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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先生传略

2022/11/19 3:26:11    作者:  沈哂之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12890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原名慰高,字安如;改名为人权,字亚卢;再改名为弃疾,字亚子。

  柳亚子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家庭,十二岁(1898年)已能做五七言的旧体诗和洋洋万言的史论文章。正值“戊戌政变”,他受他父亲“赞成变法”的影响,也大做文章,“惋惜谭(嗣同)林(旭),希望康(有为)梁(启超),而痛骂那拉后(慈禧)”了。

  一九零二年,他作为《新民丛报》的读者,认为梁启超“隐隐然有从维新而到革命的倾向”。但到1903年以后,由于梁启超的保皇、改良主义,他“对梁启超的信仰就一落千丈”。1903年他加入中国教育会,到上海进爱国学社,结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人士章太炎、邹容等,进一步认识到反对满清政府、从事民族革命的道理,开始发表宣传民族主义革命的诗文。

  一九零四年到吴江同里自治学社求学,增强了革命意识。1906年进上海理化速成科,“想学造炸弹”,因病辍学;进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领导的健行公学教书,便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同时加入光复会。同年,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轮舶中,谈匡复事。编辑《复报》,在日本出版,寄还上海发行,鼓吹民权之说,大声疾呼反对满清政府,言论丰采,极为人所倾倒,因此,为满清官僚两江总督端方所注意,要禁报拿人,封闭学校。但他还是与革命之士,广通声气,发展进步力量。

  一九零九年,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组织文学团体,称为“南社”。“南社”第一次集会在一九零九年十一月于苏州虎丘,到会社友十七人中,有同盟会会籍者达十四人。自孙中山在海外创设中国同盟会以来,此时正是在革命屡遭失败,继续艰苦奋斗的历程中;而内地一般知识界人士,还是昏昏沉沉,醉生梦死,诚如柳亚子当时感叹的“二百年来仇未复,普天犹自奉胡雏”的伤心景象。“南社”的创立,正与中国同盟会内外相呼应。由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宋代的抗金、明末的抗清遗留下来的斑斑血泪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着重要位置,“南社”所提倡的也就侧重于民族主义,而民权、民生就不免疏略一点。实际上当时一般知识界人士对民生主义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所以说“南社”是“以狭义的民族主义为其出发点”的。当时,柳亚子本人则崇拜“人权论”,自称为亚洲的卢梭,改名为柳人权,号亚卢;同时又倾向于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铲除贫富论,已不是最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能范围他的思想了。

  辛亥革命以前的“南社”,遥承明末爱国文学团体“几社”、“复社”的馀风,以文章气节相标榜,抨击时政,提倡民族思想,同时还极力反对当时的文风;这是“南社”精神最饱满的时期,在这以后便渐渐衰落。据柳亚子分析“南社”由盛而衰的原因有三: 一是袁世凯做了总统,他们认为在中国已无事可做。二次革命失败,社中激烈分子牺牲了不少,残余的都抱着醇酒妇人的消极态度,作品也多靡靡之音,就以“淫滥”两字见病于当世;二是“洪宪”称帝、“筹安”劝进,其中有不少“南社”分子,对提倡气节一句话,就说不响嘴;三是“南社”发展到一千一百多人,不免鱼龙混杂,后来几乎什么人都有,终于思想复杂,内讧蜂起,势不得不出于停顿一途了。

  柳亚子的反对当时的文风,是指清朝末年,正是宋诗一派,又称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当时的陈三立、郑孝胥,高自标榜,称为“同(治)光(绪)体”,俨然自封为诗派正统。柳亚子认为,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他就是不满于满清政府的一切,尤其是对甘于做清廷奴才的陈三立、郑孝胥等的深恶痛绝;而“同光体”的特色,又是“枯涩深微”、“不肯作一习见语”或“多作苦语”。柳亚子提出“维系人心风俗”的口号,“以诗立教”,绝对注重民族气节的内容,他的意思是“诗以人重”,人的品德有出入,诗格也就不会高了。他不遗馀力地崇尚唐音,抨击宋体,形成了当时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与倒退的“同光体”诗人的对立。

