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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杂忆

2024/1/20 3:30:06    作者:  冯英子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594

  我七岁那年,随母亲到了同里,到十二岁离开同里出去作学徒,在同里一共住了五六个年头。

  这五六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童年。从家庭开始走进学校,也从学校开始走进社会,虽然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有些印象是几乎难于忘却的。同里镇人民政府给我来信,希望写一点当时的回忆。我出身微贱,多作鄙事,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不过历史总是历史,倘能有助于历史的回忆,也不妨抛砖引玉,因此陆续写下以下这些。

  我初到同里是一九二二年。原先我在上海纪王庙的纪王小学读过一年“人手足刀尺”,到了同里之后,第一件事是要找个学校读书。那时同里只有小学,最出名的是同川小学,其次有泰来小学、二铭小学、丽则小学。二铭和丽则都在西弄,前者是私立学校,后者是女子学校,两校虽则隔着一道围墙,但是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上的是二铭小学,虽距离住处稍远,但可以半费优待。

  二铭小学的校长叫费质夫,号道荃,这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他非常欢喜学生。有时身边还带着桔红糕之类的糖果,每个学生分一颗尝尝;有时学生围着他拔他头上的白发,他也乐呵呵的。他自己也教书,替我们上“修身”课。我到三四年级时,他还在每天下午教我们念《幼学琼林》和《古文观止》,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如《说岳全传》、《海公大红袍》等等。我之知道岳飞、海瑞,倒是从这里开始的。

  学校中有好几位老师,教语文(那时叫国文)的老师叫王绍基,个子很高,样子既严肃而又严厉,我印象中似乎没有看见他笑过。有一次天下雨,我看见他在皮鞋外面又穿了一双鞋子,觉得很奇怪,过后才知道这就是套鞋。教体操和英文的老师叫何念椿,何先生是费校长的女婿,他穿着西装,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大家觉得很有趣。还有一位教图画的老师姓宋,家住在陆家埭。记得有一年我考了第二名,得的奖品是一把折扇,那上面画了一幅《晚凉洗马图),就是宋先生的手笔。

  费校长独力办这个学校,象我这样的学生又只交半费,因此学校的经费非常紧张。他筹款的办法,一是请求吴江县教育局的补助,他常常为此事写信给一个叫赵自权的督学,请他帮助;二是把学校改成临时剧场,请草台班来演出,为他筹款。每到演出时,学校放假,我们就不上课了,但我们却可以看白戏。他为了应付我们这些学生,特别在后座辟出一些地方,让学生看戏,但我们也常常不受限制,爬到前面的座位上去。

  费校长同时是个民主主义的革命者,在北伐军到达同里之前,他就同他们有联系了。他写给赵自权的信中,也有谈同里形势的,看来就是暗通消息了。北伐军到同里之后,他高兴得很,出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做作文。我的作文中用“鸡犬不惊,草木无犯”这样的句子描写北伐军的来到,他高兴得很,在我的作文上加了不少密圈,表示鼓励。

  在这个学校里,我到现在还记得几个儿时的同学。有一个叫沈根仁,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端正,费校长常常叫他代笔抄信,他给赵自权的信,多半是沈根仁抄写的。沈根仁后来在一家米行里做学徒,我们还通过信。有一个叫任家澄,他的家就住在太平桥堍,他读书非常用功,后来听说他是升了学的,到吴江去读中学了。有一个叫周金泉,他的家在太平桥附近开一个熟食店,出售酱肉、酱鸭。有两个姓吕的,是竹行埭上开稻香村糖果店的小开,后来大概就是自己的店中克绍箕裘了。有一个叫王炳熊,他家里开个印花布店,印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他们店里有各种刻印花纹纸张,印花的时候,把纸张迭在白布一起,刷上一种涂料,然后放在染缸中染,染好晒干后把涂料抖掉,就成为花布了。我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不过王炳熊没有继承这个职业,后来到苏州阊门外一家糖果店做学徒去了。还有,住在竹行埭或后来在竹行埭商店中做学徒的,有郑光裕、黄元吉、顾其昌、安世民、程世英、姜世民。住在富观桥附近,家中开竹行的叫顾镜清。在三元桥盐公堂里,有三个同学叫柴庆有、柴庆年、柴庆祥。可惜这些儿时同学,一出校门,各奔东西,大家没有任何来往,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了。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十年动乱时期,我在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同连队的有一个朋友,小时候也曾在同里。他认识柴庆祥,说柴现在在某出版社搞财务工作,也在这个五七干校。我忽然大发思古之幽情,要他带我去找柴庆祥,不知儿时同学还有什么印象。不料我还没有去找他,得到消息,说他在干校投河自杀了。那时这种事情也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也只能自叹“缘悭一面”罢了。

