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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调 查
为制订落实民族政策，发展民族关系提供用力的依据。
为什么要研究少数民族？为什么我的调查生涯要从少数民族开始？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调查可以说是认识社会与文化的基本功。要认识社会与文化，必须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你们说我是男的，没有女的怎么知道我是男的呢？这很清楚，比较出来的嘛！当年我去广西前，当时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说过，要认识自己生活的系统，先要找一个同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去少数民族地区观察，既可以看到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还能从比较中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这样，我们找到了广西大瑶山地区的花蓝瑶人做调查。
民族调查的重要意义还远远超出它的学术性。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繁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一贯实行的基本政策。我们进行科学的民族调查，可以避免那种盲目地从定义出发识别民族的倾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少数民族，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要求，并从以往历史上民族矛盾和民族合作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共同繁荣的道路。
从当前到今后一个时期里，民族调查将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包括我在民族地区进行的“边区开发”的课题。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要了解：边区资源、民族发展、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情况。我国的少数民族只占十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六，但他们占的地方很大，差不多是国土的百分之六十。而许多重要的资源却在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人口的分布对资源分布来说是极不相称的。边区的经济建设落后于内地的客观事实，影响到我们“四化”建设的大局。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怎样改变人口、资源的不相称状态？怎样帮助少数民族缩短他们和汉族间的经济、文化差距？怎样使内地的智力、财力、劳力有计划地流向边区，促进边区的开发？怎样使少数民族接受并欢迎这种支援和促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的大课题。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民族调查的工作必须加强。
我一生做过几次民族调查。最早的那一次是我同我的前妻刚刚结婚后进行的。我带了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仪器，俩人一起到了广西的大瑶山，即现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时瑶山的交通状况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们整天爬山，走村串户，收集了不少材料。关于体质测量方面的原始材料，在国民党在昆明迫害民主教授的事件中失落在云南，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爱人王同惠在调查途中不幸遇难后，我把根据她对大瑶山花蓝瑶的调查材料写成了一本小书，名叫《花蓝瑶社会组织》。当时印了几千份分送友人。有些图书馆里还有保存。我打算重印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简洁明潦，没有废话，希望它有一天能同大家见面。由于我青年时代主要是从比较的观点出发去研究少数民族的，所以对于瑶族人民今后的发展方向，瑶族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前途等问题，都没有加以考虑。在当时对于各民族的关系问题，我也是没有着重研究的。
从瑶山出来以后，我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断了很多年。从个人的心理状态来说，我不愿引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从瑶山里出来以后，一直到解放初，我差不多都在搞农村的调查研究。
我于1950年起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随同中央访问团并担任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到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
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到1957年参加了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云南进行工作。这一时期，我是主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在接触少数民族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一到贵州我们就碰到一个理论问题，即“民族”这个概念问题，它是决定民族识别标准的理论基础。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记得我们到贵州不久，就听到关于“汉裔民族”的说法。一些当地人说他们过去是汉族人，后来变成少数民族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称自己是“穿青”，达二十几万人。还有自称南京人、里民子、羿子等十几种人。他们使用的语言很多是汉语，但这些人坚持自己和汉人不同，表示不愿做汉族。这一来就引起了这些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一部分的问题，如果是少数民族，就产生了是独特的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都有权利当家做主，每个民族在人民代表大会里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识别哪些人是一个民族，哪些人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也就牵涉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各民族代表名额的问题。所以民族识别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我们访问团开始在掌握识别民族的标准时，主要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的定义指出，一个民族有四个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从定义上去理解，大家觉得很清楚，可是联系实际却不容易。我们对《毛泽东选集》里提到过的各个民族，都给以承认了，但是在提到的各民族之后还有“等等”两字，这“等等”的内容要我们来填进去。没有搞清楚的不能随便填，当地人不同意的也不能填进去。结果，在实际要填的时候，发现这四条标准不容易解决我们的问题，至少靠这四条标准是不够了。穿青人等与汉族有共同语言，却坚持说自己不是汉族人，说明他们与汉族在“心理”上有距离。那末这算不算“心理秦质”上有区别呢？能不能就说他们是少数民族呢？少数民族舞蹈中最早被送上舞台的是“阿西跳月”。我们说他们是彝族里面的阿西人，因为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和其他彝族大同小异。但他们过去一直自称“阿西”，没有听说过“彝族”。种种情况说明，从一个定义出发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真正去搞清“民族”概念的涵义。
一切概念都是从历史的经验里总结出来，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因之，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对应的。“民族”是个音节，是个词汇，我们要研究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代表什么东西，人家用它又代表什么东西。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他说得很清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共同市场，共同的市场形成人们生活的共同地域，大家共同来往又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又因为对立斗争产生共同的意识。比如法国与德国战争不已，德意志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对付法国人。所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二个合于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概念。但这个“民族”概念和苏联多民族的实际结合时发生了困难，不得不提出几个性质不同的名词：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的这类“人们共同体”叫部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类“人们共同体”叫部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才叫民族。如果我们机械照搬上述定义的话，处在奴隶制度下的凉山彝族就不能算作民族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人也不能算作民族了。
从我国历史上看，中国人开始使用“民族”这个词汇，是在汉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民族”这个词可能是梁启超那批人从日本引进的。满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激起各族人民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尊严感，又在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出现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我们的革命文献里，“民族”两个字实际上有两个用法。讲“中华民族”时包括了汉族、满族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讲具体民族时，指的是中国领土内部的几十个民族。洋人侵华的时候，我们各个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致感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命运与共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地团结抗敌。尽管事实上“中华民族”里的人们来源不同，居住地点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有共同的“所属”，即“我们”，在普通词汇里叫做“自己人”。因此，“民族”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族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
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向苏联“一边倒过”，但在民族问题上却没有一边倒。这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没有倒。中国自己的历史决定了我们不能跟苏联走，采用民族联邦的体制，而坚持了统一国家。根据中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我认为“民族”概念本身应包括了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决定的，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各个具体民族的民族特点的对立和统一。所谓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在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种“人”，如广西金秀瑶山里的五种瑶人。我有两个学生后来去那里调查后写出了《盘村瑶族》。这里面所叙述的“盘瑶”就是瑶族中的一种人，概念上就是属于这一个层次。明确了“民族”概念涵义的层次，我们国内的民族识别标准就清楚一些了。苏联搞了民族自决权，成为由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我们没有抄苏联的，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在平等的前提下走向繁荣、进步。在这里，我应当声明一下：我这种看法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是否合于科学的实际，完全应该敞开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学术上的争论。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使我逐渐得出一条道理，即民族识别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否则我们的识别工作就会偏离实事求是的科学路线，既无法区别具体民族，又看不到一个民族发展的前途。这条道理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调查。