  “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这是柳亚子在一九零八年《论诗三绝句》中对龚自珍的推崇。柳亚子的诗,清新朴实,流转自如,和“南社”的许多诗人一样,深受龚自珍诗的影响,所以有“南社派”诗人之称。柳亚子对宋词、独尚辛弃疾,不仅推崇辛弃疾词的悲壮激烈,更钦敬辛弃疾的爱国热情,所以他有“词场青兕是吾师”之句,连他的名字也改为柳弃疾,又用辛弃疾的绰号“青兕”作为他的笔名。

  柳亚子是写旧体诗的,但后来却坚持“旧诗必亡,新诗必昌”的主张。他在一九四二年《新诗和旧诗》一文中写到,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做旧体诗了。对于青年朋友,他是从来不劝他们学文言文和旧体诗的。这是后话,附志于此。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十七省起义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七省代表中有四个省的代表是南社社友,柳亚子则在上海办《警报》,宣传革命军的胜利。一九一二年中央行政各部成立,“南社”社友有的得次长,有的得副议长的席位,于是“少年同社,尽庆弹冠”,柳亚子也当了三天的总统府秘书,就托病逃回上海,进《天铎报》,笔名青兕,做起论文来了,并以敢言闻名。那时候,袁世凯在北京,挟民军以制清廷,更挟清廷以胁民军,南北和议之声,嚣然盈耳。当时南北议和的条件,一是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一是优待清廷,保存其帝号。柳亚子闻而大愤,他认为孙的退让,袁的篡夺,那么旧势力依然完全存在,革命实在不彻底;且溥仪的僭号不除,以民国而俨然有帝制自称者,卧榻之旁,任人酣睡,必将贻他日噬脐之悔无疑。他在反对满清政府之后,接着便反对北洋军阀,天天骂南京政府,骂临时参议院,主张由起义各省反抗南京,取消和议。他在《天铎报》上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

  在袁世凯窃位后,残民盗国的手段着着进行,到了一九一五年,他的帝制野心更加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窥其隐衷,乘欧战机会,想独吞中国,以《二十一条》交换承认帝制。对此奇耻大辱,民气沸腾,达于极点,到这年年底,袁世凯“改元洪宪”终于宣布。柳亚子对此种种,痛哭流涕,镇日地对“歌操颂莽”之流,口诛笔伐,他在一九一五年《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果如所愿,云南起义,黔桂从风,粤川响应,袁世凯自取灭亡,这对于柳亚子当然是痛快一时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关心国家前途的先进人物,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他们用发行刊物、公开演讲、组织团体来进行宣传,以谋求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进步,逐渐引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广泛讨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劳工、妇女、教育、文艺等问题,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势不可挡的新文化运动。柳亚子在这个运动中,他早就主张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以及打倒孔家老店;但由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观念较深,对白话文也曾反对过。后来他觉得做白话文的人的那些主张都和他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的那些主张,都和他不合,于是,他就逐渐地倾向于白话文。同时他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体会到新工具引用的必要性,便投入了新文化运动。

  一九二一年,柳亚子在《吴根越角集后序》中自谓:“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自署为“列宁私淑弟子”,还刻了这六个字的图章(列宁刻为李宁),原物现藏苏州博物馆。同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于广州,他有《五月五日记事》诗云:“十年三乱究何成?喜见南天壁垒更。率土自应尊国父,斯人不出奈苍生。白宫北美推华盛,赤帜西俄拥列宁。我亦雄心犹健在,梦中无路请长缨。”这时候他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进展,为后来他的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三年,他在家乡发行地方报纸叫《新黎里》,用白话文写文章,宣传新文化和国民革命。同年初夏,被同邑土豪向官厅告发他是“过激党”,所办的报纸一度被查封了。但影响所及,单就吴江一县来说,就有一些青年受了《新黎里》的思想感召。在《新黎里》被封之后,许多冠以“新”字的地方报纸,竟如雨后春笋,各处都有发行。

