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以笔名发表《南社诗话》 被柳亚子识破

拙文《“曼昭”是谁？》曾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特别是陈晓平先生写了一篇《“曼昭”就是汪精卫》来佐证拙文，进一步探究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用“内证”坐实了推测。

笔者最近细读了《柳亚子文集》中的几本，在这几本文集的字里行间，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引起过太多注意的信息。柳亚子和曼昭的《南社诗话》其实是曾有过一些瓜葛和联系的，他认定曼昭即是汪精卫的过程也颇耐人寻味。

从钦佩到疏离

柳亚子在他的诗词集《磨剑室诗词集》(《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简称《诗词集》)里第一次提及汪精卫，是在1910年所写的《连番一首，为汪精卫刺载沣不中作》诗里。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被囚，是轰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柳亚子在当时显然并不认识汪精卫其人，但他与当时的舆论一样，对汪氏事败被囚既感到深深的鼓舞，又感到沉痛和悲壮。这首诗的末句“筑声哀怨送荆轲”便以荆轲喻汪精卫，可见柳亚子对此时汪精卫的钦佩态度。

汪精卫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之一，而南社正是由柳亚子一手创办和主持的。南社时期汪精卫的文学水平，曾受到柳亚子的高度评价。柳亚子在1936年的《关于“纪念南社”(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一文中曾回顾说，“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只是在南社时期，他与汪精卫似乎还没有真正碰过面。

1923年10月，新南社在上海成立，汪精卫也参加了相关的活动。这期间，柳亚子写有一首《十二年十月，海上赠汪精卫》，极称汪精卫“一击亡胡帝，平生张子房。丰姿犹妇女，家国有沧桑”，从诗里“廿载盟心久，一宵握手偿”的句子可以看出，这是柳亚子与汪精卫的第一次见面。从这些诗作可以品味出，此时的柳亚子对于汪精卫的好感，主要来源于其革命历史和政治地位，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他对汪精卫诗才的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柳亚子作为政治上较孤立的国民党左派，对汪精卫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31年10月24日致姜长林的信中，柳亚子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汪早已来了，不过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希望。武汉的事情不就是给他弄糟的吗？”此后的柳亚子，对于汪精卫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疏离和静观的态度。

“曼昭”疑云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情势紧张。柳亚子在上海的住址恒庆里颇近南市，他遂辗转避居到法租界的辣斐德路424号。这期间，曼昭的《南社诗话》开始在上海的报纸连载。1932年6月14日，柳亚子在致姜长林的信中写道：“十三日来信收到。《南社诗话》是什么人做的，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中华日报》的《小贡献》。现在，请你把关于这一件事情的《小贡献》找来给我看一看，千万千万！！！”可以想见，姜长林之前一定在报上看到了曼昭的《南社诗话》，他以为柳亚子既是南社的发起人，那这篇诗话的出炉柳一定参与其事，或许知情，或许就是柳亲撰此稿，所以姜长林特意写信来询问柳亚子。而柳却完全蒙在鼓里——— 柳亚子的这封回信，只专门说了请姜长林找报纸来看的这一件事情，而信末的三个感叹号，更能体现出他急切想要读到《南社诗话》的心情。

给姜长林的这封信寄出后，姜长林应该是回寄了几期《中华日报·小贡献》给柳亚子。四天后的6月18日，柳亚子给姜长林回了信。信中柳亚子说：

《小贡献》已收到了。所谓《南社诗话》者，和我并无关系。“将在上海按期发刊”，也不晓得是怎么样解释。《中华日报》是老汪的机关报，和从前香港出版的《南华日报》有联带关系。《南华日报》曾登过《南社诗话》，作者未详，我曾看到过几则。现在《小贡献》上的消息，照我想起来，大概是他们把从前在《南华日报》登载过的《南社诗话》继续在《中华日报》上“按期发刊”，而“不久可以出版”。我的猜测不知对不对？我那儿没有《中华日报》，你倘然看见上面登载《南社诗话》的话，请你随时剪下来，将来寄给我，好吗？本来是你和我要《南社诗话》，现在变了我和你要这个东西了，哈哈！

柳亚子毕竟是敏锐的，他才读了一次《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的《南社诗话》，就已然嗅到了它背后有着浓重的汪精卫色彩。

