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呷了一口茶，继续回忆道：宣卷船都是木船，不大，按照现在的吨位，4吨左右吧，比起绍兴水巷里的乌篷船要大一些。每条宣卷船，有两个摇船人，一般都是夫妻档，加上宣卷先生和琴师，正好十人。如果主家要到杭州灵隐寺去还愿，隆重一些的就会请一个宣卷班子同行，到庙里去唱给佛主菩萨听。那个时候去杭州，基本是夜航班。由于路途遥远，一时半刻达不到目的地，为了打发时间，宣卷班子也会在船上唱几出宣卷，既是自娱自乐炫技广告，又使得主家不至于航程过于寂寥，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到了拱宸桥。由于宣卷先生一路卖力，主家满意，结账相对也是爽快多了。

沈先生的父亲沈福田以前主持凤鹤社丝弦宣卷班。常宣唱的宝卷有：《白鹤图》《叶香盗印》《沉香扇》《白马驮尸》《刘全进瓜》《大水獭》《洛阳桥》等。一般丝弦宣卷分一唱一和两先生，唱的为主，称上班先生，和的称下班先生。琴师有六人，敲扬琴，拉二胡等。宣卷演出，分下午场和夜场，一场宣卷三个钟头。有时候演出生意火爆，需要第二天赶到外乡去演出，为赶时间，就必须摇宣卷船转场，好在摇船人可轮流替换。

说来也奇怪，在同里的宣卷班子一般不会直接揺到下一个演出地点，而是一场宣卷结束就直接摇回新园或南园茶楼。原来，船家是依附于宣卷班子的。宣卷老先生要吃早茶。摇船人自然把雇主奉为上帝，先生吃好早茶早点，然后再赴下一演出点。主家呢，对宣卷先生也是极其尊重的。先生到场，爆竹迎接。夜里演出结束，东家自会留先生吃夜宵。沈福田的宣卷船就停靠在同里的南园茶楼、新园茶楼附近，东新桥的西面。这个地方靠近同里湖，水域广。乡下上街上近，也就是说的“出脚”方便。

那个时候一场宣卷的演出费用也不低，一石米一场的报酬水平，统共由宣卷班子包括摇船人一起按作用大小，名气招牌，实力轻重分账。

除了宣卷先生要吃茶，赶到南园茶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领市面接生意。解放前，同里宣卷也是有经纪人的。当时的宣卷经纪人被称为“牌下”。“牌下”主要联系宣卷先生或戏班子演出，从中提成谋利。

记得解放前，新园茶楼隔壁开有一家理发店，店家仲小和、仲熊飞父子就是当时的“牌下”人物。宣卷先生的牌子挂在理发店墙上。牌子为木制品，大小约20×30cm，上面用毛笔写上宣卷先生的名号和擅长曲目。有宣卷需要的主家就会到理发店里来商洽。主家喜欢哪位先生，直接点将，翻转他的木牌。翻到谁的牌，牌下就联系谁，然后再到河埠头上租好宣卷船，到了约定宣卷的时候，宣卷班子登船出发宣卷了。那时的宣卷船有船舱，夜里可睡床铺。牌下仲熊飞的娘会摇宣卷船，一般就停靠在茶馆前，随叫随摇。

当初，牌下经纪的红极一时的名角有：严阿毛，一本《红罗帐》唱得出神入化；袁宝庭，说唱风格冷噱，代表作《白蛇传》。宣卷唱的比较好的，还有延陵社的汪昌贤等6人。另外，当时同里镇上约有四，五个江浙沪的戏班子，也在理发店挂牌，最为有名的是浙江绍兴的三庆舞台班子，专唱绍兴戏，原汁原味，自然非同一般。解放后，白天做工，宣卷放在夜里宣唱，一台宣卷费用6元。农村，穷户人家多，村上老听众就集资听宣卷。到了文革，宣卷受批判，只能偷宣，所以在老百姓中有偷听宣卷的说法了。

一般偷听宣卷的都是粉丝级的，沈先生至今还记得几位活跃的老听众名字，胡风（南货店老板，人称老龙头），还有王乃安。东溪港人搞待菩萨及祭祀活动，也时常会请沈福田班子唱宣卷。有了粉丝的宣卷先生自然是更加卖力，如金家坝唱宣卷的吴阿根，爱漂亮，喜欢扎台型，戏服行头要换六身之多。有些考究的先生，上台放一把紫砂壶，边说书，边喝茶，这也是派头，尤其在冬天喜欢吃一开热茶。夏天炎热，先生让东家打一盆井水，洗一把冷水面才上台，属于相当的敬业。按照现在的说法，当年的宣卷船应该也算得上是送戏下乡吧。

如今，宣卷船已经走进历史的记忆。同里宣卷已经列入国家级非遗目录。据吴江文史老人张舫澜和金云林两位的统计，活跃在吴江农村的21个宣卷班子一年演出的量在2500场次左右。其中，计秋萍、徐荣球领衔的鲈韵社，主攻公益文明题材的新宣卷，大受社会欢迎，不但吸收其他的宣卷班加入进来，半年不到，已经成了电视报纸新闻里的常客了，火热的程度也堪比这冬天里的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