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的民间信仰

  所谓民间信仰，“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生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议事制度”（钟敬文《民俗学概论》）。意指非官方、无组织、无制度，具自发性、民众性、普遍性，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其历史由来已久。吴江历来讲礼仪，重祭祀。民间除了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以外，对自然神、社会神祇以及人鬼信仰、风水占卜等信仰崇拜也十分普遍，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民间信仰一般与地方风俗习惯混合在一起，有其历史性、地域性、融合性、顽强性、神秘性、自发性和群体性，以及信仰对象的庞杂性，信仰目的的功利性，信仰崇拜的自觉性；显示了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心理需求，反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从中也观察到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信仰观念及其生活习俗等诸多历史的投影。宋范成大（1126—1193）在其《吴郡志》卷二记载：“（江南吴地）信鬼神，好淫祀。”清《震泽镇志续稿》也载：“尚鬼信卜筮，好淫祀。疾则先祷禳，而后医药。”王穉登在《吴社编》云：“吴风淫靡，喜讹尚怪，轻人道而重鬼神，舍医药而崇巫觋，毁宗庙而建淫祠，黜祖祢而尊野厉，呜呼，弊也久矣！”《吴门补乘·风俗补》记述了清乾隆曾有谕：“凡此皆不必严禁迫切，反致扰民，惟诚心训谕，渐以岁月，自应迁善而不知。”吴江境内，从前几乎是村村有庙宇，大多兴建于宋、明、清时期。早期较多的庙宇有土地庙、关公庙、东岳庙、财神庙、观音庙……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吴江，损毁最严重的就是庙宇，绝大多数荡除殆尽。《虎窟纪略》记述：“庙宇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各类寺庙、祠堂又几乎遭到彻底性毁灭，剩下的庙宇寥寥无几。人为地摧残宗教文化，否定文化传统，优良民风遭践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环境宽松，民间信仰开始复苏，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沃土。到如今，在吴江各地仍沿袭旧俗，神祠、庙宇、殿堂遍布城乡。这些庙宇是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结合的产物。神鬼皆拜，佛道并举，包容合集。清冯桂芬（1809—1874）在《显志堂稿》卷一《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中言：“圣人之施教有常，而神与佛之施教不测，故愚民敬畏圣人之心每不如其敬畏神与佛，佛之教广大慈悲，神之教威灵显赫，故愚民敬畏诸佛之心每不如其诸神。”指出了吴地民间信仰鬼神之成因。

  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其渊源可追溯到原始崇拜。

  中国历代对忠臣英烈也设祠奉祀，凡有功德于民者，理宜崇祀。或曰忠烈庙、忠烈祠、昭忠祠等名，祠名一般都为皇帝所封赐。如分湖（芦墟），在民国六年（1917）六月二十日，杨廷枢殉难270周年忌辰。在杨公祠公祭之后，柳亚子与芦墟士人陆欧安、沈昌眉等提议：将已荒废了的“切问书院”（光绪元年建）改建成“分湖先哲祠”，祀奉分湖周围的八位先哲。他们是不秀里的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元朝翰林典籍陆行直、赵田明代尚宝司少卿袁黄、叶家埭明末工部主事叶绍袁、南栅明末后军都督洪祖烈、芦墟布衣抗清壮士李枝芳、东古清朝湖南巡抚陆耀、“通俊奇士”平民诗人郭频伽。

  《汉书·王吉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在吴江，自秦汉以来，就“信鬼神，好巫觋”，是一个典型的多神论信仰地区。清《盛湖志》卷六《祠庙》中就记载了多样性的祠庙。“东岳行宫，祀泰山之神；火神堂，祀祝融之神；灶君堂，祀灶神；路头堂，祀行神；澄源土地祠，祀土神；先蚕祠，祀黄帝、神农氏及其妃嫘祖；贤圣堂，祀周卫大夫蘧瑗；鲁般堂，祀周鲁之巧人公输子般；文起阁，祀文昌之神；关壮缪侯祠，祀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之神；华大仙师祠，祠汉医士华佗；元坛庙，祀蜀汉偏将赵朗；裕国侯祠，祀吴都乡侯阚泽；华阳真逸祠，祀梁隐士陶弘景；昭灵侯庙，祀唐曹王李明；静安公祠，祀宋工部郎中张夏；施相公庙，祀宋义士施全；大王庙，祀宋处士谢绪；刘猛将军庙，祀元指挥刘承忠；利济侯祠，祀元处士金元七；宁济侯祠，祀元代处士金宁一；二老太庙，祀元总管之佐朱某；史忠献公祠，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海忠介公祠，祀明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倪推官祠，祀明苏州府推官倪长玕；卜高士祠，祀明诸生卜舜年；吴中丞祠，祀江苏巡抚吴存礼。”等等。还有更多的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

