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 0:17:13
作者:
李海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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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先生一生使用过的书斋名,据粗略统计就有近20个。从斋名可以看出写作的处所或时间,而重要的是,这些斋名言志陈情释怀,透露了柳亚子先生的情感、风骨和气派。有砥砺自身决心为国为民贡献才华的(磨剑室),有追随孙中山崇尚马列主义的(拜孙悼李楼),有陷于苦闷惚惚如狂愤世嫉俗的(活埋庵),有抗日救国时的擂鼓呐喊(羿楼、射日斋),有金瓯不全一家难圆时的苦苦企盼(鸥梦圆移),也有抒发胸中浩然的气概(上天下地之庐)。循名责实,纵观这些斋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历史的印痕,世事的变迁和柳亚子先生的思想轨迹。
记得“补白天王”郑逸梅在《南社丛谈·南社社友斋名表》中说过,南社社友多数取有斋名,聊以表明自己写作的处所。但是这些斋舍是否一定确有其处,却不一定。有的确有其处的,有空山楼阁的,有随意题取的,甚至绳枢瓮牖局居斗室,却题成什么轩,什么馆,什么山房,名称很高雅的。因此,研究斋名,并不重在地点、时间等实处,而在于探讨斋主的风骨气派及寄慨寓情。
下面就选取柳亚子先生较有代表性的书斋名称,实有其处的就说出它的时间、地点,难于落实的,就寓意及著作等方面作一点考释。
磨剑室
使用时间主要从1903年至1927年,不过,柳亚子离开黎里后撰作诗词文章,后来汇编成集子,仍然沿用磨剑室。地点有两处,都在黎里镇。
第一处在浒泾桥畔周寿恩堂。寿恩堂共分四进,第二进楼房五开间,有一个匾额,上书“题红仙馆”。第三进是大厅,匾额上题有“寿恩堂”三字,是乾隆的御笔,下笔还写着“赐直隶总督臣周元理”。“磨剑室”就在“题红仙馆”对面的寿恩堂一侧,共二间,打通后作为柳亚子和他父亲共同的书房。寿恩堂是周元理任直隶总督以前所造,周元理告老回乡后,另建更为高大的新宅。周元理在乾隆年间任工部尚书多年,因此新宅的工艺特别是砖雕门楼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新宅落成,乾隆皇帝曾大书九个“福”字赐予周元理。故新宅称为“赐福堂”,周元理也以“周赐福”名噪江南。新宅共六进,真正赐福堂在第三进大厅。
1922年,柳亚子全家自寿恩堂移居赐福堂。第二处“磨剑室”就设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下的东首。至今磨剑室仍然保留着原貌。落地玻璃长窗,装有纱窗纱门,室内用官窗隔成南北两间,北间是夏季卧室及歇乏之所,南间安放了沙发藤椅书桌书橱书架和笔筒,东墙上方有一横匾,上书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磨剑室”。
磨剑室的取名源于贾岛的《侠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纵观柳亚子先生,的确从磨剑室开始,不断磨砺自己磨砺儿女,为国为民贡献才干。早年的柳亚子,仅仅具备一腔革命的热血一股献身的胆气,却缺乏适当的革命手段。1906年春,年方弱冠的柳亚子赴上海进理化速成班学习实用化学,打算制造炸弹以进行暗杀。这时的柳亚子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高明不了多少。随着历史的发展阅历的增长,柳亚子的思想不断前进,终于脱尽了游侠精神。他在磨剑室辛勤笔耕,效法杜甫写作诗史,以诗歌记录时代,“留当他年诗史看”;他把诗歌作为宣传的利器,唤起民众的觉悟,鼓吹民主革命。柳亚子就从磨剑室出发,不断扬弃不断更新!