建国初年，配合民族识别工作进行的调查研究，初步了解了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为各少数民族参与人民政权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一些事实依据。同时进行的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为各少数民族改革和创造文字打下了基础。随后由人大常委会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着重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我又几次访问了金秀瑶山自治县，在新的形势下从事民族研究。波及全国的十年浩劫，使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受到了抵制和破坏，以致损害了民族大家庭的友爱团结，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务之急在于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发扬各民族自治地区的优势，发展经济、文化，缩短和消灭历史所造成的差距，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汉族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民族关系，大鱼吃小鱼；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基本上就硬是吃掉了。西方的少数民族，过去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走同玛亚文化被毁灭的道路。美洲土著玛亚人在葡萄牙人的野蛮侵入中死完了。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绝灭的例子也是属于这种前途。另一种是象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前途。欧洲移民驱赶印第安人时，他们反抗过，赢得了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利。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没能发展起来，现在变成了博物馆里展出的活标本，作为引诱旅游者观赏来赚钱的设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当然成员。我们各个民族之间相处的原则是平等、团结、进步。确实，民族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已经做到了。但经济上、文化上的差距却不是靠法律上讲平等便能轻易改变的。所以，在法律上平等了，经济上、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存在的。
怎样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呢？我相信，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很重要的一条。过去，在历史上有一些民族不愿和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在一起，不愿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一出去就落入别人手中。你经济上不如人家，一下子就跌倒了，人家才不管你名义上那个“独立”的标签呢！所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民族必须团结一心，这是实现事实上平等的重要保证。不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要团结，而且聚居在一个地区的各族人民也要亲密团结，讲平等，才能使我们伟大祖国变成多民族共同繁荣、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加快实现民族平等的过程中，我们是用承认差别去促进平等的。所谓承认差别指的是给予各少数民族特殊的经济、文化待遇。如果给予少数民族和汉族以相同的经济、文化待遇，那末少数民族的发展速度将永远赶不上汉族的发展水平。特殊待遇是什么？是指给予一定的条件，让少数民族能使自己发展得比汉族更快一些。没有汉族的帮助，少数民族现存的差距很难克服，这是很现实的。我们作为走在前面一点的汉族，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在经济上、文化上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作为少数民族，决不能满足在法律上已经取得的平等地位和规定的特殊待遇，要坚决地采取开放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不断进步，赶上先进水平。如果自己不站立起来，客观条件好了，反而会倒退。我们确信，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有充分的条件站起来，可以成长，可以繁荣。繁荣不是人家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以上是我在民族调查中所得到的体会和对民族政策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讨论指正。
今后的二十年，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是个严重的关键时刻。我在参加民族工作中使我的感情向着少数民族这一边。少数民族当前的处境，我总是不能感到满足。我觉得，实现真正平等的关键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提高了，经济不等的现象才能真正消灭。如果不改变当前我国各民族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智力资源分布得十分不平衡的状态，少数民族生产力大发展，看来还仅是一句空话。怎样去改变这种状态，应当是当前民族发展所提给我们民族理论工作者的一个迫切课题。
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发达，象朝鲜族的文化艺术，在普及方面就超过了汉族。锡伯族原是满族的一支，清代分化出来。整个满族使用汉族语言以后，锡伯族仍然保留了满族的语言，我们的许多满文档案，锡伯人都懂。他们中许多人对新疆的十二个民族的语言都能讲一点，成为少有的语言“天才”民族。但从少数民族整体看，文化发展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他们在发展现代文化上要作出的努力特别大。少数民族学会汉语就要花很多时间。但如果不懂得汉语，对他们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个严量阻碍。当然，我们强调学习汉语，是在各民族有权利发展自己语言的前提下提出的。他们从小学会讲的本民族的语言，应当受到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汉族的尊重。但不是说他们一辈子就只需要学一种语言。我们汉人为了要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不是也在学习外国语吗？少数民族的经济不甚发达，生活简单，语言中的名词就比较少，不能表达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他们固然要发展他们的语言，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学习汉语、学习外国语，科技文化才能追得上去。
学习外语并不是丢脸的事。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学习一点外国语言。日本最爱学习人家的东西，成了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唐代文化很发达，日本就跟着中国学，吸收了好多汉字。后来我们在各方面停顿了，他们就转而跟着其他国家学，他的语言也不断跟着变化。现在的日文相当复杂。外国人去学日语，要懂汉字，也要懂他的注音符号，还要懂里面直接吸收的外文，其中直接吸收的英文词汇很多。我看将来人类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每个人都要学会多种语言。我们现在应当积极想办法缩短学语言的时间。
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怎么开发祖国的边区？这是我近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虽然我的年龄和体力不允许我再象五十年前那样在瑶山爬山串户，但我可以把今后几年的力量放到这个问题上去。我已经自己作出了决心，今后几年里要向边区进军，今年已开始在内蒙古、甘肃作了初步探索，对开发边区这个课题找出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研究课题。胡耀邦同志提出的种草种树是开发边区的第一步。那就意味着还要有第二步、第三步……，一直走下去。怎样利用我国东部的智力、财力、劳力来开发西部的资源？东部对西部的支援，必须要以当地各族人民欢迎为前提，这就是互利互惠；而且必需通过民族特点和加速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来进行。怎样通过这一过程使各民族的团结能更进一步的加强，真正做到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这些课题是很清楚的。但是怎样能使这些课题在民族研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看来还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实现。建设要大上，科学要先行。我们要有饱满的积极性，包括群众和科学家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好。 （费孝通著）
农 村 调 查
从农村的基础上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础观念。
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世界各国都在迈向现代化，我们也不可能例外，但要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先得要求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所造成的特点。我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主观上不能说不尽力，这个问题还不敢说已经搞清楚了。但我愿意把自己在这问题上摸索的经过，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来一起进行解剖，看一看我这一个人为搞清这个问题，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怎样？搞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法对不对？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陈旧了，要更新了？有哪些东西还有？
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土地不太广阔的宜耕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状态。我们从很古时代起，绝大多数人历来以五谷为主要食物。集约种植五谷作物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由此可知，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放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方式的看法，几乎都是在农村调查中累积起来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人民大胆地创造着我们未来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逐步看得清楚了些，每一个对农村作了认真调查的同志一定也会看清楚的。
我对中国农村作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是在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进行的。
我在广西负了伤，在广东医治了几个月，1936年暑假回到家乡，离出国上学还有一些日子，所以想到乡下去休养一下。我姊姊费达生正在开弦弓村开办一个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这个村子里盖了一个厂房。我就借了一间卧室，呆了下来。
在村子里住下了，我又想到利用这机会了解一些农民的生活。说是调查其实也有点过分，只是无心植柳柳成荫。我是在和这村子里的人们接触中，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活各方面去提问题。我是本地人，加上我姊姊和这村子里农民的关系，农民朋友们总是有问必答。我随手记下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新的知。到我离开村子的时候，笔记本里的材料已经不少。因而想不妨整理出一个系统来，写成一本有关农民生活的书。
随后我就上船出国。当时去英国必须坐轮船。我记得我坐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船叫白公爵号。从上海到意大利上岸要走好几个星期。我呆得无聊，就把手边的调查材料拿出来，编成了一本稿子。到了英国进伦敦经济学院报到。人类学系有一位副教授，名叫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他担任作我的导，我告诉他打算把《花蓝瑶社会组织》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底稿，同时又讲到了手边还有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调查初稿；他了解了两篇的内容之后，建议我以后者为基础写我的论文。不久，马利诺斯基（Malinowski）教授从美国回来，把我调到他自己手上来指导。经过两年，我写出了一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作为博士论文，得到了学位。
博士论文答辩那天晚上，马教授请我吃饭。在饭桌上他想起了一件事。拉起电话机，叫通了Routledge书店的老板，说定了由该店出版我这篇论文。但是后来书店老板为了便于推销，建议改一个书名，叫《中国农民生活》，但保存这书的中文名称《江村经济》刻在靡页。
我说这一段经过，因为这个书名曾引起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我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能说是中国农民生活么？书名一改动，这个问题是应当提出来澄清的。