  康熙《吴江县志》记载了许许多多民间所信奉的一般性地方庙宇。如苏将军庙、白马王庙、简城王庙、张使君庙、盛将军庙、徐王庙、苏王庙、陈王庙、施相公庙、周王庙、马王庙、蛇渎王庙、萧王庙、高城王庙、大布明王庙、苏曹二将军庙、徐陈王庙、顿基王庙、陈许王庙、澄明大王庙、金城王庙、开潮王庙、麇城王庙、四明王庙、金龙四大王庙等。

  可见，对崇信对象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可以说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盛泽镇自清顺治年间起就有会馆，至民国共有八所会馆（任城会馆、山西会馆、徽宁会馆、宁绍会馆、华阳会馆、济东会馆、金陵会馆、绍兴会馆，均为外省籍人所建）。《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记述了一些外来的祖先神，是随着外来经商者在他乡异地而得到崇拜的偶像神，以克服外出经商所导致的家族离心力。盛泽镇徽宁会馆，故址在东肠圩钱家浜，清乾隆三年（1738）建，上世纪末被拆除。会馆“殿之东建造行馆，供奉紫阳徽国朱文公”，正殿“正供威显仁勇协天大帝神座，东供忠烈王汪公大帝神座，西供东平王张公大帝神座”。汪、张为徽州大姓，支祠数千计。这里的汪公即汪华，徽州绩溪人，为汪氏家族神。张公大帝即张巡，均为徽州两姓的祖宗神，由于经商在外，出于崇敬之心，在盛泽建造会馆供奉着氏族先人，冀于成为在外经商的保护神。济东会馆位于盛泽镇大适圩斜桥街，现为区文物保护单位。康熙《吴江盛泽镇济东会馆置田建庙碑》曰：“金龙四大王灵威德浃于遐迩，济商众姓所以极崇奉之隆者，陈学使碑文亦已叙之详矣。”每到节期，族人进行祭祀，并在天井台上酬神演戏，以祈求生意兴隆，财运亨通，四季平安。可谓是民间信仰普遍，多元庞杂，五花八门又根深蒂固，世代相传。在信仰崇拜中儒释道神相杂，又相互渗透融合，文武官臣兼备，见庙宇烧香，见神佛叩拜，早已世俗化、民间化，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响到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建堂修庙，立碑塑像，烧香跪拜在民间已是家常便饭。正谓：吴风尚鬼自年年，土谷群神个个贤。雁后霜初阳月朔，游船争放岭梅先。

  鬼神信仰本身是带有盲目性、随意性、揣测性，但遭遇无数次困难、挫折、失败是引发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又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突出特点。民间百姓，普遍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似信非信的心态，信而不解，顶礼膜拜，烧香燃烛，虔诚至极地寻求心灵安慰或精神上的寄托。现世现报，有求必应是民间信仰最期望的目标，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六《金神七煞》载：“吴楚之地，俗尚巫师，事无吉凶，必虑禁忌。”高启《青丘诗集》卷二《里巫行》诗云：“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淆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写出了巫卜信仰的愚昧无知。淫祠的普遍存在，满足了民众驱病禳灾、祈求福报的精神诉求。甚至于奸臣、昏君、叛逆、恶鬼等也被奉为神灵，享受祭祀朝拜。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先生曾经说过：“历史让我们找不到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不能受教会控制。除了印度人外，没有任何一国的人这样的受神的摆布。”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法统计的俗神庙祠，这些庙宇是民间信仰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虽然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王朝更替、自然灾害等，尤其是二十世纪“文化大革命”，吴江历史上的先农坛、城隍庙、社稷坛、文昌阁、圣贤祠、三高祠、五圣堂等一大批庙宇均早已不存。一些庙祠因当时改建他用，仍得到保留，如今有许多的庙祠仍然散见于广袤的农村，有些已成为文物古迹。这些庙祠没有官方的支持，完全依靠民间自力，尽管十分简陋，却结伴着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而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地供奉着菩萨与神明，传递着香火，甚至于在原址祠庙旧墟处设案烧香，或置神像于家中，虔诚敬奉，恪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仰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精神权利，作为人们对最高的普遍价值的信任、信赖与追求，以特有的文化存在。民间传统信仰也是乡土中国百姓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文化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一方面破旧立新，取缔宗教和一切信仰，另一方面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红色崇拜”，把毛泽东主席神化为“红色领袖”。人人手捧红色宝书，胸佩红色像章，臂戴红色袖章，处处张贴红色标语，高喊红色口号，播放赞颂红太阳的歌曲，村头巷尾插遍大大小小的红旗，大江南北到处构成一片红色的政治海洋，甚至有笑话把《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说成“毛仙”，视毛泽东为神仙。