东墙上是南社社友傅钝根所赠的指书对联:“青兕后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对联很巧妙地把柳亚子当时的姓名和别号都镶嵌在里面。
南宋词人辛弃疾文武兼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很符合柳亚子的理想,辛词豪放婉约兼而有之且多用典,这也符合柳亚子诗词的口味。柳亚子爱慕辛弃疾其人其词,就改名“弃疾”,辛氏有别号“青兕”,于是他也以“青兕”为号。柳屯田即柳永,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是北宋专力写词的作家,擅长以慢词描写都市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行役之情,开辟了词作的新题材。曾经有人将苏轼同柳永两种不同创作风格进行形象的比较,说苏东坡的诗“须关西大汉,铜瑟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见俞文豹《吹剑录》)所以有“红牙”“柳屯田”之说。当然,柳亚子的诗并非一味婉约,他的忧国忧民之作更多的是接近于辛弃疾,这里主要是取它一个“柳”字。
柳亚子先生非常喜爱这副对联,特别是“青兕后身辛弃疾”一语,说柳亚子犹如辛弃疾再世,象“青兕”那样,敢于冲锋陷阵,犀利而老辣。
磨剑室的书桌上供有孙中山先生半身铜像,从1903年至1927年,柳亚子磨砺他那支如椽大笔24年,不屈不挠,奋勇前行。1927年柳亚子因遭蒋介石的通辑而被迫离开黎里。人虽然不在磨剑室,但他的诗词文章依然以“磨剑室”命名。洋洋四巨册《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录》就记录着他不断前进的足迹。
红梨阁·红梨馆
使用时间约从1909年至1922年止,在黎里寿恩堂老宅。
1919年秋,柳亚子在家乡黎里开辟了一个私人图书馆,称为“红梨阁”,后来,随着书籍的增多,又改称“红梨馆”。
“红梨”二字与天下第一绸都盛泽有关。元末明初,沈万三在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居女眷,又种植红梨万株于湖滨,花开夺目,风景遐迩闻名,那湖因此得名称“红梨荡”。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娶自盛泽,郑家一门数代以诗文著名乡邑。佩宜夫人归黎里随嫁不少书籍。柳亚子先生专门刻了一枚藏书之章“红梨饭”,钤印纪念。红梨饭,红梨阁藏书,饭者,精神食粮之谓也。
1917年开始,柳亚子发狂似的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代到近代,一概收藏,逐渐发展到苏州地区各类人物的著作。至今柳亚子的《磨剑室藏印》中还留下“狂胪文献耗中年”“借琐耗奇”二枚印章。光1918年就花去一万多块钱,弄到袖中金尽的地步。同年冬,柳亚子发起成立“吴江文献保存会”,联合吴江12位藏书的佼佼者,拟定12个字,每人取一字作代号。文(柳亚子)献(费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编成了一本《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多种。柳亚子“文”字号的书籍多达650余种,为各家之首。
自1917年开始,柳亚子大量搜罗乡邦文献,至1927年止,共收集各类图书44000余册。在1919年,柳亚子以“红梨”命名自己的书斋,1922年,柳亚子迁居到赐福堂,“红梨阁”“红梨馆”存在了三年。1950年,柳亚子将这批珍贵的藏书献给了上海图书馆。
拜孙悼李楼
使用时间从1924年2月至1925年3月,地点在黎里“赐福堂”故居。
柳亚子故居第四进是七楼七底的一幢楼房。当年柳宅的生活起居楼,柳亚子曾名之为“拜孙悼李楼”。
楼下的大厅是餐厅兼会客厅,东西两侧的房间,平时休息夏天作为卧室。楼上都是卧室,由东向西分别是柳亚子母亲费太夫人。儿子柳无忌、女儿无非和无垢,柳亚子夫妇居住在最西头的一间。