我首先要说明，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如果说明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叙述，那是实事求是的。但问题是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提出了这个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我最近读到一本我的老同学，英国剑桥大学前人类学教授利奇（Leach）爵士的一本名为《社会人类学》的小书。其中提到了我近五十年前所写的那本书。他肯定这本书的价值是在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各个制度间的内在联系，使局部统一在整体之中；那是得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里功能学派的要旨。他把是否代表中国农村的这个问题劈开了。我自然感激他的好评，但是必须说明，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并不是就村论村，把这个村作为应用功能分析方法的标本。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改用的书名却道出了我的本意。可是我自己把这一本书只看成是我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我在大瑶山的调查虽没有完成，但可以说明我心目中的“中国社会”是连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的。
我把江村调查看作是我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的领域的开始，但是怎样把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呢？也就是怎样答复一个一个小村子的调查能加成一幅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当时我所能做的只有单枪匹马地在小范围里进行观察。这是我这个研究者本身的条件。我只有充分利用当时现实的条件去接触实际，那就是《江村经济》一类的调查。
我并没有停留在利奇教授所肯定的界线上，我并不满足于对一个社区进行内在联系的分析，绘画出了一个系统的网络，对各部分间搭配得如此巧妙而作自我欣赏。不，我把《江村经济》的清样校阅完，即匆匆返国，一到昆明就投身到内地农村的调查之中。我这个行动说明我心里有一个看法，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
事实上没有可能用对全中国每一个农村都进行调查的方法去达到了解中国农村全貌的目的。这不是现实的方法。所以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统计学上的方法是随机抽样，依靠机率的原理在整体中取样，那是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中局部的变异是出于机率的假定。可是社会现象却没有这样简单。我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作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那就是说只有同一类型的事物中才能适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定量应以定性为前提。先分出有男女的定性区别，才能分别在男女中抽样研究有关问题的比量。
我是从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开始在“内地农村”里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类型。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苏南农村类型。我在昆明附近的禄丰县附近找到一个没有手工业的农村，学名是“禄村”。禄村农民的生产和收入主要是耕田。我对这个农村进行了微型分析，写出了《禄村农田》。于是再在滇池附近去找手工业较发达的农村来比较。我和张之毅同志一起在易门县找到一个这样的村子，我们叫它“易村”，这个村子种了很多竹子，用来编织和造纸。后来，张之毅同志写成了一本《易村手工业》。他后来又到滇池南边马帮云集的玉溪县，去调查了一个受到商业中心影响较深的农村，我们叫它“玉村”。写成了一本《玉村商业和农业》。我今天不去讲这些调查的内容，只是要说，我们这样做是在找不同类型的农，进行比较。我在1953年初访美国时，在芝加哥大学根据这些内地农村的调查编译了一本书，“Earthbound China”，意思是“被土地所缚束的中国”。
我在昆明从事内地农村调查这一段时期里，指导我调查方法的想法就是上面所说的类型比较法。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我在美国从事编译时经常接触雷德菲尔德（Redfield）社会人类学教授的一家人。他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女婿，也是接班人。他和我不谋而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
决。
我从美国回来后，一方面我要负担云大和联大的教课任务，一方面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动，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掌了权，对民主运动进行压迫，我下乡的条件就减少了。我利用这段时间，把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整理我过去调查的心得，在讲课中就家庭问题和农村问题发挥我比较有系统的论述，后来编成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本书。《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中国农村的基本性质。
我从昆明回到北平后，接着写一系列短文，提出了城乡关系、权力体系等问题，这些文章后来都收集成小册子，《乡土重建》、《绅权和皇权》里。美国雷德菲尔德夫人把其中一部分翻译成英文，在芝加哥出版，书名“China’s Gentry（《中国的士绅》）。我提到这些是要指出，调查是基础，本身受着一定理论的指导，而也为提出理论性观点作了准备。理论和实际是永远不能分离的。这是我自己治学的经。至于指导我调查的理论是否正确和我后来发挥出来的理论是否正确，那是另外可以讨论的。在治学的方法上我是这样做的。
从全国解放的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里，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民族问题上，所以不在这里多谈了。只要提到一笔，因为我重访英伦时在母校认识的一位同学格迪斯（Geddes）教授，他参加了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得到周总理的批准，到江村去作短期考察，因而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计划。当时我取得领导上的准许，借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一些年轻学者一起，又到江村去调查了一个多月。我有事返京，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原定分三次在《新观察》发表，可是刚发表了第二篇，反右斗争开始了，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我一直没有机会做农村调查。
直到1981年，我第三次去访问了江村。后来在英国以《三访江村》为名发表了我的感受。1981年以后我每年都去江村。我还介绍我的学生住入村里，调查各自的研究课题。
近两年在江苏展开的小城镇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经过，后面有专讲介绍。
下面想谈谈我在几次农村调查中形成的对于中国社会特点的一些看法。
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具有很浓重的乡土特点。这些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几千年来，汉族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种植业的收获取得食物。种庄稼的悠久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其中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用来维护这个经济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曾称之为“五谷文化”。
“五谷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和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1911年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的一个农业学家金（King），曾在中国、日本调查农业，著有一本《五十个世纪的农民》。他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象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协和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还将继续养育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
我在农村调查里也得到同样的观念。我在《乡土中国》里叙述了人们怎样在农业社会里把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人也是死了的回到土地，又生出一代新的人来循环不已。这个循环构造了乡土社会人的特点。
五谷文化的特点就是世代定居。人以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们跟着也必须定居，聚居在一定地方，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人粘在土上，只是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所以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流动小，村与村都可以自成一体，互相隔绝；理想的形式用老子的话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阔经济。
被土地束缚住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种田种出来的。种田规定了他一定的空间流动性，规定了人同人的接触面，相互往来的人中没有陌生人，整天在熟悉的人之间过生活。熟悉是人们从长时间里、多方面的社会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老是在熟悉的环境、不流动的社区里生活，人们会产生一种不善于适应而且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就是那种老话中所谓土气十足的性格。在一个范围大、流动多而快的社会，人们就会发生一套和乡下佬针锋相对的性格。我在《美国人的性格》里说过，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水上浮萍，根不相连、浪潮把它们冲涌到了一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相处，没有什么“人情”、没有什么道义可讲，一切靠法律办事，连剥削也得按法律办。欧洲近代的思想家们宣传了多年的思想，就是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都有独立的人格，人们一起生活应当靠个人同个人订立的契约来维持。有些学者把人际关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而有”的关系，如不能选择的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关系称作status，可译作“
身分”。另一种是“自由意志决定”的关系，称作contract，就是契约。西方的立法精神就是从“契约”观念出发的。契约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法人”间缔结的。西方“自由”这个观念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人权”的观念也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西方社会里公私要分划得清楚，走出小家庭之外，人和人得公事公办。不得介入私人关系，在英文里叫impersonal。朋友见面要先打电话约见，到了人家家门要叩门，得到了允许才能进门。如果直接闯到别人家里去就会认为是一件失礼之事。在我国，朋友间就不能斤斤计较，越是要好，越是不分彼此，也就越personal （私人的）。到了人家家里去，推门就进，即使敲敲门，说声“我”，就行了。在熟人的世界里，一声“我”就能判断来的是什么人。进而，彼此关系熟悉到一定程度就不用说话了，语言也变成多余的了。我们现在天天接触新的面孔，接触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换一个人接触时又可以是另一方，这样就冲淡了对每一个人完整的形象，要亲热也不会亲热起来。这种情形就和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同了。
乡土社会的结构有个特点，就是以一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层层外推。我称之为“差序格局”。差序就是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兄弟的老婆，嫂子家的弟兄，我孩子的舅舅等，构成一个由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关系网。这个网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正所谓“一表三千里”。这和以个人之间契约来结成的团体不同。团体是有边有际，在这个界线之内人人平等，规定下不同权利和义务，像是一匣火柴捆成一扎。一个人可以以不同“法人”的资格进入不同团体，团体又可以“法人”资格进入更大的组织。是和“差序格局”不同的，所以我称它作“团体格局”。
重农轻商也是乡土社会的另一个特点。熟人社会里怎好意思谈赚钱。你到瑶山去看看，挑货郎担做生意的都是汉人。为什么瑶民自己不做生意呢？他们会告诉你，我们都是亲戚朋友，怎么好要钱呢？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最低，士、农、工、商，商是老四，倒数第一。在汉代农商熟重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结果是重农派胜利了。这是乡土社会的本色。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后世还有人为他惋惜，怎么这样的大手笔竟给商人们做传记。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是敲竹杠的，是寡情无义之徒。他们斤斤计较，重钱不重情。不要说大家闺秀，连乡村姑娘也不愿嫁给做生意的人。这种轻商的意识形态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封建传统。现在仍然流行“商贩中有没有好人”的疑问。你去做生意，大家都看着你，说你是走歪门邪道，这对经济发展是大为不利的。
