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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老对南明史的研究和著述

2020/7/19 0:32:11    作者:  柳义南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3339

  亚子先生是我本家叔叔(我小时叫他安如叔,后来叫他亚叔)。他一生革命事迹,早为世人所共知。

  他是个坚定的民主战士,既积极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且坚决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是个站在反清、抗日第一线的爱国诗人。他的反清,并不仅仅局限于恢复汉族江山的旧民族思想,更主要的是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来推翻满清皇室的统治,建立民国即旧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他的反清爱国超越了汉族旧有民族主义的范畴,是爱护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是与抗日爱国的民族思想相一致的。我便从这一方面来探讨他对南明史的研究和著述。

  早在清光绪28年,亚叔十六岁时,便写了《郑成功传》,下年,继续写毕《夏完淳传略》、《读南疆逸史》二文,从此更广泛地涉猎南明史乘。并诵读当时具有民族气节的顾炎武、张煌言、夏完淳等人的诗集,初步奠定了对南明史方面的研究。此时,邓实等人在上海举办国粹学社,后改组为神州国光社,从事搜集、挖掘有关清时认为禁书的南明史料,包括各种野史、笔记、杂录、日记如《扬州十日》等等。汇集编成名为《痛史》的一部丛书,刊行出版。在此过程中,亚叔和陈巢南先生都是有力的拥护者并参与者。

  由此可见,亚叔在青年时期,即从事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他对南明史料的如此关切,是否因清方官修《明史》尚有许多遗漏之处,而作拾遗补缺之想?这一方面,固然也有其因素在内,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南明史实来作反清宣传,唤起民族觉悟,宣扬民族气节,鼓动革命,号召国内外有志之士,共同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达到推翻清廷,结束帝制,实现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目的。他崇拜民族英雄,仰慕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为人,自己改名为柳弃疾,这也是他反清民族思想的具体表现。总之,他这一时期搜集、研究南明史料的目的,是为了反清,把南明史料作为反清的工具,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由此可见,他从事南明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开始便具有远大抱负,并不单纯为治学而学。他这一方面的思想行动。到了抗战时期,更为发扬光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深入,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又造成一次极大民族危机,上海成了孤岛。亚叔目睹时艰,国事全非,忧愤交集,于是便在旧有基础上,埋头于《南明史》的著述。他在黎里故乡时,长期征集、搜购书藉、文献,尤其是本乡吴江方面的文献,搜藏极富,故手中有足够资料。此时,上海的钱杏村(阿英)先生又替他弄到南明史料数百种,更从郑振铎先生处,借到《南疆逸史》56卷足本,是大兴傅以礼长恩阁抄本,比普通本子多12卷,是作者温睿临晚年定的稿,比普通本增添了不少内容,亚叔化了二十天功夫,把增添的12卷全部抄录下来。于是他手中资料,更为充实了。1939年3月写就《南明纪年史纲》(即《南明史纲》)初稿四卷,并附《南明历日表》一卷。1940年4月到10月又陆续完成南明传纪十三篇。计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杨娥传》、《吴昜传》、《孙璋传》、《吴志葵传》、《徐弘基传》、《周之藩传》、《赵夫人传》、《郭良璞传》、《吴炎、潘柽章合传》、《王锡阐、戴笠合传》、《南明吴江抗虏烈士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后两篇是用语体文写的。同时,又重订《南明史纲》,得六卷(第二次稿本)。下月(11月)又写了《我的南明史料经过》一文,叙述了他对南明史料的搜集和写作过程。同月,《南明后妃、宗藩志》的初稿也完成。此时上海租界上汉奸横行,暗杀和绑架事出不穷,很不安全。于是亚叔南行之志遂决,便于此年12月乘船到香港,赁居于九龙柯士甸道,而前时所搜集的南明书藉数百种,悉数携去。1941年,亚叔在港继续进行《南明史》的著述。2月,修订《南明纪年史纲》毕,扩成八卷,每卷一编,这是该书的第三稿。并补辑屈大钧《皇明四朝成仁录》目次完毕。此年,他又在茅盾先生所主持的《笔谈》期刊上发表《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亚叔仓促出走,潜赴内地,一切书藉稿件,均未携带。1942年10月,亚叔在桂林续撰《回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和《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二文,12月,更撰《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一文。1943年1月与广西通志馆朱荫龙先生同拟《南明史编纂意见书》一份。1944年5月,亚叔在桂林被推为南明史社社长,该社又辑成《南明纪年》、《南明纪事本末》、《南明史》等条例一则,规划甚大,惜无经济条件,未能实现。9月亚叔转移重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他也不再从事南明史方面的著述了。