楼名“拜孙悼李”,年代不难推知,当在1924年2月到1925年3月之间,即列宁逝世之后与孙中山逝世之前。拜孙悼李,柳亚子旗帜鲜明地直陈自己的感情。先说“悼李”,就是哀悼列(李)宁。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柳亚子在《新黎里》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哀悼列宁颂扬列宁宣传列宁主义。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柳亚子就接受了列宁的学说,在1922年出版的《乐国吟后序》本尾,柳亚子自称“李宁私淑弟子”。再说“拜孙”,就是崇拜孙中山。“在现世界上,能够了解列宁的意义,继续列宁的事业,有做列宁第二的资格者是谁?说一声老实话,内举不避亲,要推我们创造中华民国的孙先生了。”“孙先生的道德,孙先生的气魄,孙先生的才能,都不在列宁之下。”(《新黎里》报)柳亚子1906在沪上秘密竭见孙中山先生以后,一直亲聆孙中山的教诲,在他的麾下呼吁奔走,致力国民革命不遗余力。柳亚子尽管没有见过列宁,但他从列宁的著作中汲取力量,十分敬仰列宁,把列宁看作自己思想上的老师。在1924年的《新黎里》报上,柳亚子发表了系列性的《拜孙悼李楼随笔》,又请人刻了一方印章,文曰“亲炙中山,私淑列宁”。
古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柳亚子就在这拜孙悼李楼上,写下了他诗言志的代表作《空言》:“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不用典故,不用比兴,直抒胸臆,一气呵成,旗帜异常鲜明。此诗写于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诞生还不到三年,柳亚子就已经确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出身地主家庭,从小深受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浸淫的柳亚子杀出了旧营垒,冲出了孔佛耶回的包围,新思想刚一露头就接受融化而付之实践,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有人说柳亚子聪明,不错,是聪明,不过柳亚子之所以能“拜孙悼李”,不断前进,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具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一颗赤子之心。
乐天庐
使用时间从1927年5月至1928年4月,地点在日本东京东郊外井之头公园附近,乐天庐是柳亚子流亡日本时的书斋名。
柳亚子因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蒋介石作了面对面的斗争。1927年5月8日,蒋介石政府上海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派兵到黎里,夜半缇骑入室指名查捕。柳亚子藏匿在楼上复壁之中,口占《绝命词》28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吟罢瞑目待尽。然而柳亚子命不该绝。愚蠢的丘八抓错了人,把亚子的妹婿凌光谦给带走了。第二天清晨,柳亚子化装成渔民,乘渔船抵达上海,隐姓埋名,改名唐隐芝,偕佩宜夫人与长女无非一起东渡日本,在东京郊外井之头公园附近定居下来。7月6日,儿子无忌与小女无垢也来到东京,一家团聚。时在东京的朋友郭谷尼、刘海粟,王济远等人经常前来聚首,日本朋友德永懒牛等也时时拜访。一时间,柳亚子家中热闹非凡,其乐融融。柳亚子自谓“万卷藏书无一字,自携竽木一身轻”,请王济远先生题写了“乐天庐”三字,制成匾额。
寓居乐天庐,柳亚子时常接待中、日宾客,阅读各种书刊,继续与儿子无忌进行苏曼殊研究。在乐天庐,柳亚子利用闲暇,教儿女们读书写作,兄妹们高兴地称乐天庐内的学习生活为“乐天大学”。后来,兄妹三人把所写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本《菩提珠》,于1931年出版。
乐天庐的生活是闲散的,但是柳亚子还是时时系念着祖国,不到一年,国内形势稍稍好转,柳亚子就回到上海,继续他救国救民的奔走和号呼。
礼蓉招桂龛
使用时间从1928年到1958年柳亚子逝世为止,这个斋名专为悼念张应春烈士而取。1928年后,柳亚子行无定踪上海、桂林、香港、重庆转辗奔波,最后定居在北京北长街,礼蓉招桂龛始终没有废弃。
