开弦弓村，织的具体形式主要是发展蚕桑业，主要农艺有：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这些活相对种植粮食，劳动费度要轻得多，而且比较细致，适合妇女的特点，主要有妇女承担，所以称为“女织”。

农民在土质疏松的高地上种植桑树，以禽畜粪便、垃圾、草木灰为肥料。用桑叶喂蚕，蚕属昆虫，由蚕种（卵）孵化成幼蚕，以桑叶为食，经4眠（即蜕4次皮），吐丝结茧。养一期春蚕需24天左右，夏蚕、秋蚕因气温较高，养育时间略短。一亩成林桑树，一般可养春蚕3张，加上夏秋两季，一年能养蚕5-6张。当年全村80%的农户养蚕，每张蚕产鲜茧约50至60斤左右，扣去费用，“每张蚕可以增加12至16元收入。”[7]每户平均养蚕4.5张，为家庭增加收入54元至72元，折算成大米约300至400公斤，在家庭收入中居副业的首位。

在蚕桑区农村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吃靠田里，穿靠匾（蚕具）里”。民国时期有人分析：“种桑一株，叶值300文，茧值600文，若自缫丝，丝值1000文。故每株桑得钱1000文，亩地约栽桑百数十株，每年约得百数十千文。农户每年蚕忙40天，可抵农田一岁所收入之数。”[8]

开弦弓村农民缫制的土丝，大部分被邻近盛泽镇庄面（丝绸专业市场）收购，供绸户织绸。鸦片战争后第二年（1843年）上海开埠，农村土丝改由上海出口。小部分土丝由养蚕户农闲时家中自织，这种传统的小型木织机，直到八十年中期还能在开弦弓村村民家中看到。

三、香火绵续，家庭代谢添生机

走进开弦弓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民居，里面居住着一个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结构中基本的单位，其成员主要由夫妻及其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一家人共同生活、生产、消费和共同占有财产，被喻为社会的细胞。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时，上年（1935年）村里作过一次人口普查，全村总人口为1483人（包括寄居村里的外来户25人），组成360个家庭（户），每户平均人口数为4人。

人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每一个正常生活的村民都要经过出生、抚育、求学、工作、恋爱、结婚、生育、衰老、直至死亡的生命过程，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由婚姻为纽带组成的家庭，通过生儿育女，世代相传，实现无限的绵续。孩子从小在家庭中受到教育，六七岁时，一部分孩子进学校[9]，学习文化。十三四岁时，开始做些辅助性的家务和小生活，如割羊草，喂鸡鸭。

按照当地风俗，孩子16岁踏进成人行例，家里办酒席，亲戚朋友前来贺喜，并送贺礼。男孩开始跟着父亲在田里学做主要农活，女孩向母亲学养蚕、缫丝和针线活，接受父母经验性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十八岁起，恋爱结婚，称为成家立业。

父母的生产、生活经验，连同“勤俭持家”、“知足常乐”、“种田万万年”等爷爷奶奶传下来的观念，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女。子女又把经验传给下一代，使文化世代相传，绵延不断。在科学技术进步十分缓慢的自然经济社会里，这种发生在各个家庭里的代际循环，几乎在同一水平上周而复始。所以村民间有“儿子看父，女儿看母”的说法。意思是儿子是父亲的复制品，女儿是母亲的复制品，看一家小孩长大了有多少作为，只要看看他们的父母就知道了。
1、总人口分析。按照目前收集到的统计数据，制作了开弦弓村北村（1至15组）各年人口总数比较图：

图4-14：开弦弓北村历年人口总数比较图

图中显示了七十余年间，开弦弓村人口变化的总体走向。变化原因简析如下：

1935年至1956年，开弦弓村人口下降。主要原因，一是解放前战争不争不断，村民缺少安定的生活环境；二是医疗条件差，不但平均寿命短，而且婴儿死亡率高；三是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地处低洼的湖荡区，又近太湖，常遭洪水之灾。

1961年为全村人口低谷。造成原因主要是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造成死亡率的增加和出生率的降低，使总人口减少（详见本书第十章“饥饿从天降，走上讨饭路”）。

1968、1981、1985、1990等年全村人口出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困难时期后，村民生活由饥饿转向温饱，人口开始上升；进入“文革”后，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生育失控。

1990年后人口出现回落。主要原因是从“文革”后期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有效扼止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
2、人口老龄化分析。按照目前收集到的统计数据，分别制作开弦弓村北村60岁以上和七十岁以上人数比较图和比重图，展示开弦弓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见下图：

