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7/24 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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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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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秉成(1908—1939)，男，原名陈显堂，曾用名李愈秋、丁月搓，1908年生于山东省峄县(今枣庄市)。早年参加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冬，中共上海特科基于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决定利用各种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使之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由此特科成立了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1937年底，特科抽调部分党员干部，经过培训后，以“武抗”的名义派往各地开展地方游击队工作。
此时，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特科秘密党员王绍鏊（吴江同里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声望，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并将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丁秉成和其它“武抗”成员介绍到吴江，秘密开展工作。
1938年夏季，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河里来往的船只已十分稀少。这时，一条乌篷船正从青浦方向朝吴江境内驶来。船头上站着一位身材魁梧、老板模样的人，他叫丁秉成，站在船头上的还有一位先生模样的人，他叫华大闲，也是中共党员，他们经水路来吴江，由于鬼子在平望一带河岸上设了好几个检查所，吴江党组织派地下交通员沈月箴去上海接应。一路上他们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地到达了吴江境内。
一到吴江，丁秉成也顾不上休息，立即与中共吴江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方案。根据当时吴江境内地方游击队多而杂、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的特点，决定采取隐蔽身份、打入内部、站稳脚跟、伺机而动的方针。
1938年春，丁秉成决定从争取程万军、曹绍文游击队的工作做起。程万军是淞沪抗战中溃退下来的，在太湖边乘机收容游兵散勇，当了游击队的司令。曹绍文是吴江地方人，原籍湖南，移来太湖开垦湖田而发家致富，在湖南帮里是有声望的人物，他在湖南人中拉起了一支队伍，同程万军部队合并当了副司令。丁秉成由上海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的介绍，同曹绍文建立了关系，直接做争取曹绍文的工作。又通过曹绍史把林风安插到程、曹部队的政训处内担任总干事，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在政训处所属的战地青年服务团中做那些抗日热情高涨的青年的工作。目的想从这些青年中培养能接受“武抗”领导的人，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作准备。正当在程、曹部队里的工作有待深入进行的时候， 1938年10月，程万军把部队拉进苏州日寇据点，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当时曹绍文还有点爱国心，不愿去做汉奸，仍居住庙港。丁秉成看到曹绍文的犹豫心态后，觉得他还有争取的可能，便继续做曹绍文的工作，鼓励他树立信心重建抗日武装。在“武抗”成员施家骅的陪同下，先后多次到庙港曹绍文的家里做工作，劝其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认清形势，伸张正义，使曹绍文的立场略有转变，在后来一段时间里，曹绍文还借助中间人或书信的方式与丁秉成进行交流，但好景不长，1939年2月，曹绍文患了极严重的眼疾去苏州诊治，被程万军软禁起来，曹绍文就此转向，从此中断了与丁秉成的合作。
第一次争取游击队工作的努力失败后，丁秉成和特科的同志不气不馁，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通过进步民主人士王岳麓的帮助，积极安排“武抗”的同志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政工队。王岳麓是吴江县城有名望的士绅，系当时任国民党吴江县政府的财政科长。丁秉成和他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知道丁秉成是共产党派来吴江工作的，不但给予开展工作上的方便，而且在经济上还秘密提供支援，后来不幸在过封锁线时被日寇捉去杀害了。
为早日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丁秉成根据党的指示，由“武抗”成员施家骅陪同到黎里，通过镇上的社会名流牵线，又想方设法去争取活动在黎里的郝道生部队。当时日寇在铁路和公路沿线的吴江县城及平望、盛泽、震泽镇设有据点。黎里镇因为不在铁路公路线上，日寇尚未作据点。在黎里与北厍一带有个独立的抗日游击队，大队长郝道生是东北人，他的游击队里有一部分东北人，他们原先是东北军的，从上海撤退下来流散到黎里。郝就以东北老乡为亲信，收集散兵，吸收当地人参加，拉起了这支200来人的游击队，得到黎里两个士绅毛海涛、朱智千的支持。1939年3月，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示和介绍，丁秉成即到黎里同毛海涛、朱智千两人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结交了郝道生，派刘子荣、江军、于大桢到郝道生部队去工作。施家骅数次陪丁秉成去黎里，在毛海涛或朱智千家中同郝道生会面，丁秉成直接做郝的工作。经协商，郝道生同意接收“武抗”会员刘子荣、江军、于大桢、章燕、沈润泉等人编入部队。遗憾的是，1939年5月间，郝部遭日军突然袭击被打垮，“武抗 ”人员撤至严墓（今吴江铜罗），进入政工队工作。