  同年,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新南社”,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新南社”的《发起宣言》是叶楚伧写的,只提到整理国学、引纳新潮、提倡气节和发扬民族精神;接着柳亚子写了“新南社”《成立布告》,叶楚伧看了这个布告内容,屡次“叮嘱”柳亚子“不要走在国民党的前面”。话中之话,是指柳亚子写的布告内有‘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叶楚伧所不满意的,正就是这末一句。这已是后来国民党内左右派对立的苗子了。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上曾出现陈独秀等主张的错误倾向,毛主席用马列主义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会议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柳亚子见到了孙中山、廖仲恺毅然改组国民党,使久已瘫痪了的国民党又有了生命力,感到无比兴奋。一九二四年他以同盟会资格加入国民党,在家乡大力宣传国民革命与三大政策、接纳积极分子、组成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被选为常务委员。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分子戴季陶、邹鲁之流大造反革命舆论,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他们说的与做的尽是反共反人民的话和行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已经用法西斯手段来对付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在广州暗杀了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义愤地写了悼念廖仲恺先生的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卑鄙行径,他指出“杀害廖仲恺先生的决不是普遍的政敌,断定他的后面藏有很大的黑幕阴谋。”柳亚子在廖案发生时,正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监察委员,在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满腔怒火地提议给广州国民党中央表示义愤与痛悼,要求立即指令国民党政府缉凶追究。他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黄花岗谒廖仲恺先生墓》的诗句写道:“……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匹夫横议谁能谅?地下应招未死魂。”诗中的“竖子成名,王敦作贼,”直指蒋介石为谋害廖仲恺的元凶。后来柳亚子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一首诗注里写道,“先生的遇害,太已氏(指蒋介石)实为谋主,吾头可断,此语不可易也。”时距廖仲恺遇害已二十馀年,犹耿耿于怀。何香凝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纪念柳亚子先生》一文中写道:“亚子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以来,一直坚定的站在人民革命的立场,他一生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派从来没屈服过。仲恺和我自一九二○年与他认识,他当时就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柳亚子在一九二四年《送廖仲恺归粤兼呈何香凝夫人》的诗句有:“星云山斗望中遥,才识荆州便故交。”足见他对廖仲恺、何香凝的推崇和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

  一九二六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决议执行孙中山遗嘱惩戒西山会议派,并选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柳亚子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次会议很明显的以革命力量作为主流,蒋介石出于他的反动本质就蓄谋反共。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向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进攻的序幕。他要抓党权、政权、军权、财权,总之他决心要进行反革命,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共。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而为蒋介石辩护,因而蒋介石反革命气焰日益高涨。同年五月,柳亚子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五月十五日第一天会议上,蒋介石突然提出“党务整理案”,限制和排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高级委员和中央部长的席位,并要共产党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等反共措施,预谋在十六日会议上强行通过。柳亚子洞察其奸,拒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当时有同志劝他,光消灭一个蒋介石不解决问题的,柳亚子怒不可遏地说:“蒋介石要做国民党总理、要做革命军总司令,一切要独裁,为什么你们反而来劝我?”柳亚子当时的态度十分坚决、是铁了心的。

  柳亚子这一次的广州之行,所引以为莫大幸福的是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和柳亚子先生》诗中也写了“饮茶粤海未能忘”的句子。

  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上海《民国日报》被“西山会议”分子所霸占,对革命派的组织、宣传都受影响。因此,国民党中央曾决定在上海办一个拟议中的《民国日报》,作为对抗,并已委派柳亚子为正主笔、沈雁冰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等为编辑委员,由于右派分子的掣肘,办报事终于流产。但柳亚子仍立场坚定,极力抨击右派,撰文痛斥戴季陶等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理论。