  这一时期,是亚叔对南明史料研究和著述的主要时期。其搜集之广,用功之勤,成果之大,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在时间上,从1938年到1944年,可以说同抗战相始终,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所以著述《南明史》,是与抗战密不可分的,是他爱国民族主义思想又一次的具体表现。他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南明史》的主题思想。在著述过程中,更广泛地、深刻地申述和呼号民族危机,宣扬民族气节,并从这一段历史中来吸取教训。若弘光政权内部的内讧,便促使清兵渡江与南都的覆没。嗣后,鲁监国与唐王聿键之间的争立和磨擦,聿键之弟聿金粤与桂王由榔之间的磨擦,永历政权对大顺农民军馀部李过、高一功等的歧视,不能做到真诚的支持和合作,永历朝臣对大西农民军的歧视,大西军内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分裂,都抵消、削弱了抗清力量,导致南明的最后灭亡。前车之鉴,足以为抗战当局与全国民众在抗战前途问题上,上了一堂重要的课。更具体地说,亚叔对《南明史》的著述,是为了抗战而“用”,是古为今用的最好典范。与当时党的民族战线思想,是完全符合的。因此他在著述《南明史》的同时,又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发动的皖南事变,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发表了谴责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就是他起草的。因此可以说,他写《南明史》是为了抗战,反对皖南事变也是为了抗战,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他抗日爱国民族思想的结晶。

  由此可见,亚叔青年时期的搜集、研究、出版南明史料,是为了反清,作为反清工具,而这一段时间的研究、著述《南明史》,又是为了抗日,作为抗日工具。在不同时期内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同样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他永远站在人类进步和光明的一面。反清,抗日虽则其对立面有所不同。但他的爱国民族民主思想却前后一致。“磨剑室”和“羿楼”的命名就是体现亚叔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的坚定战士。

  本人再从史料的角度上来探索亚叔对《南明史》的著述和研究。

  清代官修《明史》,虽起自顺治二年,但至康熙十八年正式开局,设博学鸿儒科,征集全国饱学之士,到京编纂。嗣后,屡经易人,时停时修,直至乾隆四年才告完成,历时六十年。这部官修史书。不仅具有阶级偏见,而且亦抱有深刻的民族偏见。对于南明这段历史,在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明皇帝的处理上,煞费心机。前一阶段,把这三个南明政权的史实,附载于崇祯《思宗庄烈帝本纪》之后(见王鸿绪《明史稿》),最后索性把他们插入明代各帝子孙的《诸王传》内(《明史》卷116—120),不仅事迹不详,而且在史文里,又加上一“伪”字,如“伪号弘光”、“伪号绍武”、“伪号永历”等等,而对于他们的结局,如弘光只说“以归京师”、隆武“死于福州”、永历“死于云南”,而从未提到具体被杀情况。若鲁监国则更云:“(郑)成功使人沉之海中”,作了如此不正确记载。其用意无非把他们仍旧当作一个明室藩王看待,他们所建立的政权是“伪”的,不承认这些小朝廷的存在,不承认他们是朱明的继续。从而全面地来缩小他们的影响,至于南明抗清诸臣以及各将领,亦未完全给他们立传。《明史》如此编写,确实不全面,其遗漏之处甚多。故在《明史》编写过程中,在史局诸人,颇有争论,但在清廷压力下,就完全遵照清方意图办事,草草终局。此时,身在史局之中的万斯同,见此情况,便把编馀史料,交给温睿临,由他另立一书,睿临又搜集其它野史四十馀种,合万稿在一起校订,编写出了《南疆逸史》,以补《明史》在南明方面的不足,而且把弘光等各朝列为《纪略》,承认这些抗清政权的存在,亦比较实事求是的。后来到清道光年间,徐鼒在这基础上,又编写了《小腆纪年》和《小腆纪传》,但是他们都在清皇朝的统治下,未敢把反清的民族意识,提到日程上来。到了清末,反清思潮涌起,各种禁书陆续出现。亚叔作为一个民族、民主战士,把南明史料作为反清工具,广为搜集;到了抗战时期,更进一步潜心著述,又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确是用心良苦。而手中所积资料,亦远远超过《南疆逸史》的作者温睿临。若从史料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南明史》方面的著述,是超越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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