  大概是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在同里做小堂名了。

  我初到同里,住在三元桥的胡家白场,后来搬到了北埭街。北埭的对岸叫漆字圩,彼此之间隔着一条柯。在漆字圩有一个唱堂名的班子,叫凤鸣堂。堂名是当时豪门权贵在婚丧喜庆时用的演奏班子,大抵有七八个人一班,演奏时还搭了一座台。那种台很象旧式的大床,不过比此床还要大了点,四周镶以雕花的木板,装着彩灯,挂着流苏。演唱时演员们围着坐在台内,用乐器的用乐器,拍曲子的拍曲子。后来为了适应迎亲、送丧等等的需要,另外抽出几个年青的跟着沿途吹打,成为一种仪仗队。这种堂名一般六个人一班,而且因为年青人,有的还是娃娃,所以大家叫它作小堂名。

  凤鸣堂也有一班小堂名,他们都是堂名的学徒,但人数却不满六个,因为有生意而缺人的时候,常叫我去凑数。我不会用任何乐器,他们给我一对罄子,在奏乐的时候,只要敲响罄子就行了。好在这种演奏在行进中举行的,人家只是为了看热闹,也没有人来管你演奏的质量,我这个小小的南郭先生,倒是很容易滥竽充数的。

  做一天小堂名,除了供给吃穿之外,每天有三百文收入。穿,是讲小堂名的服装,有的小堂名的穿戴,象《回荆州》里的刘备,下着裙子,上穿马褂,头顶珠冠,有的则如梁山伯和祝英台扮男装时的打扮。我们这个凤鸣堂的小堂名,则是后面一种打扮。我人特别矮小,穿着戏袍腰间要用一根带子结住,才不致于使下摆拖到地上,而且因为人矮,排起队来排在最前面。好在每逢迎亲、出丧,这样的仪仗队很多,有放铳的,有打锣的,有军乐队,有掮着“肃静”、“回避”牌子的,有方弼方相,而且还不止一班,有的前前后后有几套小堂名,几套军乐队,道子可以排里把路长,沿途吹吹打打,居民夹道观看。记不起来一家什么人家结婚,新娘的嫁妆整整摆满了东埭街和南埭街。二十年代同里富豪、官僚、地主的生活,着实奢侈。

  这种迎亲、回门、出丧仪式,走路都有一定的规格,凡办喜事,一定要走过太平桥、吉利桥,取其太平吉利之意,有的还专门去兜一次富观桥,以保其子孙的富贵。记得有一次东溪一家什么人家结婚,前前后后花了七天时间,排场之大,如不是亲身经历,几乎难以想象。

  凤鸣堂的堂名不仅接同里本地的生意,也接外地的生意,接到外地的生意时,也把我们这班小堂名带去。通常是租用一只有棚的船,船头上放着刻有凤鸣堂字样的两只大木箱,箱内是拆卸下来的拍曲时坐人的台,以及各种乐器。大人们在中间的舱内,我们六个小堂名,挤在前舱内。前舱没有窗,天晴时,可以从舱口看到湖面,天雨或晚上,舱门关上,舱中漆黑一团。有时碰到过九里湖、庞山湖时,风高浪大,听浪头叩击在船头上的声音,一下—下都敲在大家的心上,好象随时有船破落水的危险,人人提心吊胆,不敢出声。我年纪小,特别怕,但每天三百文的收入,对于家里则不无小补,因此也只能去挣扎。因这个缘故,我幼年时期,就跑遍了这一带的小镇,吴江、盛泽、芦墟、黎里、南厍、北厍、八坼、震泽、周庄,都给我留下了印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带着美好的回忆。我特别欣赏吴江的那座长桥,传说有七十二个桥孔,我看到时已经没有此数了,但它一头通到城墙边,一头通向郊野,水波连天,确是壮观。后来在一九四三年时,柳亚子先生送过我一首二十韵的长诗,其中有句云:“垂虹钓雪钟灵秀”。垂虹,就是这条长桥的名字,而钓雪是桥上的亭名,悠悠几十寒暑,不知此地的近况若何了。