  何香凝在《纪念亚子先生》文中写道:“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暴露他背叛革命的阴谋,当时会议(指二中全会)尚未闭幕,亚子先生就离开广州了,蒋介石反动派还想通缉他。从此亚子先生和进步人士一起,开始走在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及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前列。二十多年来,一直不屈不挠,没有向反动势力低头。”

  柳亚子在离开广州后的一九二六年六月给友人信,略云:“谭平山、林伯渠辞去中央常委秘书兼职,太退让了,叶楚伧做秘书长,结果中央党部一定弄成‘西山会议派’。……总之我们已前功尽弃。从前总希望北伐成功,但就现在局势而论,即使北伐成功,也还有问题……一切毛病,我以为在党太没有实力,而实力完全为蒋所把持。所以要党有希望,非倒蒋不可,但应否在北伐前倒蒋,或北伐后倒蒋,此是一个大问题。……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叶楚伧做秘书长是违反惩戒“西山会议派”的二次全会决议的,质问他一下也好,可以表示左派的人没有死完……。”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举行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于南京,在西山会议派叶楚伧的指使下,阴谋狙击柳亚子于下山途中,赖张应春等护卫得脱。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到达上海,当时所谓国民政府的武汉、南昌两方都要拉柳亚子去,都被亚子拒绝,又触怒了蒋。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夜半,蒋指派张镇部下闯入吴江黎里镇柳亚子家中搜捕他,误捉了他的妹婿。因事急口噤,张镇部下以为这人就是“柳亚子”,柳亚子才得免于难。柳亚子曾有二十八字的绝命词云:“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弥衡。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

  同年五月十五日,柳亚子亡命日本,更名为唐隐芝。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占领南京,帝国主义的军舰炮击南京以威胁革命,并勾结革命内部半途叛变分子分化革命力量。蒋介石就在下一天从南昌到上海,沿途在九江、安庆,芜湖嗾使流氓捣毁左派国民党党部。并派人到重庆组织“三·三一”大屠杀,直到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彻底叛变,在上海屠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

  在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时的江苏省党部和柳亚子一起工作的有宣传部副部长侯绍裘、妇女部长张应春、工人部长刘重民、青年部长宛希俨、副部长李一谔、商人部长黄竞西等六个共产党员,在“四·一二”事变中,先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侯绍裘,松江人,牺牲于南京,

  张应春,吴江人,牺牲于南京,

  刘重民,江都人,在南京被逮,大骂蒋逆叛党叛革命,遭剜舌而死。

  宛希俨,湖北人,在南昌牺牲,

  黄竞西,丹阳人,被杀害于上海,

  李一谔,谋暴动,死于故乡金山。

  柳亚子所积极支持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血腥屠杀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就终于失败。后来,柳亚子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谒孙中山香山碧云寺灵堂时,还感叹着“南都叛变最难忘”和“曲突迁薪今已矣,一夫不杀血成江!”

  一九二八年柳亚子从日本归国,在南京访寻张应春遗骸不可得,因绘《秣陵悲秋图》征集题咏,并辑为《礼蓉招桂龛缀语》,连续发表在一九三二年的《时事新报》上。“悲秋”就是悲悼秋石,张应春名蓉城,字秋石,临难前更姓名为金桂华,故称“礼蓉招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为张应春营筑的衣冠墓在现在的吴江北厍公社黎星大队,现已修葺完好,柳亚子所树的墓碑文曰“鸣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仍竖立墓前。一九五一年他赠友人诗云:“朱、张、侯、宛、李、黄、刘,火尽薪传意末休。驴背陈搏同一笑,悬门绝胜伍胥眸。”诚悲喜交集,非言可喻了。(首句第一人指朱季恂)

