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两省中间的隐读村
去南浔无论陆路或水路均有土匪出没，因而村民及周边百姓都转到隐读村购买日用品，方便又安全。南面丁家湾，南货港，焦田，观田圩以及陆家湾，浙江的乔胡溇等地的村民都到本村采购生活用品。因此从1946年至1948年间，隐读村十分热闹，是兴盛时期。
店棣廊从东至西开设大小店铺十余家，有两家药材店、两家鱼行，一家肉铺，两家理发店。多处茶馆，两家豆腐店等。具体店名(由东至西)有金荣司务棺材店、汤阿巧小店(后王占喜小百货)，王荣宝茶馆店、赌场(路口搭棚以增加座位)、陈子敏诊所、合兴杂货店，恒心昌大型油酒酱杂货号，恒德生药材店(后改为杂货店)，江西老表馄饨面店，天仁堂药材店，连阿婆杂货店，黄鹤楼茶楼(汤云福经营)，邱隆昌油酒粮杂货店，阿虎师父豆腐坊，韦永泰鱼行，沈元昌杂货店，宋阿连豆腐坊，余世洪渔行，发伯伯肉店，绰号“青南瓜”杂货店。洪木桥南面:邵阿根理发店，三泰染坊(后汪云才大饼油条店)，日辉桥韦位奎摇面机兼杂货店。黄鹤楼底下还有龙根师父理发，连珍先生肉摊等。
当年天仁堂药材店门前建有廊棚屋，沿河建有“冷板凳”供人摆摊或休息，沿街设有臭豆腐干摊，油煎饼，羊肉摊(冬天卖冻羊肉的约有6到7家)，圆子、粽子卖家约有五六家。数二阿姑的熟食销售最好，她粉磨得细，做得考究。每到野菱上市时，提篮叫卖的小姑娘不少，如施宝珍、韦金毛、陈小毛等约七八人。当时有2个品种的菱，一种叫家菱，是用小盘秤野菱用碗计量出售的。每当下午沿街地上到处是菱壳。
▲如今的隐读村商铺
隐读村是个聚赌的地方，除了本村有一批“白相人”(俗称甩脱货)，邻近有爱赌的人也云集隐读村参赌。黄鹤楼楼上楼下约有7到8桌麻将、划花。其他如两家鱼行、汤阿巧小店都设有麻将桌，整个店棣廊不少于15到20桌。
当时的隐读村远比吴溇、陆家湾闹猛，市面好。从表面看，市场繁荣赚钱比较容易，但这是特殊年代带来的虚假繁荣，大部分农民仍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日子。尤其在每年青黄不接时期，即上半年地里小麦、蚕豆、玉米未收获，下半年田里稻谷未收割，这两段时间里，家中无米下锅、断餐的穷苦人家比比皆是，位数不少的。还不清欠债外逃过年的也不在少数。
隐读村极大多数农民勤劳朴实，一直在家耕耘土地，以种粮养蚕收入为生。一年的经济收入以桑蚕为主。当时蚕种以“老虎牌”“绿叶牌”为主，少量的养“杜蚕”。大户人家养5-7张蚕种，小户人家两三张。主要养春蚕，开二蚕的人家极少。蚕茧收获后，一小部分到新田湾茧站出卖鲜茧，大部分建灶做土丝，分批到南浔出售，收入较高。蚕茧“下脚”妇女用于剥棉兜、打线织土布，用于一家人穿着，自力更生，尽量少花钱购买“洋货”。
隐读村百姓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施明宝家中有先生说大书。纯碫堂有外来越剧团演出越剧，日夜两场，场场客满，有时“庙白场”。还有马戏队演出，练缸练甏，走钢丝、吊千秋等节目。洪木桥堍唱“小热昏“，卖梨膏糖等等。为了庆祝日本投降，村民自发筹资在纯碫堂前搭台做草台戏，请孙百林班子演出京剧，连演两天，热闹非凡。戏台正面一只横匾，请我祖父崔钰斋制作，我祖父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完成。挂在戏台上，从左面看是条龙，从右面看是只虎，而从正面看则是“正大光明”四个字，人称龙虎匾，人人赞美叫绝。
▲祠山庙桥（陈志强提供）
当时隐读村有观音堂、祠山庙、南圣堂、朱天庙、五圣堂。祠山庙、朱天庙香火最旺。小小五圣堂新年初求佛“打照”十分兴旺。一般打两副照，一问今年蚕花是否好，二问今年全家是否平安。祈盼打个“三圣照”，避免出现“三阴照”。遇到天灾时刻，如夏天长期无雨，禾苗被枯死，一年无收成，危及明年全家生活，只能求佛拜菩萨。农民就将观音堂里的猛将菩萨抬出来，敲锣打鼓游街太阳晒。解放前农民自发组织的庙会特别多，如祠山会、三官会、灶君会等等。这些庙会每年固定日子举行。其中祠山会参会规模较大，吃庙饭的人数多，约50-60人。所以要由近十户承担费用，三官会相对较小，由3户人家轮流做东道主。灶君会不举行任何仪式。庙会日的中晚两餐全部素食，不吃荤菜。
1946年，国民党发动三年内战，主战场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兵员严重不足，就通过抓壮丁的手段补充兵员。按规定，有两兄弟的抽一名当壮丁。店棣廊施明宝的哥哥施阿宝在1947年被抓去当兵，一去不返，毫无音讯。有的两兄弟人家不愿去当炮灰，也可以出钱叫愿意去的人顶任务。没有充壮丁义务的家庭，伪乡政府挨户收取所谓“壮丁米”，用于买壮丁的费用，百姓不堪重负。由于连年内战，隐读村多次有安徽、河南、山东、江苏苏北等地的难民路过或留置。来村的难民拖老带小，人数不少于五六十人。外地难民(大部分苏北及安徽一带)到村后，由村上头面人物负责安置，一般都安置在观音堂庙里，并挨家挨户摊派粮食杂物，以解决难民饥寒之苦，尽力做好安抚工作，促使难民不骚扰百姓，早日离开本村(一般驻留3-4天)，减少村民负担和农作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