  每逢春节或赶庙会的时候,同里最热闹的地方,一是南观,一是北观。倘从苏州乘船到同里,南观就是同里的入口处,实际上它是隔了一条富观街,与西埭桥相对的。观是寺观的观,这个庙供的什么菩萨,我已记不起来,但同里人每逢春节,都要到南观去“点罗汉”,以卜一年的吉凶。南观的十八罗汉并非塑像,却是画像,人们倘是左脚跨进大殿(罗汉堂),就从左边点起,依着自己的年龄,周而复始,点到那一个罗汉,看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一年吉凶的象征了;右脚跨进大殿,就从右边数起。当然这是一种迷信,但儿时为此也很得生民之乐。我记得那时日盼夜盼,把“点罗汉”当作一种什么大典似的。新春佳节,是这个小镇最热闹的时刻。北观则在南观相反的方向,它在东溪的后面,倘从三元桥动身,要经过泰来桥、新填地、东溪,才可以到北观,对于幼时来说,这是一次“长征”了。北观比较荒凉,但却大于南观,它有菩萨,有戏台,门口塑的偶像中,我记得有作皂隶打扮的公差。有一个皂隶手里还牵了一匹马,有几个皂隶手里拿着打人的板子,那样子,可能是城隍庙吧。北观平常不大有人去,逢到庙会,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变戏法的,演杂技的,看西洋镜的,做海棠糕的,贩卖各种货物的货郎担,摆满了道路的两旁。这些东西,好象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把北观的空气也搞得沸腾起来了。不知北观在不在,那个戏台还在不在,倘在,看来是一个应保护的古代建筑。

  在到北观去的路上,和东溪隔河相对,有一个陈家牌楼,那里确实有一个石牌坊,规模很大,好象有五开间的样子,牌坊后面都是大房子。同里的房子不少同苏州一样,从外表看起来非常一般,常常是一个四扇门或六扇门的墙门间,但一到里边,却曲径通幽,一个厅接着一个厅,楼台亭阁,华丽堂皇。有的房子进门是一条长长的黑黑的弄堂,你从阳光下进入这样的弄堂,常常会伸手不见五指,但沿着弄堂前进,过一段路一个侧门,侧门里头是一个世界,或一房家族。陈家牌坊的房子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形式。我有一次到陈家牌坊的一家人家去做小堂名,有人告诉我,这个陈家牌坊就是弹词《珍珠塔》中方卿见姑娘的地方,因为这是当年陈御史的府邸,而弹词中提到的九松亭、白云庵,都在这附近一带。至于邱六桥当塔的地方,也在同里。我当时也似懂非懂,不过同里的书场多,典当多,却是事实。我记得西埭、南埭、竹行埭对面和新填地都有。竹行埭对面,在泰来桥附近的好象叫隆兴或者兴隆,新填地的叫怡园,在东埭和南埭的转角处,则是设在一个茶馆楼下,没有独立的场名。至于典当,也有不少,我生于贫穷,常常代替大人去同他们打交道。典当的柜台特别高,我要掂起了脚把东西送上去,还要劳掌柜先生的驾,把手伸到柜台外面来接过去,真是仰之弥高。后来我才懂得,这个很富庶的小镇,它倒是很能反映两极分化的特点:它有摆满了两条街的新嫁娘的嫁妆,它也有靠典质维持的市民;它有结一次婚摆七天排场的大户,也有为了三百文改弃学业的小堂名。可惜我那时实在懂得太少,倘不然,详细记录下来,它倒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好实录。