张应春字蓉城别号秋石,1927年惨遭杀害时托名金桂华,故柳亚子有“礼蓉招桂”之署。古时有“心丧”之礼,老师亡故,弟子不穿丧服,心里时时悼念称为心丧;佛家又有“心香”一语,说衷心虔诚就能感通佛道,如同焚香一样,后来借指真诚的心意。1928年,柳亚子在寓所悬挂张应春烈士像片,把书斋改名为“礼蓉招桂龛”,龛,本是供奉神像的石室或柜子。可以想见柳亚子对张应春烈士执“心丧”献“心香”的痛彻和真诚了。柳亚子年长张应春15岁,当然不是张应春的学生,相反张应春对柳亚子常执弟子礼。不过柳亚子对这位老乡同志兼战友的悼念之情与心丧无异。
1928年,柳亚子从扶桑归来,亲至南京寻找张应春的遗骸,可是仅得到捆入麻袋乱刀刺死投入秦淮河中这样一个令人痛彻骨髓的消息。无奈,柳亚子与南社好友沈昌眉及应春的家属决定,在烈士故乡北厍葫芦村北营建衣冠冢。柳亚子请于右任题写了碑文,“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又请画家陈树人、诸贞壮分别绘制两幅《秣陵悲秋图》,秣陵,南京的古城,张应春牺牲在南京,悲秋,为秋石女士悲愤。《秣陵悲秋图》成,柳亚子广征南社社友题咏,计有柳亚子自己、陈树人、诸贞壮、沈昌眉、林庚白等19人,留下的墨迹计诗87首,词23阙,曲4首。沈昌眉的四子沈哂之,不仅题了诗而且画了一幅画,取名《悲秋》,内绘芙蓉和桂花,还有一只杜鹃不停悲鸣。从画面到题名处处点明题旨,为哀悼张应春烈士而作。1932年柳亚子将全部题咏编成《礼蓉招桂龛缀语》32则,以志永久的纪念。
“礼蓉招桂龛”也作“礼蓉招桂庵”,柳亚子把它刻成印章,经常钤用。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朋友说过:“那礼蓉招桂庵,是从日本回来用起的,将以纪念我的亡友,也是终身长用,不会废掉的。”的确,柳亚子从日本回国,东搬西迁、上海、香港、桂林、重庆、北京,至少迁居了七次,而这“礼蓉招桂龛”则伴随始终。
活埋庵
使用时间从1937年11月至1940年12月,在上海租界辣斐德路。
1937年11月,淞沪沦陷。柳亚子独居上海辣斐德路,愤概地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柳解释说:“记得南明大儒王船山先生在昭宗皇帝南巡缅甸以后,窜身土室发愤著书,自撰楹联道‘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可以见其愤慨。而我呢,不喜欢儒家的学说,更不敢学粤陈湘何,自作聪明讲什么卫道的门面话,自然也不配去讲六经。不过,七尺从天乞活埋,倒是一语道破。于是我也学起王船山来,自署其居曰‘活埋之庵’,想等千百年后诗书掘冢的雅贼来发现了。”清代有个嵩亭和尚效法王阳明把自己的僧庵称为“活埋庵”。嵩亭上人有《题活埋庵》诗:“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是从前死过来。”这位嵩亭上人是为反抗清廷愤世嫉俗而出家的。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现实,柳亚子义愤填膺,也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有自嘲有愤概更有辛辣的讽刺。
活埋庵内,柳亚子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发愤著述。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12月,三年稍余的时间,从事了三个专题研究。一是南明史,写了《南明史纲》四至六卷,南明人物的不少传记,意在激发民气抵御外侮;二是苏曼殊研究,从年表到作品基本完成,为回顾书生们所走过的道路,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三是南社的回顾和总结,写就《南社纪略》一书,作为借鉴,以便引导更多的知识分子紧跟时代潮流向前进。
在活埋庵内,柳亚子写下了第一次遗嘱,“敌人倘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遗嘱示儿辈》)遗嘱内提到的吴长兴和孙君昌都是明末吴江有名的抗清义士,可见柳亚子不是躲进书斋逃避现实,更不是消极颓废轻生厌世。在活埋庵内,柳亚子先生依然保持着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
羿楼
使用时间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12月,在香港柯士甸道107号二楼。
1940年,柳亚子离开了孤岛上海,结束了“活埋庵”的活埋生活,来到香港暂寓,自题寓所为“羿楼”。取古代神话故事“后羿射日”的意思,表示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坚决抗战的信心。