意识形态是从生活里生出来的。中西社会历史不同，形成人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和人生观。西方的现代社会充满了浮士德式的精神，是个动的、充满矛盾、创造、破坏的社会，崇尚攻取追求，讲究不断探索的精神。人们爱问人是什么东西？死了会怎样？关心死后的“天堂”。中国的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连月亮有圆缺，好花有谢落都会引起诗人的伤感。西方现代社会赞美日新月异，认为古老的事物落后了，老年人落后了，后来者居上，下一代应比前一代强。中国传统社会称道越老越好，老成才能持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五四”掀起的新文化的思潮，就是想跳出这个传统框子，可是这个框子有它的经济基础，生产不发展看来是不那么容易跳出的。
当前，我们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变化简直太生动了！从每一个社会细胞里面，即每一个家庭里而，都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农村调查的新课题也应当从这里面去寻找。
农村里有了小型工业，媳妇变了，婆婆也得变。这真可叫做思想改造！以前那一套吃不开了。怎么变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曾提到过，在四十年代，昆明乡下有一批农民进厂做工人。史国衡同志研究了这些人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现在，农村里发展了工业，农民不一定要跑到北京、跑到石景山去当工人，而是就在本乡从事工业劳动了。不打散他们的家庭，而是把工厂搬到他们的身边。这个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作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亦工亦农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同单纯务农的人是否已有区别？和城市的工人又是否还是不同？
我认为，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养成的乡土社会向工业时代过渡的比较妥当的道路。工业放在某一个地方，它对经济变化的作用，一般人都能看到。不容易看到的是农民怎样变成工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怎样变化。我们的农村调查不能只停留在农民收入提高多少这些方面，还应当深入到精神生活里面去，进行触及灵魂的变化。这一点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功夫。
要了解农民不能单凭几个数字。要了解在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你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恃点，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
生产力变化背后是人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冲击着人的社会关系。我们要抓住人的变化，抓住八亿农民的特点，把“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迈向现代化的一步步脚印通过研究描绘出来。
另一个课题是农村商业流通的变化。我们的传统社会重农轻商，流通不发达，保存着大量不通过货币的物物直接交易。这次我到连云港时，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见她拿着一大包花生。我问她，这些花生是从哪儿买的？她说是舅舅送的。深入一问才知道她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县里，那里出大米，这里出花生。舅舅家要吃米，她这个做外甥的就把米送来，舅舅每次都要回送给她定量的花生。严格说来这不能算是交易，但舅勇如果老是不给花生，外甥恐怕也就不给他送米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米与花生不但物物交换，还要靠亲戚朋友来流通。由此可见流通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近两年农副业上去以后，生产力一提高，马上冲击原有的流通渠道。几个星期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民要汽车的文章。农民写信向我要汽车，我说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农民要流通，要现代化的流通工具，冲出自给自足的小圈子，这不是应当予以重视么？流通要工具，要社会性的交换渠道，要流通的物质基础。农村生产商品化程度一高，生活好起来，对商业流通的要求就强烈了。这个要求也冲击了我们脑筋里对于“商”的传统观念。如果还是按士农工商那样把商人看作“臭老四”，还
有谁愿意来做生意呢？我们要抓住这个课题认真搞一搞。
外国人已经能够到月球上看我们了。我们同国外的差距相当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同人、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老一套中的不少东西保下住了。我是小镇上生长大的人，还是很喜欢镇上的茶馆。到那里坐着，喝一碗茶，下一盘棋。可是形势不允许了。我不能再象我父亲七十多岁时那样，每天早上到苏州城小店里吃顿早点，每顿都有新花样，而且便宜得很。然后回来休息一下，找个朋友，到茶馆里落坐下盘棋。我可不行了，我们不能赶上人家，我怎么能安心在茶馆里吃茶呢？时代变了，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变了。这个变化一直从农村基础上变出来的。我们的农村调查必须抓住这一个出发点，从变字上做文章。
我从1936年开始江村调查，到后年就是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题目。我打算明年， 1985年，再去江村深入调查，能在1986年写出一本《江村五十年》。这是我的主观愿望，还不知道老天肯不肯玉成此事。这要到后年再说了。 （费孝通著）
家 庭 调 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家庭调查中研究社会的新陈代谢问题以及社会发展的问题。
我自己所做的有关家庭的调查是结合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进行的。我写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这些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自成一家言。
“家”，或者叫“家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养生送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人生出来了，长大了，和一个异性结婚，然后又生孩子，老的时候要别人养他，最后免不了一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有人觉得问得离奇。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起来的。
人们的养生送死，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称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
我对家庭的研究，第一步就是直接观察，从中取得生动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5年，我同我的爱人王同惠一起，到广西金秀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我因为带着体质人类学调查的任务，白天和我的爱人不在一起调查。她每天晚上把她调查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就提问题。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完了第二天再去调查。不幸的是，那次调查的代价过于沉重，我自己落入陷井受了伤，爱人为救助我献出了生命。她死后，我把她调查的材料，以及我们天天晚上一起讨论的内容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我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些基本观点就是从那时的讨论分析中开始形成的。
我在养伤期间到了太湖附近的“江村”，我以更大的注意力从各方面观察江村农民进行基本经济活动的单位“家”，从“家”的结构、职能，到在“家”内生活的一切活动。并对观察到的情况作了记录。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有关家庭的分析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我对家庭的观察，不是盲目地看。主要的方法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文化背景同我们很不相同的花蓝瑶，江村的农民，西方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和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在比较中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亦看到各民族各国家庭的共同点。
怎样去分析观察到的事实呢？我采用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系统分析方法。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了客观存在的系统。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组元）在系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搞清楚，而更重要的是要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这种关联是客观的，动态的。它不能凭我们的想象来描述，而要从千变万化的生活行为里边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到一个系统的本来面目。我和王同惠在瑶山时，每天晚上讨论白天得到的材料，就是沿着这一逻辑的线索，从一个家庭，包括些什么人，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由许多家庭组成一个整体的社区生活的结构，把事物和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比较清楚地从事实里抽取出来。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从“家”开始，到“财产继承”，再到“亲属的推广”，又从家庭生活中的简单分工，工作日历开始，到社区的职业分化，再到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最后将两者在与土地关系上结合起来。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指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
我的写作方法与别人不同，是在教学中围绕一个问题对学生谈想法，讲完一课就写出一章，《生育制度》和《乡上中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生育制度》所述的是我个人对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
我们的感性知识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是一套社会身分如父亲、母亲、女儿、儿子、教师、学员……组成的。没有不死的个人，可社会却不能因成员死亡而消亡。社会要“生”下去。个人总是要死亡，就发生了这个社会与个人生与死的矛盾。只有采取用新生的成员来代替死亡的成员，才能维持住社会的延续，这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社会这个实体靠了这个作用才能延续下去。实际上，我的身体里没有一个细胞能随着我的出生一直活到今天的。作为一个生物机体，每个人身上的细胞都是不断生出，不断死亡的，可我还是我，“我”是个连续性的实体。费孝通嘛，隔多少年人家还认识我。整体没变，构成我这个人的细胞却变了。但如果所有的细胞同时死了，我也就不存在了。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同样要解决依靠成员的新陈代谢。有人“退”出社会，又有人“进”入社会。社会中的“生育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
人是哺乳动物，人之“生”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我在一个电视节目看到：一个母亲管教孩子，孩子不服管，就说你为什么生我，又不是我自己要到这世界上来的。这话很有道理，妈妈怎么回答得上呢？在一个人“生”出来之前，为这孩子的出生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社会活动，这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要结婚，要经过社会的允许，这个爸爸的爸爸妈妈要为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积钱，造房子。假如没有这套，世界上就不能有“我”这个人了。一个人生出来了也并不是“自在”的。他一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他存在的社会结构，已经为他规定了种种行为模式。每个新生的人都要从头学起。人正是靠了学习，继承文化的传统，掌握生活的本领，取得一个个社会身分，成为社会承认的成员和文化的继承人。他不仅自己学会了就算了，还要生出孩子来，把这套生活的本领教给孩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这样，不但人类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文化，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活得下去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动作发生得极其自然，以至从不去考虑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我们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生活的基础就是靠了这些学来的习惯。习惯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习得”的“惯例”。你不能创造一套个人专用的语言，只能从小起去学大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语言。否则别人就不懂你的话。