到此时为止，柳亚子对于曼昭《南社诗话》的态度，还是比较好奇、比较欢迎的。柳亚子避居租界，收阅《中华日报》大约不方便，报纸均要靠姜长林转寄，所以在去信中常有关于《南社诗话》的文字出现。一个月后的7月11日，大约之前索取的报纸尚未寄到，他便写信给姜长林抱怨说：“《中华日报》还没有收到呢！”7月17日他又写信给姜长林说：“《中华日报》来了一次，到七月八日为止，底下的没有来。《南社诗话》如有发表，请你寄给我！”可见他索取《中华日报》，全是为了读曼昭《南社诗话》，心情依然是非常急迫的。到了7月27日，他回信给姜长林时说：“《中华夜报》廿二至廿四收到了，谢谢你！以后仍请续寄为感！”在这封信里他还指出：“曼昭不晓得是什么人，我有点疑心是老汪的化名，不知道究竟是与不是。”这个时候，柳亚子已经对曼昭是否就是汪精卫这件事情产生了怀疑。

又过了十余天，1932年8月10日，柳亚子干脆提起笔来，给曼昭写去了一封信：

曼昭先生鉴：见八月七日《中华夜报》所载《南社诗话》，引章太炎《哭沈荩诗》称：“沈荩字北山”，疑有错误。北山为常熟沈鹏，以疏劾荣禄，得罪清廷，下狱，旋释归。与沈荩并非一人。荩自字愚溪，不字北山。或先生误两人为一人耳！太炎诗腹联，似是“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十字，记忆不甚清楚。原诗似见《浙江潮》月刊，或尚可覆按也。

柳亚子寄去的这封信，内容被曼昭原样抄入了当天的《南社诗话》以作更正。关于柳亚子寄去此信的缘起，我们也可以从曼昭《南社诗话》上找到答案。《南社诗话》里有这么一段话，可想而知是曼昭在这之前所写的：

沈北山在北京被捕时，章太炎在上海狱中，有诗曰：“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中阴应待我，南北几新坟。”此诗用李太白之风格，而运以杜少陵之气骨声调。读之，觉沉雄悲壮，溢于胸间。惜五六二句，余已忘之，百觅不得，社中同志，如荷见告，感且无涘。

事情很清楚。曼昭写《南社诗话》时忘记了章太炎的两句诗，他请知情的南社同志补足这两句。柳亚子恰是知情者，就写了信去补正。柳亚子自己也在8月14日告诉姜长林：“《南社诗话》前登章太炎诗，缺了两句，他叫人家告诉他。所以我写了信去，把这两句诗补上。”

耐人寻味的是，汪精卫此时恰好也在上海，正身处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波中。8月5日，从年初即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突然离开南京抵达上海，第二天便公开发表了通电，以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又“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之故，自称“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突然宣布辞职，由此在上海隐居起来，称病不见客，直到数波人马抵达汪宅劝说，加之背后讨价还价达成一致，这出“坚辞”与“慰留”的活报剧才慢慢落下帷幕。

柳亚子在这个政治动荡的节骨眼上给曼昭写信，是否有刺探曼昭究竟系何人的意思呢？曼昭方面作出了迅速而准确的回应，难道又是想向柳亚子证明什么？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在这件事之后，柳亚子大抵已经熟知了《南社诗话》的背景了。尽管《南社诗话》还在报上继续连载，但从柳亚子的书信中看，他搜求《南社诗话》的兴致，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曼昭”就是汪精卫

时间又过去了好几个月之后，1933年3月2日，柳亚子给姜长林写信时，对曼昭《南社诗话》的态度产生了转折。他在信中说：“曼昭议论，我觉得不很高明，而且有顾前不顾后的毛病。因为他倘然是老汪，自己早就变节了；倘然不是老汪，也不过是变节汉的徒子徒孙而已。”

柳亚子在1934年去南京游玩时，还曾见到过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这几首诗里还是有一些场面话的：汪精卫“招饮”时，柳亚子即席赋谢，曾写有“珍重东山谢安石，风流宰相黑头公”的称誉句子。《秣陵杂赠三十首》中，也有一首“文采风流汪季新，深情厚貌自无伦”赠给汪精卫。久别重逢，柳亚子对汪精卫的印象到这时可能又会变好了一点，抑或仅仅是故作交际姿态吧———毕竟，当着别人的面，“变节汉”一类的背后议论，总是不好说出口的。

日后的汪精卫，在政治上更是逐渐走向深渊方向去了，柳亚子对汪精卫的态度就更加急转直下了。前引汪梦川文章已经指出，柳亚子后来在诗里甚至不以真名实姓来称呼汪精卫了，而径以“夫己氏”之称代之———“夫己氏”者，犹言让人憎恶而不便或不欲直呼其名之人。柳亚子1944年写有《杂赋十一首》，其中便有五首专门指出是“为夫己氏作也”：