图4-15：历年60岁以上人口数比较图

图4-16：历年60岁以上人口数比重图

图4-17：历年70岁以上人口数比较图

图4-18：历年70岁以上人口数比重图

上示4图反映开弦弓村60岁和71岁以上人口增长的趋势：

1935年至1956年间，全村老龄人口的比例基本持平，还不存在老龄化的问题。但1981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1.3%，超过了10%的警戒线，开始步人老龄化社会。从1990年起，老龄化出现加速，至2006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365人，老龄化程度高达21.5%。人口老龄化加速，意味着有生产能力的中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逐年降低，平均养活的人口在增加，社会负担越来越重。

出现老龄化的主要原因：

一是村民的平均寿命延长，如图所示：1935年开弦弓村71岁以上人口只有19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3%；至2006年，己增加到171人，占10.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农村开展了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由大呼隆的集体生产转向家庭承包，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从实现温饱，开始奔向小康，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逐年得到改善，村民的总体体质增强。特别是老年人安居乐业，怡养天年，长寿老人越来越多。

二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婴儿出生率降低，新增人口减少，使老龄人口的相对比重上升。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特别是“文革”时期，社会极度混乱，人口增长失控，人口与资源失去协调，使国民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文革”后被迫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有效地扼止了人口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加大了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里，把计划生育确定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使人口状态与自然资源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是十分必要和科学的。但近阶段所实行的一对夫妻只生一胎的政策，主要是还“文革”时期欠下的人口失控的“债”。

四、家庭分析，结构变化看变迁

从家庭入手，观察和研究开弦弓村家庭的组成和变化，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去认识农村社会。费孝通先生在《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和《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等文章中，把家庭结构概括为四个类型[10]：

（1）残缺家庭或不完整的家庭，一般是指核心家庭原有配偶中有一方死亡或离去，或是父母双亡的未婚子女。

（2）核心家庭，是子女结婚后，另立户口与父母分居形成的小家庭，其成员仅包括夫妻及其未婚子女，在中国通常称作“小家庭”。

图4-20：开弦弓村各年核心家庭比重图。

（3）主干家庭，大多是子女结婚后，继续住在父母家中，成为两代重叠的多核心家庭，也包括男方的鳏父或寡母，或其他较远的亲属。等小夫妻有了孩子，就成了“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

图4-21：开弦弓村各年主干家庭比重图。

（4）联合家庭，指成婚后的兄弟不分家，继续与父母在一个家庭里生活，构成同胞多核心家庭，在中国通常称作‘大家庭’”。

下表为开弦弓村列年各类家庭的百分比[11]：

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开弦弓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我们制作了下列各年家庭结构图表：(小数部分已作四舍五入)

从表内数据和组图的变化，可直观地看到开弦弓村在七十年间，几个主要历史时段的生活条件、社会环境和风俗的变化：

图4-22：1936年开弦弓村家庭结构图

图4-23：1964年开弦弓村家庭结构图

图4-24：1984年开弦弓村家庭结构图

图4-25：2006年开弦弓村家庭结构图

1、影响残缺家庭比例的原因，一是医疗条件，二是生活环境。

1935年与1950年残缺家庭的比例基本持平，分别为27．6%和27．4%，这个比例与其余年份比较，略为偏高。主要原因是解放前，农村的医疗条件差，因疾病早夭，造成单亲（缺父亲或母亲），或寡（妇）、鳏（夫）。其次是生活环境差，主要是洪水等自然灾害多，造成粮食欠收，出现饥饿。再次是战争的影响，造成残缺家庭的增加。

1964年残缺家庭比例为34．4%，是列年中最高的年份，原因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开弦弓村有一部分妇女去浙江讨饭未归，同时，困难时期因饥饿造成不正常死亡，致使一批家庭成为残缺家庭。

1981年、1982年、1984年，残缺家庭的比例分别为19．6%、19．9%、17．3%，对照前面的年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原因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村办工业兴起，增加了新的就业，村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家庭生活进入正常状态。

2006年残缺家庭的比例为14.1%，又有大幅度下降。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农村经济得到持续发展，村民生活、医疗条件和平均寿命逐年提高。

虽然人的生、老、病、死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随着医疗条件、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的不断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还将继续提高，残缺家庭的比例还会进一步降低，但永远不会为零。

2、影响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比例的原因，一是家庭观念的改变，二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核心家庭偏重于婚姻关系的横向联系，突出夫妻生活的独立性，在生存发展及其对社会态度和影响上，更强调开创性和奋斗性。主干家庭则首先强调家庭的传统性，从父居为主，崇拜祖先，偏重于代际之间的纵向联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它依然是今天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