人的语言、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身分等等，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积在社会里的个人创造，成为社会共同的“遗产”，是文化的积累。我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继承文化的“复制品”。当然每一个复制品不可能同真品完全一样，但有一个模式竖立在那儿，复制品即使有差异，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个人通过“学”，掌握这种模式，不学就不能生存下去。
梅兰芳在台上演《贵妃醉酒》时，身分是杨贵妃，下了台是一个以演戏为职业的梅兰芳自己。实际生活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个“角色”之间“串”，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身分。什么叫身分？身分就是一套社会共同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有它的思想感情的内容、有表现它的动作。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通过“学习”掌握社会中整套与他的各种身分有关的行为方式。
人还要学习使用社会性的交流工具。共同的心理要用共同的语言表现出来。两地分居照样可以发生联系。一个妻子不识字，画了几个图寄给丈夫，丈夫懂了。因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共同的东西，别人就不能懂。要使普天下的人都懂，就需要共同理解的传达工具。个人创造的东西成为社会的东西以后，就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不少音乐名曲，我不会欣赏。我的外孙女儿就说我没有音乐细胞。我对音乐这个共同财富就不能享受，要能享受得经过学习，也许不能说没有音乐细胞，只能说音乐细胞没有起作用。
人生下来时什么也不懂，可是经过学习，逐步变了。人与动物不同，人能思维，能创造，在原有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人的创造力，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同个人，对立又统一。
生育制度中的生育，包括生与育两层意思：生出一个人来，再把这个人培养成为社会成员，以接替由死亡造成的社会空缺。这个过程什么社会都要有，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人要老，还要死。为了人这个必然的死，社会就必须发生这一过程，即社会的继替。倘若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具有生而有之的遗传本领，那么继替的过程就简单容易得多了。可惜在社会关系中人的遗传因子只发生潜在的作用。不经过长期的学与习的过程，人无法与他人进行交往；社会也决不允许一个“自然人”进入到自己的机体。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绵不能靠生物性的继替，而只能是社会继替。既然是社会继替，社会就得规定一套继替的方式。诸如人怎么生法，包括谁与谁结合，谁来接生等等；人怎么死法，包括葬礼等等，即所谓养生送死。为了使“自然人”长成“社会人”，为确保社会新成员填补死者的社会空缺，还得有对孩子抚养、教育的种种规定。在我们的社会里，父母就有责任对孩子进行“管教”，从小坐要有坐相，吃要有吃相，错一点要打屁股。这一大套规矩就构成我们所说的生育制度。生育制度保证了社会继替的顺利进行，维持了社会的完整和稳定。
生育制度的历史来源，我不太清楚。不过，各个社会的生育制度是由它一定的文化决定的，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各种文化不同的社会都有各不相同的一套继替方式。因此，我认为生育制度是一个与社会并存的普遍范畴。正由于生育制度取决于社会文化，则文化的变迁也会导致生育制度的变化，这就是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生育制度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不管形式怎样变化，它必须包含生殖与抚育这两个基本现象。
我写出这本书以后，有各种批评。吴景超先生说，这本书好，里面讲的道理，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潘光旦先生说，这是你一家之言，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但我想，我的分析没有离开实际，不是空想，不是推测。我是根据各种社会养生送死的事实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
生殖、抚育这些事情在社会里是由哪些社会团体担负呢？主要是家庭，也可以说家庭总是担负生育任务的社会团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生”同“育”为基础形成的关系。什么是家庭？家庭是个译名。我们中国人口语里经常用的是“家”，涵义很宽，如家里人、自家人等等。英文family（家庭）的涵义也很宽，但在人类学、社会学里，是指夫妻以及他们的尚未成年的子女，这是一种三角结构关系。所以作为科学用语，家庭指的是这样一个基本三角，由“夫”、“妻”、“子女”构成。各种变化逃不出这个基本三角。多夫，多妻、多子，总是从这个基本三角形变化出来的。具体的“家”可以缺少任何一方，“家”成为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三角。它是一个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是组成大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
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形式是不同的，但各种社会结构中的家庭，其成员间的关系是一定的，有权利，有义务。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产生的母子、母女、父子、父女等等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组成家庭不可缺少的，缺了任何一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家庭生活方式，即以家庭为单位发生的衣食住行的生活，生产、流通、消费的经济行为，以至娱乐活动等等，是人类共同生活中最基本的场所。在这个基本核心之外，还有由此而推广出来的亲属系统。在亲属制度上外国和中国是不同的。
不同社会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拿“共同居住”来说，英、美、及欧洲各国的家庭，结了婚的孩子不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我有一次给外国人写信说，请带你的“家庭”一起来玩。他把他的夫人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都带来了，可他的那些结了婚的孩子都没有来。因为结了婚，就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有独立的主权，父母不能管他。已被视为“家庭”之外的人了。
再拿“育”来说，他们那里的孩子十八岁以前不是法人，父母有责任、有权利管教。到了十八岁这条线，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是一个社会成员了，有他（她）自己的法律地位，一个“法人”，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父母对他抚育的责任也就完了。里根的孩子失了业，拒绝他父亲给他的支助。如果靠了父亲的地位来谋生活，是对他的侮辱。他们的整个社会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我们这里，孩子伸手向自己的父亲要钱是不会难为情的。如果我的女儿有困难而不接受我的帮助，我会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不同特点的家庭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养生”公式就不一样。中国的公式是：F<==>F1<==>F2，叫反馈模式，也可叫反哺模式。上面的双向箭头表示父母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待到自己老了，孩子反过来赡养父母。这种模式是复合的，可以超过世代，如儿子死了，孙子接着赡养；再不行外孙也要赡养。这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农村“养儿防老”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孩子成年后，父母的责任也没有完。俗话说儿女再大，在父母眼里总是孩子，只要父母在，你到老都得受管教，尽管你也在管教自己的孩子。西方的公式是：F→F1→F2，叫接力模式。失去了一个反箭头，表示子女无需赡养父母。我生育子女，子女又各自生育自己的子女，每一代只管下一代，而且只管一段时期，子女一成年，父母的责任也就完了。在那样的社会里当一名教授，工资尽管很高，但很早就要想办法，考虑退休以后怎么办？生了病怎么办？把一项一项的费用、保险安排好了，才放心。上述两种模式都存自己的好处，也各有短处，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这几年对家庭发展趋势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大家庭数目和小家庭数目都有增长。你们可以看一看全国五城市家庭调查的报告。我在考虑，假定我们真的走上西方的道路，应该表现为主要是小家庭数目的增长。而当前我们中国三代人的直系家庭也在增长，这说明了什么？究竟是核心家庭还是三代直系家庭成为我国家庭的基本模式呢？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只要具备共同居住的条件，一般则倾向于有一对已结婚的子女同父母住在一起。今年春节里，据说铁路上有一亿人流动，干嘛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要同父母聚一聚。我们子女不是常常一有空就带了孩子到祖父、祖母家去的吗！不象西方，一对夫妇到了周末想到去探望父母的不多，大都带着孩子到海边去了。我这么说现在还没有调查数字作证。我希望做这样一个调查，想知道有条件的话愿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已婚儿女占百分之几。农村吃大锅饭时，分家分灶的很多，搞生产责任制以后，不少分灶的人家又合在一起了。城市的核心家庭增多，我认为是户口政策的限制。个人进入城市，结了婚，成了家，在乡间的父母不能住到城里来。很可能一有条件就会涌入城市，使三代直系家庭为数大增，这些设想，都还得由各地的家庭调查来否定或肯定。
目前对于家庭的调查研究，我认为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农村经济变化对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看变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家庭职能的演变。譬如，教育以前是家庭的事情，现在有一部分由学校管了。学校是一个超越家庭的社会单位。又如，为什么我们生产责任制一下子就搞了起来？为什么家庭作用这么大？家庭的生产职能在家庭的历史发展中是逐步移出的。公社化后，生产职能移到生产队。事实证明，并不利于经济发展。现在家庭又成了经营单位，生产职能增强了。家庭结构、职能的变化，会带动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包括相处的关系、相互的责任、相互的感情的改变，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在改变，我们就得从实际出发，即要看到实际情形的改变，又要看到是什么力量促使着它改变。以上是我对今后家庭调查课题的看法。（费孝通著）
小 城 镇 调 查
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联结城乡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研究小城镇对研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人说我小城镇题目抓对了。其实，三十年代我在家乡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虽说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但说明小城镇研究是有根的。那时想研究却又缺乏研究的条件，发展小城镇还没有成为客观的事实。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明白了许多道理，我们从大量事实里看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农村责任制成功了，接踵而来的自然是发展小城镇的问题，所以我说是时间到了。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
1981年，我四访江村时，发现了农村建设中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农村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1982年就决定从农村升上一级，去调查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集镇。应该说这是客观现实要我们这么做，要我们去认识这些现象。
小城镇调查始终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就是到现场去亲自观察，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就是同各层次的实际工作者密切结合，和他们一起开展工作、讨论问题。从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出发，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实地调查。我们第一步先了解江苏吴江县内各镇的基本情况，然后加以分类。分类的目的是在突出这些镇各自的特点，找出镇与镇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实际上做了定性分析的一部分。第二步是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从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关系上看镇与镇之间的内在联系。层次划分实际上规定了各镇“乡脚”的大小范围。第一步和第二步是横向的
