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积云，1916年3月出生于吴江县平望镇，父亲是位私塾先生。1935年秋，黄积云从吴江到上海中学幼师班念书。那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随之，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学生热烈响应，黄积云和同学们一起，高唱“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歌曲，向上海人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6年8月，黄积云幼师毕业后，在上海私立求智小学当教师。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叫邱启英的大姐，了解到黄积云对抗日救亡的思想后，介绍她参加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女教师读书会。从此，黄积云经常听到救国会领导的一些报告。读书会的活动，使她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更加坚定地投身到革命和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后来，党组织认定黄积云参加革命的时间为1936年8月）。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活动，黄积云参加了上海的抗议活动和营救活动。1937年6月，上海各界救国会发动十万人签名入狱运动，要求国民党释放“七君子”。她和许多爱国者毫不犹豫地在签名册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表示愿和“七君子”同服“爱国罪”。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形势出现新的转折。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日高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无罪释放了“七君子”。
1936年 黄积云于上海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向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八一三”抗战打响后，黄积云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全力以赴参加宣传队、慰问队等活动，先后到多个收容所做宣传工作，帮助安置成千上万的难民。不久，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坚持三个多月的“八一三”抗战最终失败。
上海失守后，日军进入租界到处搜捕抗日救国人士。组织上动员爱国青年转移到内地去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启英大姐安排黄积云跟上海国民救亡歌咏队去武汉。11月25日，由黄积云等十名青年组成的国民救亡歌咏队第三队离开上海去武汉。到达武汉后，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黄积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又转向西北奔赴延安。一路风霜雨雪，一路艰险坎坷，几经曲折，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1938年3月，黄积云他们终于到达延安，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黄积云来到延安后，根据党的安排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成为教员训练队的一名学员。当时，延安各方面的条件都是相当艰苦的。但对黄积云来说，心里却充满了向往、充满了愉快。在这里，她不断地进步。1938年5月，到达延安仅两个月，她就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也是那个时候，她在抗大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著名演讲《论持久战》。由于她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较高的文化素质，不久，她担任了教员训练队的党支部委员会。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影
抗大毕业后，根据党的需要，黄积云又转入位于延安城北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学习。延安马列学院创办于1938年5月,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创办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由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同志兼任院长。在那里，黄积云曾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演讲。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她担任了第三班的党支部书记。通过学习和研究，她比较系统地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马列学院的土窑洞里，她在思想理论水平、党性锻炼与修养不断提高和加强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为了使学习和研究有机结合，黄积云在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曾经到延安财经办事处任统计科科员、党支部委员，在那里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以了解当时延安的财政经济状况，并经受实际工作的锻炼。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将原来马列学院承担的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中央党校。一个多月后，马列主义研究院又改成中央研究院。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30多位同志，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当时，延安整风正处在准备阶段，政治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汇编党的文献。由于黄积云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工作认真、细心严谨，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因此也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资料员。在那里，她按照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努力做好各项相关工作，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援助，并实行全面封锁政策，延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决定组织发动大生产运动。黄积云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大生产运动。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黄积云结识了在马列学院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教员、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朱竟之同志。朱竟之（注①），祖籍湖南省宁乡县，父亲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长沙周南女校创始人朱剑凡先生（注②）。他俩简单而朴素的婚礼，由朱竟之的三姐朱仲芷同其丈夫肖劲光（时任延安卫戍司令员）主持，并暂让出他们的窑洞做新房。朱竟之的妹妹朱仲丽，时任中共中央机关医务所和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妹夫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志。1942年11月，朱竟之和黄积云有了第一个女儿。当时，黄积云和李昭同志（胡耀邦同志的夫人）同时生孩子，还开玩笑为两个孩子订了“娃娃亲”。胡耀邦同志按湖南人的习俗，特地炖了一只老母鸡，兴致勃勃地用脸盆端来，上面漂着一层红红的辣椒。可惜，吴江人黄积云不吃辣。后来，黄积云的第一个女儿生病，因陕甘宁边区医疗条件差，不幸夭折。
1940年 黄积云夫妇与朱仲丽夫妇在延安合影（左起朱竟之，黄积云，王若飞，朱仲丽，王稼祥）
1942年6月，党中央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兼任主任。其时，朱竟之由军委后勤部供给学校副校长上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贺龙同志的财经秘书。1942年底，党中央根据大生产运动发展的形势，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边区的经济形势在1943年开始出现好转。1944年3月，为了进一步克服边区在经济上面临的各种困难，扭转财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调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朱竟之同志转任陈云同志秘书。到任后，陈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方针和有力措施，不久又派朱竟之同志到陇东贸易公司任副经理，以加强对陇东经济和贸易工作的领导。由此，黄积云随丈夫朱竟之，来到陇东贸易公司工作。
陇东（今甘肃省庆阳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肩负着保卫延安的重任。陇东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粮食基地之一，有着“陇东粮仓”的美誉。当时陇东的西华池集市贸易以盐为主，很发达，国统区的商人和老百姓也来买盐，同时把布匹、棉花、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卖给边区政府。陇东贸易公司积极利用西华池发达的集市贸易，开展以物易物的商贸活动，购买了大量边区紧缺的物资，再转销到延安等地，有效缓解了当时边区物资匮乏的困境。在陇东贸易公司的努力下，庆阳城也成为陇东商品贸易的重地。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贸易公司工作人员和边区内外商人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关卡封锁进行运营。经陇东贸易公司全体同志的努力，在陇东农业、手工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商业贸易蓬勃发展，整个经济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陇东地区不仅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水平，还成为陕甘宁边区主要的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基地。
陇东大生产运动介绍
在担任陇东贸易公司秘书一年多的时间里，黄积云协助领导，积极组织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出口，换回边区急需的棉花、洋纱、布匹等。在指导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开展劳动互助，发展边区经济，保障有效供给，为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使边区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作出了不懈努力。同时，黄积云也积累了许多实际工作的经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迎来了最后的胜利。9月17日，党中央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进军东北的伟大战略决策。在两天前的9月15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参加东北局领导工作的陈云同志，于9月18日飞赴东北。临行前，他特地嘱咐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组织十多名干部，赶去东北。于是，朱竟之和黄积云夫妇离开陕甘宁，奔向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