羿楼生活,两头活跃中间沉寂,柳亚子比喻作“哑铃时期”。初到香港,柳亚子精神振奋,积极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活动,会见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和民主人士经常往来,羿楼的客厅天天高朋满座,柳亚子十分健谈,不时即席赋诗并高声朗诵,居然一点也不口吃。中间一段时间,“皖南事变”发生,柳亚子发专电谴责重庆国民党当局,拒绝出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所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并发出了一份亲笔代电,内中有句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倔强的柳亚子开始以卖诗卖字以维持生活。最后三个月日寇入侵九龙,柳亚子慷慨激昂,为香港各报刊撰写文章发表诗词,致力抗日。
更生斋
使用时间从1942年6月至1942年8月,这是柳亚子从香港九死一生中脱险,来到桂林暂寓环湖旅社时所取的斋名。
1941年12月,九龙香港相继沦陷,柳亚子居住的柯士甸道寓所为日军侵占,成为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柳亚子被迫屡次迁移,最后偕佩宜夫人女儿无垢及外孙光辽至皇后大道公主行难民收容所避难。
1942年元旦,日本人升起巨大的气球,上面漆着血红色的大字“恭贺新喜”,异常刺目。柳亚子一家正感到生还希望渺茫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通过廖承志同志找到了他们。共产党东江纵队的同志让柳亚子与小女无垢化了装,然后乘帆船飘洋过海,一路风浪倾侧七天七夜,转辗到达海丰。在海丰滞留日中墟、九龙洞等处数旬,又登山涉水,一路得到共产党多人递相照顾护送,于1942年6月,颠沛来到桂林,暂时在环湖旅馆栖身。又过了半月,佩宜夫人与外孙光辽也转辗来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柳亚子将暂时栖身的寓所取名为“更生斋”,正如柳无忌先生在《柳亚子年谱》中所说:“盖柳亚子自港脱险,在万死一生中安抵桂林,不无更生之感”。
在更生斋,柳亚子与桂林文化界及寓居桂林的人士广泛接触,撰写诗文颇多;时闻好友林庚白在香港为日军杀害,又闻女弟子肖红在港病逝。作《更生斋随笔》二则:《记肖红女士》《记林庚白》。
丽君庐 射日斋
使用时间从1943年1月至1944年8月,这两个书斋都在桂林丽君路23号。
1942年,香港沦陷,柳亚子颠沛流离转辗来到桂林。于1943年元旦卜居桂林丽君路23号,一开始柳亚子署斋名为“丽君庐”,旋即更名为“射日斋”。
在香港,柳亚子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羿楼”,现在又取作“射日斋”。从羿楼和射日斋二名,可以想见柳亚子先生的抗日之心。前者“羿楼”尚多文学色彩,含蓄而婉曲;后者“射日”矛头所向显豁明确,直截了当,快人朵颐。
鸥梦圆簃 鸥梦圆室
鸥梦圆簃使用时间从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止,地点在上海;鸥梦圆室从1950年9月至1958年6月柳亚子先生逝世为止,地点在北京。
1944年在桂林,柳亚子请青年画家尹瘦石绘制了一幅《鸥梦圆图》。典出清代龚自珍“一家倘许圆鸥梦,昼课男儿夜女儿”的诗句。那时柳亚子夫妇栖身桂林,儿子柳无忌夫妇执教重庆,长女无非夫妇及女儿在上海,小女无垢与儿子去了贵阳,一家四散,鸥梦难圆。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年底,柳亚子夫妇由重庆返回上海家中;柳无非夫妇一家仍旧住在上海;柳无忌夫妇与女儿光南于1946年1月5日来到上海,准备赴美;柳无垢和儿子光辽也回了上海,终于,一家人达到了柳亚子所渴望的鸥梦重圆。这时,柳亚子特地为《鸥梦圆图》题了一首长诗,把上海旧宅称为“鸥梦圆簃”。簃,本指楼阁边的小屋,柳亚子用以指称辣斐德路(今复兴东路)旧宅。可惜,这鸥梦重圆为期短促,不到两月。柳无忌夫妇就赴美任教,从此,与柳亚子夫妇天各一方,竟成尘世永诀。