  从生产到生活，从集体到家庭都笼罩在“红色政治”的崇拜氛围中。饭前读语录，跳“忠”字舞，向毛主席像行礼鞠躬等，视毛泽东主席为至高的“现代神”。“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地从一种信仰崇拜转向另一种信仰崇拜。

  尽管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庙宇、神像彻底捣毁，可只是触及物质表象，民间所信仰崇拜的神灵并没有从人们的思想头脑中彻底地清除出去。事实上，民间信仰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流淌在世代子民身上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在今天，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民间信仰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

  然而，由于祠庙林立，祭拜盛行，奢侈浪费，甚至于社会秩序混乱，也常被朝廷官方压制、打击、禁止，甚至于被取缔、摧毁、消灭。《明史·礼四》有朱元璋“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敬”。就是指不符合官方正统的祭祀崇拜对象、场所及活动，就是淫祀，为不许。吴江也是淫祠的多发地，明清尤盛。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在吴地痛责信仰过度成为迷信，“荡民志，耗民财”大破五通神。他在《奏毁淫祠疏》中云：“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邪巫觋创作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感，牢不可破。……荡民志，耗民财，此为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亦恍惚梦与神遇，往往赢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而更甚矣……。”清雍正十年（1732）二月，两江（辖今江西、江苏、安徽）总督尹继善（1695—1771）下令严禁巫师邪说，要求毁五圣淫祠。吴江大仓桥贤圣庙、南关朝阳庵奉祀五方贤圣之神，按五方色彩塑五尊凶神恶煞神像，民间上香求签不绝。知县赵轩临奉文将其中泥土木偶焚毁殆尽，可不多久又死灰复燃，祭祀四起。乾隆《吴江县志》卷七《坛庙祠》云：“（明清时期）淫祠之风，吴下为甚。”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五《典礼志五》记述：“……自猛将军、昭灵侯、三贤、秦太尉数祠之外，率多淫祠。”尽管淫祠不合规范，但是有着深刻社会根源的信仰崇拜，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靠政令来禁绝。光绪末年，吴地仍然是“神像供奉如故，香烛辉煌如故，愚民崇拜如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吴俗箴言》）。实际上在隋唐以前，江南淫祠遍地，淫祀日常。这其中也有巫祝们趁机敛财，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秩序。唐代垂拱年间，狄仁杰为江南巡抚使，曾上奏整顿淫祠。《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吴楚之俗多淫祠。狄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宋书》卷三《武帝纪》记述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江南淫祠：“惑民惠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旁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列。”清末《垂虹识小录》也有记载：“乡里奸巫往往托为妖言以惑众，有庄稼圩神者，在三白荡之庄稼圩村。濒水立庙，奉像其中，神不知为谁何。而远近争传其异……香火胜帛之盛无日……庙祝皆村中人轮流为之，为其获利厚也。”有时，只能对民间所崇拜信奉的诸神祠加以规范、改造与变通。吴江是水乡泽国，因常年与河湖港漾打交道，遭受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袭击而翻舟、溺水、沉船亦时有发生，于是自古以来吴江的先民们对水神的崇拜早于其他，胜于其他。尤其是以捕捞为生的渔民百姓，出入于波涛之中，谋生于风口浪尖，生产生活毫无定数。在水神崇拜中最为突出的是龙崇拜，为掌管雨水之神。龙神崇拜虽然是中华民族所共有，但关于龙王、龙母、龙女、龙太子的殿、祠、庙在湖泊周边设立较多，顺济龙王庙原址在县治松陵镇垂虹桥南，为宋绍兴初知县江跻建。甘泉祠，又叫龙王祠，俗呼龙王堂祠，原址在石塘第四桥北，祀甘泉龙神，祷雨辄应，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分官致祭。还有县城松陵西门外的龙王庙，为李元所建，康熙曾御舟泊龙王庙。平望、震泽等地也建有龙王庙宇。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龙王之职是兴云布雨，为人消除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更是民间普遍信仰。每逢风雨失调，久旱无雨，或久雨不止，百姓都要到龙王庙宇烧香祈愿。宋人郑起在其《吴江太湖龙王殿》诗中说：“吾谒龙王殿，龙王在何许。太湖三万顷，水族龙为王。离离明月宫，渺渺寒烟渚。天下有旱蝗，吾亦能行雨。”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吴江久旱不雨，吴江县知事刘式譔多次亲自出示“断屠祈雨”的命令，并于邑庙设坛求雨，斋戒祷告，曾引发媒体的议论。此外，民间还要到观音庙、观音殿膜拜求雨，所塑观音像以手执杨柳枝，表意向人间普洒甘露。其次是镇压水患之神的禹王、太湖神、顾野王、水仙娘娘等；还有保护舟楫之神的金总管、利济侯、二七阿太、邱老太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分湖滩建有陶治禅院，除供奉佛陀菩萨，还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官”神像。这“三官”信仰为民间所崇信。