1939年5月，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丁秉成任书记。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兼任支部书记。“武抗”成员编成了若干小组，在“武抗”支部的领导下，在政工队和当地青年中发展会员，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武抗”以政工队为立足点，力量不断壮大，在严墓、算墟等地的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影响不断扩大，鼓舞了当地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当时县政工队队长庄绍桢(又名庄兵)，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工作过(全国解放后在南京工作)。丁秉成等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从政治上理论上对“武抗”成员进行培养与提高，请求上海党组织秘密运来了一批革命的进步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有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和苏联革命文艺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组织阅读讨论，并且经常组织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写墙报稿，进行个别思想教育等，还按时过“武抗”小组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培养和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为党培养和准备了新的血液。在他的鼎力帮助下，“武抗”人员全部进入驻在严墓的国民党吴江县地下县政府政工队，丁秉成在政工队任指导员。这时，县政工队俨然成了特科及“武抗”在吴江开展工作的立足点和训练场所。丁秉成还通过王岳麓的疏通，派了若干“武抗”成员进国民党吴江县政府的两个常备队，表面上当士兵、班长或文书，实际以此为掩护在两个常备队的士兵中交朋友，做争取工作，等待时机成熟把这些部队变为我们党掌握的真正的抗日队伍。
根据中央特科指示，丁秉成和地下党员钱康民取得了联系，并对苏浙行动委员会太湖别动队少将司令赵安民开展工作。钱康民是吴江县城人，辛亥革命烈士钱涤根先生的长子，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1938年钱康民在吴兴县双林的赵安民游击队里担任政训处主任。上海党的特科同他建立了密切关系，丁秉成受党的委托直接同钱康民联系。1939年5月，乘赵安民部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拉到山里去收编之机，钱康民接受了丁秉成的意见，从赵安民部队里拉出了三四十人枪，组织了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命名为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从五月中组建起至七月还不过两个月光景，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100来人了，并与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梅村的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丁秉成派去无锡的俞哲带回叶飞的口头指示：待主力继续东进时，让丁秉成、钱康民带吴江武装去会师。
义勇军活动于吴溇、义皋、大钱一带打击日伪军，深得群众的信任，老乡们送茶送饭掩护伤病员，主动为部队传递情报，义勇军抗日杀敌的事迹在东太湖畔到处流传，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和不安，视丁秉成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面对这险恶的形势，丁秉成凭着对党的忠诚，千方百计要保存这支抗日武装。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说：“关键时刻一定要顶住，要经得起考验。”
根据上级的命令，部队要向浙江省吴兴县境内挺进。临行前，丁秉成对妻子张琼英说：“你煮点南瓜，让我喝点酒，算是为我饯行吧，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吃到南瓜呢!”妻子听了心里一震，有点不安。他却乐呵呵地说：“共产党人什么都不怕!”
1939年8年23日清晨，这支全副武装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从吴江县的吴溇出发，沿着湖塘路，大步向浙江省吴兴县的宋溇开发。
那天，天色阴暗，正下着瓢泼大雨，一个罪恶阴谋正在形成。国民党二十八军六十二师和吴兴县常备队在离吴溇不远的湖塘路两旁的桑地内伏下重兵，好几挺机枪对准湖塘路。当老丁带着队伍行进到这里，突然枪声大作，无数条火舌无情地袭击了这支抗日部队。丁秉成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临危不惧，沉着指挥部队向桥南突围。他和钱康民等高声向道路两边的桑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起对敌人!”但是，倒行逆施的顽固派仍然不断开枪射击，子弹接连击中了丁秉成的腹部，他顽强地用手捂着外流的肠子，忍着剧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3l岁。张琼英、施光华等强忍悲痛，处理好善后，根据省委指示率领余下的同志撤离吴江，回上海待命。不久，这批党员和青年骨干由张琼英、刘子荣负责，转入昆山抗联工作。几经曲折建立起来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就这样被国民党顽固派扼杀在摇篮里。
丁秉成领导吴江“武抗”的斗争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为党培养了一批追求真理和勇于献身的青年骨干，他们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接受了考验和锻炼，为后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