新中国成立,柳亚子寓居北京北长街89号,此宅称为“鸥梦圆室”。1950年,柳亚子先生以《十二月十一日,晨坐鸥梦圆室,展礼先考钝斋府君遗像,然有作》为题,写了七首七绝,期盼合家团圆。以后又多次在鸥梦圆室所作的书信和诗作中提到“鸥梦团圆”。
上海的“鸥梦圆簃”。那时金瓯不全一家难圆。柳亚子只能苦苦企盼;北京的“鸥梦圆室”,那时儿女都已成才,奔赴海角天涯,为祖国为世界贡献才力,特别是无忌夫妇远在美国,可是在那个年代,一家团圆障碍重重,年已垂暮的柳亚子先生祈求全家团圆竟仍然属于奢望。这两处书斋名,打上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烙印。
史楼
使用时间从1947年12月至1949年2月止,这个书斋在香港九龙宝灵街一号四楼前座。
柳无忌、柳无非和柳无垢三人合著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其中《民主党派在香港新年团拜》一文中谈到香港九龙宝灵街居住过的房子时说:“这寓所已不是什么活埋、羿楼、射日之类,而是名正言顺的史楼。今日看来这命名甚为确当,就在这史楼上面,父亲留下了当时新中国政党的雪泥鸿爪。”
就在这“史楼”里面,柳亚子与李济深、彭泽民、何香凝等人积极筹备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柳亚子先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主任兼秘书长,接着进行了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新年团拜等一系列活动。在“史楼”,柳亚子的诗作较多,后来编订为《小休集》《卷土集》和《新生集》。
上天下地之庐
这是柳亚子先生迁搬北京北长街89号,开始使用的书斋,时间从1950年9月至1958年6月他逝世止。
1950年9月11日,柳亚子全家由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这里的正厅柳亚子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旧式四合院,画栋雕梁装饰较新,环境良好,地处北海之南,故宫之西,中山公园之北,东厢房紧靠筒子河,风景极佳。柳亚子迁居后心情十分开朗。
“上天下地之庐”的题名,先有茅盾先生后有毛泽东主席。据金绍先先生回忆,那是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茅盾、赵丹、金绍先、于立群等同志都来柳亚子新居作客。茅盾向柳亚子索阅毛泽东主席赠送的《沁园春·雪》亲笔手稿,又阅读了柳亚子的《〈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早在1912年,柳亚子从南京托病辞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到上海,主持《民声日报》文苑,做反袁讨袁随笔式文章,那文苑就取名“上天下地栏”。茅盾是柳亚子知交,看完二词连声称好,在柳亚子和词“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一语中,摘取“上天下地”四字,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六字。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又亲笔为柳亚子先生题了“上天下地之庐”六个大字。柳亚子把毛主席的题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两旁是马、恩、列、斯的像片。
“上天下地”是柳亚子一贯的憧憬、追求和宏大气概,在和作毛泽东的沁园春一词中,更有主宰历史的意思。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柳亚子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所以把上天下地之匾高高悬挂在正厅。
籀史斋 思旧庐
这两个书斋使用时间大约都是1950年开始至柳亚子先生逝世。
1950年,柳亚子定居于北京北长街,就将那里的两个厢房命名为“籀史斋”和“思旧庐”,表达了他晚年的两桩心愿。