  据《隆庆长洲县志》云：宋元时期，吴地沿太湖一带建立总管庙、利济庙、宁济庙。嘉庆《同里志》记载：“总管堂，在龙字圩，俗称总管庙，祀金元七。”又引《姑苏志》曰：“神汴人，姓金，名和。随宋高宗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子曰细，为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遂封灵佑侯。灵佑之子名昌，初封总管。总管之子元七，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亦封总管。昌进封洪济侯，元七进封利济侯，后封随粮王。嘉庆十一年，又著灵异，晋封安乐王。”“总管”作为漕运灵异的土神称呼，藉此成为民间最受信仰、祭祀的对象，而宁济庙是祀元代处士金宁一。

  太湖渔民所祭祀的二七阿太，据传也是随宋高宗南渡的汴人，侨居吴地，殁而为神，专司江河湖港渔捕，是当地渔民所崇拜的水神。

  道教是一个多神之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与民间信仰比较接近，有许多崇拜的对象带有共同性、相似性，如老君庙、东岳庙、真武庙等也随处可见。

  江南吴江民间信仰历史久远，多元庞杂，信众涵盖千家万户，可以说家家户户、或多或少有信仰、有崇拜、有祭祀，且女性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群体，又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因为女性富有慈悲、怜悯之心，还有依赖性以及其意志上的薄弱性、性格上的脆弱性。

  民间信仰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自然神信仰、人鬼及人神信仰、社会神信仰、宗教中的俗神信仰，还有其它信仰如看风水、算命术、排八字、占卜、相术，还有定亲、结婚、乔迁、上梁、购车船、赴任、开业选择黄道吉日等。祭社稷是很重要的祭礼。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社稷就是土谷之神。吴江先农坛是祀奉先农之神，原址在县城松陵镇北门外位字圩，清雍正五年（1727）知县徐永佑奉命而建。

  从明清至民国，吴江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也带动了集市的兴隆及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影响市镇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吴江历史上小城镇、小集镇星罗棋布，有七个大镇（盛泽、松陵、平望、震泽、芦墟、黎里、同里）三小镇（铜罗、横扇、八坼），以及吴溇、戴家浜、贯桥、南厍、莘塔、屯村、坛丘等村镇，其市镇布局就沿河港和寺庙而扩散，集聚人口与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一般城镇中心地主要有城隍庙、文昌阁、土地庙、东岳庙等寺观、祠庙，周边一般设坛庙，如社稷坛、先农坛、邑厉坛等。如松陵镇（县治地）的圣寿禅寺，始建于孙吴赤乌年间，地处县城之中，周围又有华严讲寺、无碍讲寺、接待寺及城隍庙、三高祠等，县衙也依建在圣寿禅寺旁。震泽城隍庙位于市河中段北岸，祀吴江县城隍神李明，庙中原有一座戏台，是镇中集会活动的场所。东西栅附近建有总管堂和东岳庙，与市河相连。当地人把总管当作米业神，称之“随粮王”。震泽的总管堂遗址在禹迹桥北，亦建有戏台，晚清至民国是镇上的米业公所，在总管堂的大殿后，建有谷仓，按照官府的要求存放备粮。解放后，震泽所有祠庙均归镇粮食部门所有。还有黎里、平望、盛泽、同里等城镇布局也都是由寺庙而拓展。由于寺观祠庙经常聚集拈香礼佛的各地人群，构成了日常消费的主要群体，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活跃。庙会、香信及其神灵、菩萨的祭祀日、诞辰日等便成了各地百姓赶集、出游、寻访、会友、相亲的俗定日子，带动了商品交易、人口流动和地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市镇的繁荣与昌盛。换言之，凡是有庙宇的地段、水路码头的地段就是市镇人流集聚繁华的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