轻薄由来叱魏收，小儿无礼李邕羞。蜉蝣撼树猖狂甚，此辈真宜有北投。

一夫一妇寻常事，专爱何劳妄品题。观过知仁吾自恕，忍持苛论说修齐。

高叟为诗貉一丘，纤儿枉自附清流。笑他顽石头难点，不信东坡有子由。

经年阉媚附师门，入室操戈忽自尊。醴酒髠钳关大体，岂真一怒为盘飧。

叩胫以杖临原壤，鸣鼓而攻斥冉求。不似灌夫轻骂座，尼山木铎仰前修。

这五首诗多用典故，但也不难解，能容易看得出，柳亚子下的语气很重。从上下文看，这些诗当作于1944年5月，是时汪精卫正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于东瀛。柳亚子写这些诗，或许正是他在诗人层面上为汪精卫预先试作盖棺论定吧。

关于詟皆的引文，陈晓平先生在《“曼昭”就是汪精卫》一文中说：“宋君本已无限接近谜底，却不小心错过了。”笔者很惭愧，因为那个时候，只是匆忙地把自己的疑问记录下来，却没有及时去核查《磨剑室诗词集》。现在详查了该书，关于柳亚子指责汪精卫“丑诋”雷铁崖的文字，就可以多引几句了。这几句话，出自柳亚子1950年所写的《书烈亚同志所藏中山先生遗墨后》里的一条很长的自注。这段自注太长，笔者之前撰文，曾转引了几小句，又承陈晓平先生作了补充，这里不妨再引足几句，借以说明问题吧：

詟皆后走南湖，赋诗述愤慨，有“十年革命党，七日秘书官”句，余则仅三日耳。詟皆后以狂疾死。顾其人实佳士。始为逆妇陈璧君本师，以督课严，陈不能堪，遂与詟皆为仇。季新亦受其浸润，惟妇言是用矣。季新在沪某报发表谈话，丑诋詟皆，言其热中。盖亦厉阶长舌也。顾季新晚节末路，视詟皆又何如？人苦不自知，且得贤妇亦不易。余惟私自庆祷耳。

曼昭《南社诗话》里所述“诗之最丑不可耐者，如‘梦想封侯’及‘自怜落魄’等语。古代诗人习以为常，恬不为怪，南社诸子亦时不免”，指斥的就是雷铁崖(詟皆)。曼昭说，雷铁崖“元年在临时大总统秘书处，以事忤胡汉民，决然舍去。孙公留之不得，其风骨固在也。然及其作诗曰：‘十年革命党，卅日秘书官。’余见几为作呕，此真所谓厚自诬蔑矣”。雷铁崖去世于1920年，曼昭写《南社诗话》时已是1930年代，用“几为作呕”这样的话来评论逝者之诗文，确实太不客气了。雷铁崖生前与柳亚子交好，柳遂记此“丑诋”在心，直到1950年才写在诗的自注里，大概是之前有种种不传之因吧。

但持平地来说，柳亚子在这一段自注里，对汪精卫的评价还是较为缓和的。他称汪氏为“季新”，而非径直冠以“汪逆”；在政治上也只说他“晚节末路”，在人格上也只是责备他说“人苦不自知，且得贤妇亦不易”，倒是大力地挞伐了一番“逆妇”陈璧君。

晚年的柳亚子，对于汪精卫的评价缓和，但对于写《南社诗话》的曼昭，态度却进了一步。他已经不再“疑心”，不再纠结于“不知道究竟是与不是”了，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年在报上撰写《南社诗话》“丑诋”雷铁崖的就是汪精卫本人。这足证，柳亚子到晚年已经认定曼昭即是汪精卫了。其中道理，或许正如陈晓平先生所说的：“十多年后，柳氏或许自己悟出，或者得到其他旁证。他既敢于作最终认定，必有所本。”

柳亚子对待汪精卫的态度，一生之中发生了数次的转变。起先是对革命志士风采的景仰，然后转变为对诗人文采的钦佩，之后逐渐出现了政治上的不以为然，然后就是完全的分道扬镳。但在最终盖棺论定时，柳亚子又颇有持平公允之论，这固有念及旧交的干系于其中，但人们能感受到更多的，则是他的长者之风。此外，我们应该确认，曼昭应该就是汪精卫，曼昭的《南社诗话》应该被归为汪精卫的作品。后人再谈及汪精卫生平、提及南社史，乃至勾稽柳亚子和汪精卫的交往历程时，当要补入曼昭《南社诗话》这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