  对于同里的特产,我印象最深的是鸡头。

  鸡头的学名叫“芡”,是一种浮于水面的睡莲科植物,种子就是“芡实”。同里四周皆大湖,“芡”是湖中随处可生长的。同里的平民百姓,几乎家家把剪鸡头当作副业。特别是冬天在小街小巷,几乎到处可看到手里端了一个竹制的盘子,坐在太阳底下剪鸡头的女人。剪鸡头用的工具,是一种特制的阔嘴、长柄的剪刀,它既要把鸡头外面的硬壳剪开,又不能损坏鸡头的肉,这要有一点熟练的技巧,因此内行不内行,速度大有悬殊。一般剪出的鸡头,三分之一白色,三分之二裹着一层红衣,剪出之后,还要把它煮熟,然后盛在白布袋中搓,把那层红衣搓掉,洗净、晒干,才能卖给收购的地方。每月的收入极微,以此作为副业则可以,倘要靠此为生,是办不到的。

  同里有不少南货店、糖果店。东埭街的鱼行弄对面,有一家同泰兴南货店,兼售糖果。他们自制的一种“栗酥”又香又脆,好吃极了。我幼时对此有极大兴趣,直到我离开同里之后,仍念念不忘。还有东埭和北埭的转角处,有—家第一楼茶馆,附设在里边的卖生煎馒头和蟹壳黄的,也好吃极了。每逢春节,他们做一种“大肉馒头”,一咬一口汤汁,真神,悠悠几十年来,此景常怀念不止。

  我在同里住过不少地方,先是住在三元桥的胡家白场,所谓白场,大抵因为有一块空地罢了。如泰来桥铁匠弄里有一块空地,当时叫萧家白场,冬天有不少人在那里晒太阳。当地人不用晒字,叫“孵太阳”,这个“孵”字,等于上海人“孵豆芽”的“孵”,很有点形象化。胡家白场附近,在三元桥堍有一家邱隆兴小木作,专门做雕刻的木器,如大床、樟木箱等等,这是—种很了不起的手艺。还有一家自制麻油的作坊,每天用一匹驴子磨芝麻,驴子的眼上蒙一个罩子,不断沿着石磨打转,那精神很使我佩服。后来也搬到过北埭街、漆字圩,最后又搬回了三元桥。有一度还租住过陈去病先生的房子,我记得院中还有个圆门,当然这时陈去病先生已经作古了。不过看他留下来的房屋,同东溪那里的巨家富室相比,差得远了,这位南社的知识分子,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不坏的。

  我十二岁就离开同里,出外谋生去了,大概十九岁时,因为逃避政治迫害,又回同里住了两个多月。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我在《大公报》作战地通讯记者。东战场的迅速溃退,使我来不及后撤,因此在那年十二月,我又到了同里。那时程万军在同里到处张贴布告,说要组织太湖义勇军,我设法同他取得了联系,打算一起下太湖去打游击。有一天程万军的部队到了同里,纪律很坏,简直有点象土匪。程万军约我在三元桥一个作过水警巡官的家中见面,劝我马上跟他动身。我告诉他,他队伍的纪律太坏,我变卦了,也恰恰有情报说日本人要来同里,他匆匆走了,我也未去成太湖。后来我从同里到芦墟,转道金泽、青浦进入上海,又从上海乘琼州轮去香港,由广九铁路去广州,到汉口参加抗战去了。这个程万军,后来在汪精卫那里做了汉奸。我在桂林把这个故事告诉柳亚子先生时,他哈哈大笑,他在诗中说“晚节披猖程万军,先几早识仇非友”,即指此事。

  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我也到过一次同里。记得二铭小学的何念椿先生,那时在作同里的区长,区政府就设在忏堂浜,我还去拜望过他一次。但那次—共只住了几天,就走了,而且悠悠几十年,没有再到过同里了。

  在同里生活的时间不算长,但它却是我儿时生活的地方,那时的一草一木,一直在我的梦寐之中。特别是儿时生活的艰苦,使我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感情。我不知费质夫先生的后人如何了?那条西弄现在是什么样子?二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多少健在?当年和我一起做小堂名的、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朋友们,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听说同里已成为重点的保护单位,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我为它祝福,我想,倘有机会,我是会去一寻儿时旧梦的。

 

  (原载1986年《吴江文史增刊》)

  冯英子,原名冯轶,昆山人,1915年出生,孩提时在同里生活。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汇报》总编辑、《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以写通讯、特写和杂文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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