和纵向的分析，打破了以前在概念中兜圈子的习惯。第三步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定点、定人、定题。第四步进入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综合。最后一步是请各方面的人员一起来听汇报交流，直到请专家“会诊”，开创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讨论问题的新局面。
我们在小城镇的调查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弄清了许多我们以前并不清楚的各种现象间的联系，因而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关于小城镇研究的详细内容，请大家去看《小城镇大问题》这本书。今天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实地调查中是怎么发现问题的。
要说小城镇这个问题是怎么在我的脑子里发生的，还得追溯到三十年代我刚进入开弦弓村调查的时候。我从周围的现象中感到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那时，我抽烟很凶。到村中小店买烟，不料店里不卖整包的烟，只是一支一支的零售。店主对
我说想买整包的烟去叫航船带。意思是说委托航船到镇上去买。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村子连一包烟都不卖。村里人明明在抽烟。这个问题为我开出了一条调查的线索。我开始了解小商店，商店的规模大小、卖什么东西、每日营业额多少等等。结果和我想象的不同，商店出售的东西，品种和数量
都很少。我想农民大概能自给自足，烟抽得少。可是农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生活中总需要酱油、盐和日用品，这些不能自给的东西，到底靠谁来供给呢？我想起店主曾经说过的那条航船，于是我就注意起航船的活动。
原来，航船是一条很普通的农家运货的小木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村里的人便招呼船老板托这捎那，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篮子捎点其他什么东西。船老板根本不作记录都随口一一答应，接下瓶子和篮子便放进船里。我当时既佩服船老板的好记性，还怀疑他会不会搞错。其实这
大可不必，因为在这个熟人的社会里，人们彼此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农民家庭没有什么秘密，各家的房子是开放性的，谁家打个架四邻都听得见，消息流传得特别快。船老板能记得那么多事，其实也是这个原因。那时，从村子到镇上，水路要航行一个多小时。我跟着就坐航船到镇上去。当航船一靠岸，等候
在河边的商店学徒一涌而上，抢着做各种生意，而船老板自己却去茶馆里落座喝茶了。直到下午事都办完了，航船才离镇返村。船老板在镇与村的流通线上很有点威信，村子里的米、蚕丝都靠航船运到镇上的米行和丝行。船老板因此每到年终能从镇上的丝行、米行等，得到一定的佣金和报酬。由于航船每天
往返于镇、村之间，镇上的店老板和行经理也就对村子里的需求情况非常了解了。在镇旁的河面上停泊着二三百条船，镇周围的农副产品都集中在那儿。
商品流通是有区域性的。农村是生产地，产品集中的中心地就叫做镇。镇上的商品所能销售到的范围叫做“乡脚”，可称为腹地，就是集镇所服务的区域。每个镇拥有一定的农村作为自己的腹地，成为这个区域商品集散中心。
当时我的调查到此为止不能再进行了。一是时间不够用，二是我一个人单干不行。后来我的同学杨庆坤先生在山东就这方面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在他之后，一个外国人叫斯金纳（Skinner）的，在四川平原也做了比较细的调查。他根据“地方志”和实地调查的资料，考察了中国城镇的发展史，写出不少文章。有个日本人把我们长江三角洲的镇的经济发展史也做了研究。虽然我当时未能进入这一层次调查，可是，总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于农村和农民生活所发生的作用很大。
到了八十年代，我有条件更上一层楼了。现在不是我自己单干了，有了一个课题小组。确实，调查一个市镇要比调查一个农村复杂困难得多，没有一组人不行。一个村子，只要找几个熟人，大体的情况就能摸到了，我可以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做出结果来。这是因为第一，村里的干部要比镇里的干部更了解
自己管理的区域，因此他们可以为我提供详细可靠的资料和情况，第二，我自己可以结识一些对村子熟悉的朋友，通过他们再进一步摸清情况。到了镇上可不行，镇上人头复杂，航船就有几百条。这次小城镇研究我还得从家乡做起，我对那儿比较熟悉，先前有过一些了解，也有一点群众关系，所以我于1981
年带了课题组的同志先去探探路。探路就是把问题找出来。
我们到的第一个镇是盛泽镇，镇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时，说到现在人口二万六千，这时我问：解放时有多少人？他说二万二千人。我一听觉得全国的人口在三十年里增加了一倍，怎么这儿只增加了约五分之一。接着我又问：最近人口是不是又增加了？他说是增加了，从农村里来的，但没有户口。我越听越
觉得里面有文章。实际镇上住的还不只二万六千人。常住人员中有三分之一不在户口册上，比如：“农民工”等，都不计在内。那么，盛泽本镇增加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不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情况，很可能从这里听不出问题来，我由于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没让问题滑过去，没想到还一下子就找到了小城镇研究的突破口。
当时春节快到了，我们决定过了新年再去调查。在苏州的宾馆里，我碰到一位招待我们的干部，正巧是盛泽镇人。从他那里，我找到了镇本身人口增加而没有记在现有镇内人口数上的人的去向。我很高兴他能对我说一些关于盛泽镇的情况，可是要过年了，他可不能早几天回家。他说晚两天回家不要紧，
只是车子太挤，成千上万的人要回去，不容易买到车票。我说：好哇！我就是要找那二万上下的人！原来他们都到了上海、苏州的城里去了。我从这里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镇上的人口三十年增长得这样少？后来我去调查时得知，除了个别例子，呈江原有的很多镇，人口都下降。直到党的三中全会
以后才回头上升了一些。
我们一个镇一个镇地去走访。在铜罗镇我们算了一笔细帐，包括哪一年走多少人，走的原因等等。铜罗镇的人说，土改时走了不少人，后来“对私营改造”又走了不少人。可是人走了给镇上留下什么后果呢？许多小店铺、茶馆关了门，粮食部门的干部代替了镇上的米行。接着又合并了不少小单位，原来在那里做生意的人统统披当作“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尾巴”被赶跑了、割掉了。
象铜罗镇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小城镇也不同程度的发生过。几乎都是因为镇的原有职能即流通渠道发生了变化，所以人才走了很多。不是走到乡下去就是走到城里去了，如果这种现象仅仅局限于一个镇的话意义还不大，但是全江苏省、全国差不多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它的意义就大了。胡耀邦同志1980年到
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的板桥镇萧条冷落、破旧不堪的情景，便说要恢复小城镇，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要使农村的知识分子留在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必须建立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他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可在天津市，这些话传达下去了，半年过后一查，连影子都没有。县里只抓农业生产，不搞商业，工业也不抓，走的还是老道。现在天津不同了，乡镇工业大发展，在华北走在前列了。
三中全会以后，江苏的小城镇很快兴旺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起初都以为大概是流通渠道有所改进引起的。可是事实与我们的推测不同，直到现在商品流通不畅通还是个严重的问题。苏南小城镇的兴旺是由于有了工业，这是个新东西。镇从繁荣到萧条，又从萧条到繁荣，这个过程就需要问几个为
什么？不要一上来就根据书本上的老话下定论。我们看到的苏南的情况是工业先出来。当时，农业生产力还没有很快发展，商业系统的供销社还在国营化的圈子里出不来。商业局和供销社一个在镇上，一个在乡下，加上粮食局、水产局等，把住了所有的流通渠道。其间只有一个因素变化了，那就是农民自己
办起来的工业出现了，那时叫社队工业，现在叫乡镇企业。
社队工业我比较熟悉。三十年代我姐姐就在江村搞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可那时是由一个专科学校负责帮助一个村子的农民办的，一离开学校师生的帮助，农民就办不起来了，因为当时不存在农民办工业的条件。尽管想了很多办法支持它，日本人一来就全完了。日本入侵者仇视中国的丝绸业，他们到
震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丝厂炸掉。农民害怕了，自己把村里合作社的机器拆掉了，一点都不剩。这是我在三十年代讲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结局。经过了四十年，人更多了，地更少了，可是一直没有正视人多地少的问题，除了七十年代开始采取了计划生育的措施外，不是从积极方面去发展生
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农村里人口在涨，而生产上的措施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一套，“以粮为纲”。六十年代有一阵人们觉得工分不值钱了，“大锅饭”越吃越少了。产值赶不上产量的增加，人均收入更赶不上产值的增加。到了七十年代，出现抢工分的现象。。一闹，才感到人口太多。可是大城市进不去，镇上又萧条，在无奈何之下，一般无法再压抑的力量促使大家走上了发展社队工业的路子。
现在看来，人多地少只是发展社队工业的内在因素，而“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是它的客观条件。“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很多干部，去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和退休回乡的工人，在当时起了不少作用。第一把知识带下去了，第二把社会关系带下去了。那时，城里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任务完不成，于是工业就下乡了。
社队工业是集体性质的，其收入除了向国家交税，不需纳入计划经济。这样，赚了钱可以直接提高农民收入，办学校，支持小镇的建设。大家知道有一种比芝麻粒还要小的药，叫“六神丸”，装“六神丸”的瓶子要有个小小的橡皮塞。塞子虽小，力量不小，它支持了震泽镇上的一所重点中学。这所中学办得很好，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办了生产“六神丸”瓶塞的小工厂，为教学提供了不少资金。当然这个厂并不是社队厂、但道理一样。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农民尝到了甜头，整个苏南各地出现了新的局面。吴江县有个宰塔镇，处于上海与江苏的边界上，是个水荡密布的地区，象迷魂阵一样，水网错纵，象天津的街道，不识路的人转不出来。解放前土匪很多，又乱又不安全，许多人出走到上海做工、当保姆。现在这些人看到家乡变化可喜，便回来搞工业了。他们生产各种各样的灯泡，有的还外销。他们利用汽车底盘敲出保健车、小客车等各种车辆，还搞电梯的装配，四年时间就使自己的乡镇换了新貌，他们用三百几十万元钱建造了新的电影院，改造了街道。莘塔镇的变化不仅是吴江县的普遍现象，而且在整个苏南地区都能看到。沙洲的欧桥大队，许多人都去参观过。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去参观的时候说：“你们已经现代化了”。我到他们的招待所一看，比北京的“一招”还要高一级。此外还有说书的书场、电影院、托儿所，原因就是搞了工业。
我在1980年春节在人大会堂发过一次言，介绍了苏南社队工业的发展。当时还引起了不少不同意见。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那么办社队工业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不同意见持续到去年下半年，中央直接派人去调查。1984年的一号文件、四号文件才肯定了乡镇工业在社会主义经济里的地位。我说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定要有个过程，不同意见能够发表是个好事。有了不同意见，我们就能既看到它的坏处，又看到它的意义；反复进行研究，再下结论，制定一个合乎实际的政策。这个过程是好的，是民主的，不是带了帽子
不许说话。很多知识分子从这个事情的经过里受到了鼓舞，感到我们有了作风上的改变，有了实事求是，有了群众路线。
为了进一步探索小城镇问题，我们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几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
。
以上所说的只是苏南的经验，苏北小城镇的情况怎样，还需要作直接观察，然后再作比较分析。于是今年我们越过了长江，到苏北进行调查。苏北原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有些地方在解放后长期吃粮靠救济。直到八十年代才成了提供商品的基地。那么，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后，苏南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苏
北呢？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按照江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划分了三个区域，即苏北、苏中和苏南。苏北包括四个半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及扬州的一半。苏中包括二个半市：南京、镇江、扬州的一半。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这个划分不同于地理区的划分；地理区的划分依据是长期的稳定的地理条件。我们是按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来划分的，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发展区。这三个区域的经济特点，以工农产值的比例作为主要指标，苏北工少于农，苏南工多于农，苏中是工农各半。
在苏北地区内部发展也不平衡，该区的西北片与东南片不同，西北片是工三农七，由此产生了很多特点。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小集镇比较少，停留在不发达的日中为市的赶集的阶段上。这一片的工业几乎全都集中在县城里，出了县城就看不到象样的工厂了。从西北片向东到连云