  何香凝在《纪念柳亚子先生》文中写道:“一二八淞沪战役,我在上海和各界人民展开了慰劳抗日将士和救护伤兵工作,其后还组织了一支救伤队到东北救护抗日将士。为了筹款赈济灾民难民,我们组织了书画义卖会,义卖筹款;为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无理迫害残杀革命青年,我多方写信写文章向社会各界呼吁。以上一系列活动亚子先生都积极支持和协助(原注:廖承志和李少石被捕,亚子先生为营救他们而奔走,不遗余力)”。又说:“我和三数画家合作国画义卖筹款,亚子先生常常即席挥毫题诗,其中有         许多是表白坚定的革命立场和讽刺反动派。”柳亚子在《题救国画展会合作》诗中写道:“健儿塞北横戈日,画客江南吮墨时。一例众芳零落尽,忍挥残泪为题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先后发表时局宣言(宋庆龄宣言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报》第十九版,何香凝宣言发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报》第十三版),宋庆龄宣言有云:“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因蒋介石个人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籍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孙先生为革命而建党,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复亡,无所顾惜。余深信唯真正以民众为基础,为民众奋斗之革命势力可以消灭军阀官僚,铲除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同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柳亚子见到两两个宣言后,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给友人信中写道:“整个的国民党,弄得只剩两个女人。中山有灵,真要痛哭了。”所以后来,谢觉哉在一九四九年赠柳亚子诗中,称“庆龄、香凝、亚子,国党三仁。”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在香港联合发表宣言,严斥蒋介石迫害新四军的反动罪行,坚决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之后不久、蒋介石派吴铁城从重庆到香港,要柳亚子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的八中全会,柳亚子严词拒绝,并重申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那道吴铁城什么是三大政策也不知道,柳亚子气愤之极,当面给吴铁城以极大的难堪。他满腔愤怒,写了亲笔代电,再一次严正抗议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抗议全文为:“承召诣渝,同济时艰,渐感无任。惟是士配子出处大节,自有本末,闻量而后入者矣,未闻入而后量也。此次新四军不幸事件,中枢负责人士,借整顿军纪为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而当事者犹未闻有悔祸之心何也?在昔奉天罪己,唐室因以中兴;韩原愎谏,晋侯于焉覆国。以古烛今,无待蓍龟矣。谓当开诚布公,天下予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扶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除宦海之颓波,驱嵎夷于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余虽无状,要当抠衣扶杖,乐观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这通代电,寄往重庆后不久,就在《中央日报》上刊登消息,所谓柳亚子“亲笔代电,语多狂悖”,而予以“开除国民党党籍”了。后来,徐特立在一九四五年题柳亚子的手册上有“……辛亥诸老人,亚子其中一;守己不苟同,因而失党籍……”等语,即指此事。柳亚子诗句“江南一叶泪纵横”也是此时所作。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港九失陷,柳亚子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偕何香凝经八天八夜坐帆船飘洋过海的风险,转辗以达海丰马贡。柳亚子记诗云:“一姥南天顾命身,(临终之命曰顾命,指何香凝是在孙中山遗嘱上签字的人)千魔百怪敢相撄?劫馀仍遣同舟济,揽辔中原共死生。”又有“无粮无水百惊忧,中道逢迎舴艋舟。稍惜江湖游侠子,只知何逊是名流。(原注:舟中粮水具尽,忽值游击队巡逻之小艇,闻廖夫人在,乃得接济。)”

  一九四四年九日,柳亚子从桂林到重庆,重晤李少石,李少石是廖仲恺女廖梦醒爱人,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于一九三三年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廖梦醒奔告何香凝,何香凝时方卧病,嘱营救之责于柳亚子,李少石得不死,但仍被禁锢达五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傍晚,柳亚子从沙坪坝寓所去曾家岩五十号访李少石,候久始见,由于借来的汽车不能久待,亚子就拉了李少石一同上车,好在车上畅谈,到了沙坪坝寓所,李少石原车回曾家岩。那道就在返程中,遭蒋匪特务从车后追击,枪弹从后玻璃窗射中李少石。周恩来总理听到李少石被害,急忙赶赴医院,由于达姆弹毒,李少石已垂危,周总理悲愤地说:“少石同志,你是我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你的岳父在二十年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刺杀,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赶到的。真没想到二十年后,你又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周总理异常气愤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开追悼会时,好多记者、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都参加追悼会,对国民党反动派震动极大。柳亚子虽洞察蒋匪特务毒辣阴谋,仍悔恨不应拉李少石上车,深夜往返给蒋匪特务以可乘之机,引咎自责,作长歌两首叙述李少石生平概略及遇难情形,痛哭李少石的被害。