柳亚子在《“籀史斋”题名跋》中说:“余有志辑后明史,殆四十余年矣。胫胫微抱,老而弥坚。”后明史,柳亚子也称为南明史,他曾在《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一文中写道:“南明史料这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所以先得说明一下。所谓南明的范围,是从公元1644年即明历崇祯17年甲申5月3日弘光帝监国南都起,到公元1683年即明历永历37年癸亥8月13日汉奸施琅入东宁……共计40年”。搜集、整理、编订南明史是柳亚子先生素有的夙愿。早在17岁时,柳亚子就对南明史发生兴趣。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柳亚子困守孤岛“活埋庵”,开始从事研究。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世事多艰,国难当头,容不得柳亚子先生安放一方平静的书桌,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国家为人民号呼奔走。晚年恰逢盛世,又有了安静的居处,“颜其斋曰‘籀史’,聊自鞭策耳”。籀史者,读史之谓。其实柳亚子决不肯停留在读这一步,他是要了却修南明史的那桩心愿。
还在反袁斗争时期,周实丹、阮梦桃、宁太一等杀身成仁后,柳亚子呕心沥血地搜寻他们的遗著,编订出版,一则怀旧,二则励新。为新中国成立奋斗献身的柳亚子的亲朋好友更是以千百计,柳亚子当然不肯任其默默湮灭。就如柳亚子在《“思旧庐”题名跋》中所说:“国之历史文化。加演晋而不可割断,似毛主席有此主张。余既绘《旧隐图》,复撰《怀旧集》,意亦犹是”。柳亚子的思旧不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恩怨,而是为了让祖国的历史文化传之后人,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尽管精力有限,但柳亚子还是留下了一些闪光的篇章。
遗憾的是,柳亚子毕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力不从心。“思旧庐”内的工作无法一一完成;至于修撰南明史,更是成为亚老未了的事业。直到1983年,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有关方面成立了“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陆续出版柳亚子文集,1994年才把柳亚子生前手稿刊定,出版了《南明史纲·史料》一书。总算可以告慰于亚老在天之灵。
上面谈了十多个斋名,有的一斋一名,如“乐天庐”、“史楼”,有的一斋多名,如“羿楼”和“射日斋”,一斋二名,其实是同一空间,有的一名二斋,如“磨剑室”在黎里就有新旧两处,“羿楼”也有两处;有的虽是同一空间但在不同时间所取的斋名不同,上海辣斐德路424号,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称为“活埋庵”,抗战胜利后改称“鸥梦圆簃”。再如“礼蓉招桂之龛”又称“礼蓉招桂庵”,“龛”是供奉佛像的石室或柜子,“庵”则是房子,柳亚子从日本回来后一直使用,而那个时期柳亚子东搬西迁,到最后定居北京迁搬了六七个地方,这“龛”这“庵”到底在何处,实在是很难确定的。至于还有一些书斋名,如“太平庄”、“笑隐楼”、“养余斋”、“灵芬别馆”之类,仅见于柳亚子先生藏书上的钤印,很难确定是否实有其所,看来是空中楼阁了。
柳亚子先生的斋名,有直抒胸臆的,如“拜孙悼李楼”;有用典寓意的,如“活埋庵”;有借助形象描绘的,如“上天下地之庐”。更多的则是综合利用多种手法,如“磨剑室”,首先用了唐代贾岛“十年磨一剑”的典故,节缩其中二字成为室名;其次“磨剑”又是比喻,是磨砺自身以期奋发有为的意思;再次,语意精警语言形象,含而不露,恰如其分地表达深层意义。
记得茅盾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说过,柳亚子的诗歌是“史诗”,也就是说烙着时代的印记。那么,柳亚子的书斋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来的,同样能够看出历史的印痕,如果把这些书斋名称全部排列起来,那么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柳亚子思想发展的轨迹。仔细玩味这些斋名,颇能领悟柳亚子先生的道德、气概、理想及其追求,从而受到启迪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