港，工、商业的情况就逐渐好转。到盐城就出现了农六工四的比例。扬州以南则为对半开。在西北片，自徐州向西，一个沛县、一个丰县，一路上看不到工厂的烟囱。县里都仅有一个镇，我称它为“独生子女”。沿公路两旁只有几个石灰窑，可是县城里搞得好漂亮，我说有点象搞“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得的“奖励”。县城之外的商业主要靠“赶集，。从地图上看，徐州是南北的交通要道，应当说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还出煤。有这样的优越条件，照理它周围地区的经济应当发展快一些。我小学时就念到“陇海路”，现在“陇海路”两旁的人还在那儿赶集。这一片地方农业是赶上来了，可工业微乎其微，远远落在其他地区的后头。
从整个苏北的情况看是农超过工，生活水平不如苏南。对应了“无工不富”的经验。那儿有一种空气，认为只要靠种粮食就能上去。与以前那种吃粮靠救济的日子相比，现在成了商品粮基地，这的确是个大翻身。但据此以为城乡关系已经拉平了，农民收入与镇上人收入一样，没有差距了，因而满足于搞
好农业。我说这不是有希望的路子，因为单一化的农业生产，路子还会越走越窄的。我们应当把目光放远些，苏北应当重视在工业发展上与苏南的差距。
在苏南，工农比例普遍达到了七比三，沙洲县是八比二，最高的少数大队已达到了九比一。这种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绝大多数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农业生产的衰退，恰恰相反，工业比例的升高稳定了农业，使农民生活的提高有了保障。如前年农业遇灾，苏南不少地方农村的人均收入，还是增加
了一百多元。未下去调查以前，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农民家里会有“空调”设备，还有“万元户”。下去一看，才知道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少乡村的个人收入相当于副教授级，村子里屋顶上密密麻麻都是电视的“天线”。这些都是办工业引起的变化。
看来，苏北还应当多注意乡镇企业的发展。粮食固然要种好，可是走哪一条路可以富得更快、富得牢靠，应该仔细研究。苏北地区原先的亩产低，国家的征购任务轻，现在粮食多了，粮食部门收不了那么多余粮，农民卖不出去，只好喂鸡，这是好办法。鸡多了商业部门又收不了，农民只好自己用自行车
拉着下江南卖。跑到上海来回要一个星期，能赚一些钱。流通渠道不通，年轻人就跑出去做长途运输与销售：他们带点儿饼，一个钱不花，睡在路旁，又苦又累，然而收入还是有限。实在卖不了的粮食就搞小粮仓。以前是靠救济粮，现在成了商品粮的生产基地之一。领导还没有处理过这样的局面，粮食收购
、包管、销售整个儿跟不上。
苏北的外流人口中，具有工业技术的不多。苏南人在上海做工，家仍在乡下，平日寄钱回家。上海的钣金工无锡人特多，有人称之为“无锡帮”，在上海机电行业中独占鳌头。解放初，他们还不断从家乡介绍人去上海，在上海这个工业城市里培训出大批无锡技工；无锡社队工业的发展就靠了这批人回来。这批人与上海各工业系统有种种关系，通得上“路”。这是他们工业发展的历史传统基础。苏北呢？据说上海市民中有一百万人祖籍在苏北，可他们的家乡没有得到这些住在上海的家乡人的支持。离乡时大都是出卖劳动力，拉洋车，干码头工人。上海的许多粗重的工种几乎都是苏北人干的。他们没有机会学会技术。两种不同的人口流动，结果大不一样。苏北的盐城算是唯一的例外，工业产值到百分之五十了，一查问，他们办工业还是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我写的《小城镇苏北初探》，概要叙述了苏北的情况和出路问题。
在许多方面，苏北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对这一地区调查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地图上标示的地名，很清楚地表现出地区集镇发展程度的特点。徐州东北面叫“楼”的居多，无“集”、“镇”名。向南有好几个县，带上“集”字的地名就多了。到连云港附近有了“镇”名。再往南称“镇”的地名多起来了，带“集”字的地方相应地减少了。
什么叫“集市”？我查了《康熙字典》里的“市”字。它是买卖之所，即人们在约定的时间卖出买进、交换物品的地方。一般称“赶集”，赶，就是要紧紧地走。赶集的人要在当天回家，所以集上最热闹的时刻是在中午，称“日中为市”。
买卖发达了，出现了货币。没有货币的时候，人们是以物换物。经济活动发达了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人，最早就是那些贩子，他们把别人生产的东西买下来，转手卖给消费者，就是所谓“流通”，商品由他们转手。《康熙字典》引用汉代人的著作中已经提出在市集上有贩夫贩妇，他们等到太阳偏西，带着自己生产的东西来赶集的农民手上还有没有找到卖主的货物，挑回去太重，就愿意廉价出售，这些贩夫贩妇就把这些东西买下，第二天再用高一些价钱卖出去。贩子就是商人。随后商人渐渐多了起来，各自找到固定的地点，设一个临时售货亭。久而久之固定下来成为店铺。店铺多了，就连成了“街”，街连街就是镇。
在传统概念里，镇里的经商者被人看不起，人们提到“贩子”就讨厌。不仅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历史上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就数“商”的地位最低。这种概念影响现在，人们至今还有人认为商、贩是“敲竹杠”的，商人不是好人，是搞资本主义的。这个传统真厉害，我们从小就听到这套东西。看来，意识形态里的东西有顽强的惰性，它与物质世界的发展之间，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惰距，不容易转过来。
或许正是这种惰距的反作用，使商品流转的畅通无阻，要比落实责任制难得多。责任制搞得快，是因为有家庭做基础。流通，若是好人不搞，必然是坏人去搞，传统就是这么看的。当然，责任制也不是没有阻力的，“万元户”也不那么好做，有的还要一家一家去送礼，怕别人说你“暴发户”。人们一听“暴发户”，还会有好脸色吗？传统是忌讳这个的，不如不发财来得好。我说这种思想要改变，但变起来很艰巨。例如，讲究效益与劳动密集型两个概念，我们往往倾向于只接受后者。因为传统观念是不讲效益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今天做不了，没关系，明天接着做，明日何其多！其实，只有
劳动密集，不讲效益，生产率还是上不去的。由此可见，心灵深处的旧东西太根深蒂固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在现实生活里看到的现象，以及支配这些现象的观念，有条有理地揭示出来，用大家都懂的语言写出来。
小城镇研究的深入，需要我们花更大的气力。就拿“集”这一个字来说，抗战时，我在内地看到的“赶街”，同现在苏北的大李集是不同的，前者是集，后者是集加镇。苏北所称的那些集镇，实际上还处在苏南的镇和云南的集中间。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同志，在苏北整整搞了半年功夫，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集”。其中很有些道理，现在的盐城天天“赶街”，摊子正在逐步变成店铺，集也在逐步转化，在那块地方，集与镇的界线开始分不出来了。这里内容很丰富，值得我们去深究。
我们在分析一个个具体的镇的基础上，看到了一种现象，镇，如果不同政治相结合，它就可能衰落下去。但是，政治中心不一定是最好的经济中心。因为，经济中心是以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而确定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对小城镇的研究，今后还会出现新的内容。“七五”规划将继续把这个研究深入下去，希望我们大家都做有心人。 （费孝通著）
知 识 分 子 和 智 力 资 源 调 查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特殊阶层，是生产的一部分，是科学开发的生力军，是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力量和智力资源。我对知识分子的调查是密切和各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相结合的，因此，我得讲一讲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阶层应放在什么地位？其作用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很早就提出来过，也有过一些结论，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时期，国家建设急需知识分子的协力合作，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如何使用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国的，过去受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解放后就存在着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应该放手使用。另一种看法，认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阶级烙印深，在头脑里充满着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种看法，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占上凤，在过去近三十年里，后一种看法越来越压倒一切，“十年动乱”达到了高峰。
我在解放前就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是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解放后，我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工作，经常接触知识分子，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当时民盟的工作，主要是执行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我当时对这个政策并没有怀疑。清华一解放，我就主持当时所谓“大课”，就是全校师生共同学习社会发展史等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我写过一篇记述清华进行思想改造工作的文章“艾思奇三进清华”，写得有声有色，在《学习》杂志发表后，陆定一同志还叫我去，批评我火气太大；用现在的话说是太“左”了。我当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感受，反映在我那个时期所写的许多篇文章里，后来收集成一本小册子叫《我这一年》。现在可以认为是一本历史研究的资料，确实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
我在这段时期，一直注意收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陆续通过民盟组织向党反映，很得到领导上的重视。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个专家局，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我被任命为副局长。我曾向领导建议两件事：一是建立智力档案，把中国究竟有多少专业人才摸摸清楚；二是实地调查知识分子里存在的问题，设法促进他们的积极性。我自己就衔命利用去西南进行民族调查的机会，顺便通过民盟的机构进行知识分子调查。
最近，我读到周恩来总理1957年4月2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里面曾提到过我的这次调查。他说：“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如民盟，它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周总理所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是我从西南调查知识分子回来后写的。这篇文章的政治评估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我只想说，周总理是认为它写到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
我怎样摸到人们心灵深处的呢？我想关键是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上。我是以帮助盟员同志们解决阻碍他们发挥积极性的问题为目的的，而民盟同志也是真心实意的想积极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所以双方有共同的基础。其次，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心心相应，有共同语言。我有一次曾说，我见到钱伟长不用说话，看他的这副面孔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了。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是我确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容易听到真心话的。
一切科学结论是否符合实际，首先是要看它所根据的素材或所谓数据是否真实。我在知识分子里进行调查，能得到比较真实的素材，不能不是由于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在当时说，是个知识分子所信得过的人。这个道理适用于一切调查工作。要做好社会调查，必须首先建立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要互相信往。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十年动乱”时“四人帮”派出来的外查内调来作反证。我自己当时是个经常要被调查的人，要从我的口上找到适合于“四人帮”用来诬害人的材料。我心知其意，所以总得千方百计说假话来掩护我所认识的人。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也说明了，要从别人口上取得实情，没有一定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不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用金钱来收买。在我们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这个看法我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我在调查时采取的具体方法，主要是串门访友，然后找出一些问题，如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他们所得到的待遇，业务工作上的条件等等，分别开专题座谈会，和盟员同志共同商讨。由于我对这样搜集来的材料具有亲切的感受，所以比较容易接近人们心灵深处。