3、联合家庭仅是一种过渡形式。

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里，父母为了维持原有的田产和房屋的统一，两个儿子先后结婚后，继续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形成包容同代多个核心家庭的大家庭。但当有了第三代后，小家庭的利益增加，小家庭之间及小家庭与大家庭之间利益冲突增加，联合家庭被迫以分家的形式解体。

在五十年代，还能看到联合家庭及其分家的现象。父母先作好分家前的准备工作，除了确定土地和房屋的平分方案外，还要预备两套灶具、两套餐具，两套农具，每个小家庭各分得一套。父母为了表示公平，两套用具的数量要相等、质量要接近。如有偏差，弟兄之间一般都能体谅父母的难处，但媳妇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争执。所以分家时，有娘舅出面做公证人，做好协调工作。分家工作完成后，请来男方和女方亲戚及邻居，由娘舅主持吃分家饭。

这种分家的社会意义是产生了新的独立家庭。小夫妻由从属地位，取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是一生中十分高兴和振奋的一件大事。而对父母来说，则有主导地位退居从属地位，今后儿辈的事不能多管了。

合作化后，村里联合家庭己极少，而且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我们在开弦弓村2006年的户口簿里，虽然还查到8户联合家庭。但经过核实，有的是兄弟俩先后结婚后，在派出所的户口登记上，没有另立户口；也有的虽然弟弟结婚后，全体家庭成员仍在一起吃饭，但时间只有几天，或一二个星期。

五、男娶女嫁，结婚组成新家庭

家庭的组成离不开婚姻。从婚姻对象的选择、婚约的缔结，一直到婚后夫妻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总有别人来干预。这样就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了。这并不是一般人的无理取闹，或是好事者的瞎忙，而是结合成夫妇所必须的手续。因为让我再说一遍，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起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的。”[13]

为了确立双系（父母）抚育，必须依赖社会的力量保证生出来的孩子不但有母而且有父，于是就有了婚姻。结婚既是一件私事，又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手段的公事，使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婚姻关系的建立，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程序，不同的时尚。但是，从同一时期看，都有一套必须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即：婚俗。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记录了开弦弓村三十年代的婚俗。

那时候，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安排，儿女只能服从父母的安排。“谈论自己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适当和羞耻的。因此这里不存在求婚这个说法。婚配的双方互不认识，在订婚后，还要互相避免见面。”[14]

在男女双方间穿针引线的事，有媒人来完成。媒人的第一件事是弄清女方的生日，在红帖子上写明女孩的八字，即诞生的年、月、日及时辰。然后送到男孩家。下一个步骤是男孩的母亲拿着女方的八字和自己儿子的八字去找算命先生，按照传统的五行学说，推算这个女孩的命与男孩及男孩家里的人是否和谐。

因为用理智选择儿媳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容易出错，而通过算命先生的推算作出决定，则可以把婚后不满意的责任推卸给上天的意志，或称作命运。这种做法有助于维持日后的夫妻关系，所以世代被村民所接受。而在实际中，真正起作用的挑选因素，首先是男孩父母的个人喜好。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有养蚕缫丝的技术。这表明对选择儿媳妇的要求，有两个主要职能，即：绵续家世及对家中的经济有所贡献。

接下来就是定亲，经媒人在双方间说合，确定聘礼的多少和婚事的安排等事宜。聘礼包括钱、衣服、首饰等，聘礼分三次送去，所花的钱总数约200元至400元之间。如果把男方给女方的聘礼，看成是一件经济交易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聘礼并不是给女方父母的补偿，所有的聘礼都将作为嫁妆送回给男家，而且女方父母还要增添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作嫁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如果增添的财物的价值抵不上聘礼，那是女方丢脸的事，女儿在新的家中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费孝通先生认为：“从社会学方面看，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些聘礼和嫁妆事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为每一家物质基础的定期更新。”[15]

结婚的程序是，新郎乘坐特备的“接亲船”，也有用轿子的，去女方家接回新娘。两人拜堂，新娘向丈夫的亲戚见礼，以及向男方的祖先祭拜等。新郎的父母为亲友准备盛宴，这是亲戚会集的一个场合，他们之间的联系因而也得到了加强。每门亲朋都要以现钱作贺礼，至于送多少钱，由他们之间关系亲疏而定。举行婚礼的开支，在200元至400元之间。

婚俗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基础是人们的观念和经济水平。同时，婚俗又发挥着维护这种文化的延续、促进家庭和睦和邻里和谐的重要作用。开弦弓村村民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一方面按传统婚俗，全力为儿女举办婚礼，不失自家的面子。另一方面又从自己的经济实力出发，以不负债、少负债为前提，对传统婚俗作难以觉察的微小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些微小修改，就会日积月累形成了婚俗的变迁。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婚俗、不同的婚礼程序和时尚。