  抗战胜利后,柳亚子回到上海,在青年会举行演讲会,会场里坐满了人,走道里、窗台上也站得严严密密。他讲中国要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他在讲台上大声疾呼,群众在台下鼓掌欢叫,他毫不考虑到重庆较场口、沧白堂蒋匪特务殴打民主人士的暴行,奋力战斗。

  郭沫若在《柳亚子诗词选》序文中写道:“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他追随孙中山先生而又景仰毛泽东主席。他在诗中时时提到马恩列斯,也时时以孙中山先生和毛主席并举。他以他的诗词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颂扬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是一位诗人,但不能于寻常的诗人,而是一位能够不断革命的诗人。”

  早在一九二九年,柳亚子在《存殁口号五首》的第一首诗里,怀念着“神烈峰头墓草青”的孙中山,景慕着“湘南赤帜正纵横”的毛主席,他高兴地歌唱着“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一九四一年他在《寄毛主席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诗云:“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到重庆,三十日毛主席单独接见柳亚子。柳亚子有《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一律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同年十月他又写了《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咀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示恩来、若飞》:“后车载我过磻溪,骏骨黄金意岂迷。兴汉早闻三鼎足,封秦宁用一丸泥,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后起多才堪话国,颓龄渐老意犹童。中山卡尔双源合,天下英雄见略同”。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自石家庄到北平,柳亚子随诸老“赴机场迎迓,旋检阅军队,阵容雄壮,有凛乎不可犯之概!是夜宴集颐和园益寿堂”。他有诗纪盛(三首录二):“中国于今有列斯,万家欢忭我吟诗。华拿陈迹休怀念,希墨元凶要荡夷。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何疑。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一九五○年十月三日,他参加怀仁堂各民族歌舞晚会,毛主席命题《浣溪沙》一阕,他“兴会无前”地颂扬着“良宵盛会”,这阕词在《毛主席诗词》中已有附录。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这是柳亚子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毛主席电召北行之作,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了。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发起组织工作,并担任秘书长的职务,积极响应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他来到北京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一直到他最后一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病逝北京,终年七十二岁。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首都各界人民公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柳亚子,公祭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毛主席、周总理送了花圈。

  公祭大会由周总理等主祭,吴玉章致悼词。吴玉章在悼词中说:亚子先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和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是敢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的。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组织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暴露了他背叛革命的阴谋;亚子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坚持“三大政策”,坚决加以反对。一九三七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亚子先生积极拥护。一九四五年先生到了重庆,目睹蒋介石制造分裂,企图投降的罪行日益暴露,更加强了先生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和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

  吴玉章还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反动派变本加厉地进行卖国独裁的罪恶勾当,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开发动反人民反革命的内战。先生在重庆同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分子发起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工作,并担任秘书长职务,积极响应了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亚子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第一届国庆节先生在天安门上曾吟诗一首:“联盟领导属工农,百战完成解放功。此是人民新国庆,秧歌声里万旗红。”这首诗表达了这位爱国诗人对人民革命胜利所感到的欢欣鼓舞和热情歌颂。

  吴玉章最后说: 几年来亚子先生纵然因健康限制了他的政治活动和诗词创作,然而他仍然奋力参加重要会议,无保留地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一直到他最后一息。

  柳亚子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柳亚子先生之墓”的碑文为何香凝所书。墓志是何省三所写,其文词略同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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