我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调查，带来的个人遭遇，在座诸位是都知道的。我本人是个知识分子，自然应当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这是历史决定的大事，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以我个人说，最遗憾的是在我自己的学术生命里丧失了二十多年，那是无可追补的。当我有条件恢复调查工作时，我在1981年又受民盟的委托，去西南进行知识分子调查。这次调查是配合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二十多年中，像我一样遭受冤屈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遍布全国，极左路线造成的创伤是极大的。这些冤案要平反、改正，所以各民主党派要出力帮助被害的成员得到正当的处理。
我在上述的目的外，还想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当前知识分子中还存着些什么问题。到了地方上初步一摸，就发现这次调查和上一次调查的情况已有一定的区别，这区别倒不只是在调查对象这方面，也包括在我自己这方面。一转瞬间我己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了，像我一样年纪的知识分子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现在知识分子队伍里绝大多数是中年知识分子。如果我依旧采取串门访友的办法来找问题，限于接触面，一定不容易抓到要害。在和我年纪相近的知识分子中，主要是冤案错案的问题，免于遭殃的人不多。但是，中年知识分子中，这不是多数人的问题。要去发现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由于我直接熟悉的人不多，所以采取了用问卷开始的方法。我和少数中年盟员一起搞出了一套问卷，发给了昆明市的全体盟员，经过统计，使我发现，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收入低、生活负担重、身体多病，而且工作繁重。我就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迅速向领导反映，引起了重视。
就在这次调查中，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体会。过去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一个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问题：比如，收入低、身体差，不受信任等等，经过这次调查，我自己觉得眼界扩大了一些，看到了我们国家整个智力资源的问题。当然，我向专家局提出搞知识分子专业档案时，也有了这种想了解中国在各门学科中、有多少实力的问题，但是不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这样深刻地感到开发智力资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里牵涉到对知识的认识问题。知识固然是在一个个人的头脑里，离开个人就不能有知识。但是每个人都没有从母胎里带来什么知识，母胎里带来的只是得到知识的能力，一切知识都是在出生之后学习来的。孔子的《论语》第十句就是“学而时习之”，颇有见地。人的生活方式是靠学习来的，不是生来就会的。这也就是人之所以和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学习就是知识传递。从哪里学来的呢？个人知识的来源是社会。社会是众人的知识库，这个库房物质上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头脑，而其内容则是这个社会长期历史的累积。个人的知识取之于这个宝库，然后加上个人的创造，又回去保存在这个宝库里。储存在这宝库里的知识总和，就是我所说的智力资源。
“四人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失就是削弱和损害了我国的智力资源。个人的冤屈事小，国家智力资源的损失事大。因为在现代世界上，还是个列国争雄时代，而决定胜败和存亡的，就在智力资源的强弱。物质破坏很快可以恢复，而智力资源却是件“百年树人”的长线事业。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科学开发的生力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过去就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李四光之前，人们不知道中国有石油，点灯要买洋油。可是，李四光懂得地球结构产油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得出中国有石油的结论。现在，我们快要成为一个产油国了。这个例子说明自然资源只有通过智力资源才能发生经济效益。
我们中华民族要继续发展下去，要走到人家的前面去，那不是件说空话能做得到的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中国智力资源的实况，据1952年普查，我国至少有二亿二千万人是文盲或半丈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过一千万，这和现代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还不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失望和痛苦。记得汉朝的刘邦，起初最瞧不起儒生，说打仗靠力气，要识字干什么。后来得了天下，才使他悟出了这个“天下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我想，这个历史总结，人们不会不知道，可就是没有决心去接受这教训。
日本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我看这与他们总结了维新以后的经验，抓了智力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对美国的原子弹毫无办法，它把日本炸成一片废墟，给日本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决定，小学教员的工资不许降低，孩子们吃的粮食由国家供给。二十几年过去了，这批当年的孩子都成了现在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智力水平，能够接受最新的科学信息，他们对日本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应该承认，人家那样做是对的了。五十年代时，我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差不多。相隔三十几年，差距拉得这么大。有些东西拿来了，我们还不会用，甚至上了一些当还不自觉，还以为人家是好意。想起来真叫人痛心。
我国三十岁左右的人，在上中小学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是黄帅们的天下，一代人的智力发展就这样被损害了。一个人抄走的东西可以重新取回来，可是一代人的智力损失，怎么弥补，却是个大问题。许多青年虽然在大学念了几年书，可是出来到了工作岗位才发现自己掌握的东西太少，大有限，甚至用不上。他们是今后的骨干，有多少人呢？一年一千万；五、六年有多少人啊！确实是一代人的问题。
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下一代接不了上一代。我自己的水平本身这么低，可是要找一个接替我的人都很困难。难怪人家说，现在有几个教授能上讲台，不用讲稿就能讲课的？可是，我碰到的老师却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照本传达的教学法。当前的中年知识分子，毕业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入大学就碰上“四清”，上山下乡，念了多少书？现在努力、补课都感到吃力了。再往下去问题也更多，一上高中就文、理分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不是搞教学，而是在搞科举。我们的祖国正要靠他们来复兴，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本钱，难道我们不应该多想一想怎样恢复和发展智力资源的问题么？！
再说农民，虽然他们有进步，可是这个进步看来不是靠文字。为什么文盲这么多？农民为什么不要识字呢？第一位的原因是生产力落后，知识传授还是靠传统的口口相传的办法，以个别知识、个别经验为基础，不追求普遍原理。其次是生产关系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制度是吃大锅饭的性质，没有知识照样吃饭，出现了反知识、反理性的潮流。可是一旦实行了责任制就感到知识不够用，有些人连种田都得重新学习。
工厂也有这个问题，许多人边生产边补课，人人都感到知识不够用。现在我们应当研究技术工人怎样培养，在哪里培养等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现代化的问题。
智力资源的调查，是一个宏观的调查，我从昆明的民盟盟员知识分子调查开始，又倡议建立智力档案。过去我们国家的人事档案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祖宗几代的阶级出身很完整的记下来，甚至道听途说的“小报告”，也原封地保存在档案袋里。这些显然不能适应当前现代化的要求了。是不是能搞个专业档案呢？凡是有专门技术和有学术专长的人，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上档，有了电子计算机，要用某种人才，一下就能找得到姓名。其实，我的业务档案在美国早就储存起来了，连别人的文章里引用过我的著作的频率都有数据。这并不是件难于做到的事，但总得有人动手做才能实现。为此，我倡议民盟带个头。现在表格已经发给了全部成员，明年（1985年）春节前后，就可以训练一批人员，在各地把资料输入计算机。听说教育部也已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教师作了登记，也输入了计算机。接下去是怎样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
要开发智力资源，离不开教育，民盟作为一个智力集团，拥有几万个各级学校的教师。因此，为了配合党提出的教育改革，已经多次在盟内进行讨论，把各种意见整理出来，向领导反映，这也是一种调查工作。社会调查，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领导在被领导中走群众路线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各部门的工作，是行政工作科学化和现代化必须采取的方法。我想在这里附带说几句。
我们在天津开始过有关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后来天津市政府采取了这个方法，在去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称作千户问卷调查，就是在天津市内抽出一千户作样本，让他们填写在生活上感到困难的是哪些问题。有了这个调查，天津市政府就根据群众的意愿，定出当年要为市民解决哪些问题，做哪些事。这样取得了市民的赞扬。有人主张在中国也搞美国盖洛伯式的民意测验，我并不支持，因为我相信我们完全有条件通过天津那样的“千户问卷调查”，更真实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一定能够通过人民直接主动的参予，取得更正确的民意反映。
从智力资源的概念出发，不但注意到了它和教育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它的流动和效率。这就结合到了我上面在民族调查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从边地外流和倡议智力支边这件事。另一方面是智力怎样扩散的问题。1984年我到内蒙赤峰去开展边区开发的调查时，在翁牛特旗的驿马吐科技村，看到新的农业知识怎样从村领导一级，传递到农民手上变成提高农业生产的力量。这项研究阐明，在一定文化程度上，知识的运动是必须通过一定的层次。在文盲和初小程度的农民中，以驿马吐村为例，从村一级到生产户，中间有五个科技知识传递的层次。这是因为在这些生产者中间，主要是以直观口传为知识流通的媒介，如果和现代化的国家相比，差别就很显然。比如，拿我在加拿大参观过的一个农场来说，一共有一千公亩的土地，只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管理，田间作业全部是机械化。这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从杂志上取得机器更新的信息，又从说明书上看到怎样装备和运用这些新机器。其他科技知识可以直接从大城市里取得，通过文字为媒介。
智力的开发离不开信息，所以智力资源的研究和信息的研究又联上了。我们在乡镇企业的研究中，就着重调查了在这种企业里信息所起的作用，而得到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这说明社会调查是不断发展的，它是和理论密切结合的。它不仅是社会研究资料的来源，也是社会理论逐步深入的门径。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密切结合成一环扣一环的系统。我们只有勇于接触实际，解剖实际，顺着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能一步深一步地反映出存在于实际之中的规律，那是社会学发展的不二法门。
现在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期。要改革确实也不容易，问题太多、太复杂。我们不能凭主观意识，对什么不满意就改掉什么，要找原因，搞调查，还要因地制宜。我觉得中央的担子很重，我们大家都要出把力，把最需要创造，也是最困难的时期渡过去，进入我们共同想望的美好的未来。
听了今天的课，想必大家会感到做一个知识分子不容易吧！大热天我可以在家写书，比这儿舒服多了。可是我还是挑了一个不舒服的事做了。为什么呢？我总希望我们这个智力结构能改变一下，要对历史损失的部分进行补课，这不是空话。要帮助一切受损害的人尽可能复原，需要我们做许多繁重的工作。有的老同志退休了，有了一套安适的房子，我说这很好。可是我还不能这么做，许多事还没做完。在座的有些同志千里迢迢赶来听课，出了不少汗，我希望你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想想我们的智力资源的处境，怎么不急起直追，为它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你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工作。我虽则年纪大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对大家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费孝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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