六、婚俗变迁，两代人嫁妆悬殊

从纵向看，开弦弓村的每个家庭，都是三代人实行三种差别悬殊的婚俗，成为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婚俗变迁的典型。爷爷奶奶结婚时，采用的还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描绘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式婚俗，新娘按古装戏中的花旦打扮，坐花轿或接亲船。但家庭用品很简单，新房里仅有床、衣柜等几件必备家具。但兴办婚宴和举行婚礼的场面却很大，常在大门前场上搭棚，从邻居家借来八仙桌，请专业橱师，开上十几桌，吃上两三天，招待新亲老亲和四方宾客。

到了父亲母亲结婚时，新中国成立了，颁布了《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结婚男女，双双到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办理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书，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婚礼基本延用传统婚俗。到了“文革”期间，花轿、花衣都作为封建“四旧”受到批判，婚姻的礼仪也简化了，甚至对婚宴都作了限制。新娘和新郎仅穿新一点的衣裳，并无特殊打扮。

到了七十年代，结婚用品比老式婚俗多了，村民爱以“脚”的多少和桶的多少为标准，来描述结婚豪华的程度。塑料用具面世之前，结婚都用木制家具，桌、凳类称方木，桶类称圆木。有的凑满36只脚，或48只脚（这些脚指：床脚、桌子脚、凳脚等的总和）。桶有：浴桶、脚桶、米桶、饭桶、洗碗桶、水桶、担桶、马桶等。

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家庭经济实力普遍增强，选择对象的标准改变了，选择对象的范围广了，举办婚礼的内容也变了，可谓是现代婚姻。多数家庭都为子女建了单独的新房，有的是别墅式的小洋房，装修都是豪华式。新娘穿新式婚纱，新郎穿西装打领带，新娘的嫁妆以整套电器为主。被褥都用真丝绸提花面料，举办婚礼坐骄车、常常是六至八辆组成的豪华车队。不但要拍成套的结婚照，而且摄制婚礼录像。办婚宴很少在家里操劳，多数在镇上大饭店包上二三十桌，既省力。又气派。

不管在那个时期，婚俗中都有不变的地方，可称为万变不离其宗。如三代人都把婚姻称作终身大事，在子女很小的时候，父母已在省吃俭用，开始为子女长大结婚作准备，盼望下一代过上好日子。但是，家庭经济的增长，除了勤俭持家外，还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所以，婚俗的变化、结婚费用的高低，不仅仅是反映了男女青年双方父母的愿望和努力的程度，而且最直观地综合反映出各个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从结婚时嫁妆的数量和价值，就可直观地看出社会的变迁。

周全奎是开弦弓村小学的老师，平时十分关心村里的变化，是一个有心人。他详细记录了1985年自己结婚时的彩礼和2004年侄子周建红结婚时的彩礼的清单，取名为《两代人的嫁妆》。虽然都在改革开放时期，但前后相隔20年，嫁妆的内容（物件）和价值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生动地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开弦弓村经济发展之速，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快。从中还反映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现抄录如下：

1985年2月，周全奎结婚。男方端到女家去的彩礼总共为500元。他爱人家送过来的嫁妆，总价值为976元。物件名称、数量和价格如下表:

2004年5月,周全奎的侄子周建红(开弦弓村11组)结婚，男方送到女家的彩礼是2万元，女方送来的嫁妆的总价值为34170元，物件名称、数量和价格如下表:

有诗为证：

水乡深处一村庄，

溪水清清稻谷香。

村办缫丝第一厂，

社科理论名远扬。

附：开弦弓村历史沿革：

1936年前后，开弦弓村（现1-15组）属吴江县震泽区开弦乡管辖。

1956年，合作化时期，开弦弓村成立吴江县第三联合高级合作社（现1-15组、荷花湾16-19组和埋石湾4个组）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开弦弓村改名为联三大队（23个组）

1962年，困难时期，开弦弓村分为庙港公社开弦弓大队（1-9组）和荷花湾大队（10-19组）

1967年，文革时期，开弦弓大队改名立新大队，荷花湾大队改名红卫大队。

1978年，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开弦弓大队和荷花湾大队。

1982年，开弦弓大队和荷花湾大队合并成开弦弓大队。

1984年，开弦弓大队改名开弦弓村

2001年，开弦弓村和西草田村合并成新开弦弓村

2004年，七都、庙港两镇合并，开弦弓村属七都镇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