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社名考

　　周恩来、刘少奇当年吊唁柳亚子先生。 

 　　陈去病、柳亚子两家几代人合影。 

 　　今年是南社成立100周年。同里有位老先生，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起南社社名的涵义问题。他说，有的文章以为，南社之名，是用春秋时楚国爱国志士钟仪事，谓“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同里这位老先生认为这种解释略嫌浅薄，他回忆从前看过一篇南社早年社员朱剑芒的文章，其中提到南社社名是源自孔子的“吾道其南”一语。他认为后者更有气派，更好。又说你也是这方面的人，你倒对这个问题说说看。

　　古人是很重视“名”的，孔夫子就以为“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后人往往“一名之立，终日踌躇”，为了取一个恰当的好名字，绞尽脑汁。南社发起人陈、高、柳诸人都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他们要成立一个团体，自然极重视这个团体的名称，“南社”之“南”，肯定是几经商量才定下来的，其涵义之深刻与贴切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南社之“南”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为此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并结合个人的认识，作如下探讨。

　　一、南社创始诸人对社名的阐释

　　现在，文史界公认的南社创始人为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我与南社的关系》中所说，在1907年冬上海的一次宴会上，由陈、高、柳等人倡议并商量，决定成立文学团体并起名为“南社”。而陈去病在其《南社杂佩》中则说：“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意思是说，南社就是他们三个人搞成的团体，目的是为了继承明末东林和复社的志向功业。

　　至于为什么取名“南社”，现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高旭所撰《南社启》：“‘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也就是说，这个团体诞生于中国的东南部，所以称“南社”。这是最表面的说法，因为高旭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也不敢作深入的解释。

　　（2）南社早期社员宁调元所撰《南社序》中，谓“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是提倡反清和民族主义的，但说法仍是比较含蓄的。

　　（3）1912年，其时辛亥革命已取得成功，陈去病在《南社长沙雅集记事》中，则明确指出“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柳亚子则更加直白：“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旗帜了。”

　　陈去病在1909年11月6日发表于《民吁报》上的《南社雅集小启》中，曾用诗化的语言，满怀希望地写道：“重阴下坠，一阳不斩，芙蓉弄妍，岭梅吐萼。微乎，微乎，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译成白话就是：那重重阴气压迫着大地，然而一线阳气尚未断绝，你看那芙蓉花开得正是娇艳，岭上的梅树枝头已经吐出了花芽。不知不觉中啊，那南边的树枝啊，它的生机大约开始复苏了吧？他用“南枝”（南向的树枝）比喻祖国的南方，而南社正是南枝上凌寒吐萼的梅花。他把南社的成立，放到中华民族重现生机的大环境中考量，清楚地表明南社呼唤革命，呼唤民族复兴的热烈美好的愿望。

　　至于本文开头同里那位老先生提到朱剑芒引用孔子“吾道其南”的说法，因我手边找不到朱的文章资料，不敢妄作推断。但我以为，如果朱剑芒确实曾作如是阐释，那么，这种阐释并不是十分中肯的。据我所知的资料来看，陈、高、柳诸老是没有这种阐释的。

　　二、南社名号的历史渊源和深层民族心理

　　南社名号之立，是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与清廷深刻对立的体现。这种深刻的对立不仅源自清末的社会现实，还有更加深广的历史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秦筑长城防御北方匈奴；汉立国之初就吃了匈奴的亏，后来到汉武帝时才将其击败，匈奴不得不远遁漠北。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先后入侵，统治中国的北部，史称“五胡乱华”，迫使晋统治者狼狈逃到江南。至唐朝，北方有突厥称雄，直到唐高宗才得以完全平定。宋朝更是先后受北方辽、金、元三个异族的压迫，一直到被元朝消灭。明朝则最终被建州女真族（满清）灭亡。满清入关以后，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部族统治”，虽然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总体上，它闭关锁国，钳制思想，使中国发展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有人说，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有强烈的“同化”作用，那些统治我们的外族，最终还是被我们的文化征服了。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一部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也是充斥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征服与被征服、奴役与被奴役的斑斑血泪史。在这部血泪史中，有许许多多卖国贼、变节者，也有不少坚持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

　　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元军压境、天下危如累卵的情境下带领军民奋起抗争，图谋恢复，但因众寡悬殊，为元兵所败，被俘就义。他在狱中写的《正气歌》被传诵至今。他在与侵略者斗争、图谋恢复的过程中，还写了一组纪事诗，其中有句云：“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因为当时蒙古入侵者是在宋朝的北面，宋朝相对处于南面，文天祥认为忠于赵宋政权就是忠于祖国，自己的心就如指南针一般永远指着南方，绝对忠于赵宋政权。因此将这本纪事诗集命名为《指南录》。

　　无独有偶，宋亡以后，还有一位隐士，姓郑，是福建人，他为了寄托故国之思，给自己取名为思肖，号所南。因为宋朝是赵家天下，繁体字“趙”就是“走”“肖”两字相合而成，“思肖”就是思念赵宋之意；号“所南”，表示自己以“南”为“所”，不与北方来的统治者同流合污，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郑思肖居家坐卧，也必定背北向南。他擅长画水墨兰花，但宋亡以后，从不画根和泥土，意寓祖国土地已经沦陷。他有咏菊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他以“菊花”喻自己，以“北风”喻北来的元统治者，表示自己宁死不肯向元朝投降的决心。

　　明朝灭亡之际，东南士子奋起反抗，前赴后继，极为壮烈。其中有个少年英雄夏完淳，因反抗满清而被俘杀头，时年方十七，他在狱中写诗，成一集，起集名也少不了一个“南”字，名为《南冠草》。“南冠”本来是囚犯的代名词，夏完淳在这里使用就语含双关，既表示这是被俘以后完成的诗集，又以一个“南”字凸现与“北”对立的倾向。

　　我想，陈、高、柳三位先生在商定社名为“南社”时，脑海中一定闪过文天祥、郑所南、夏完淳等一连串爱国志士的形象，他们的心灵与宋末、明末的爱国志士是相通的。对这个“南”所代表的深沉涵义是默契于心的。如陈去病30岁以后，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巢南”，取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意。他自己的一本诗集也取名为《巢南集》，表示自己犹如越国的鸟儿一般，筑巢也要选择向南的树枝，决不向着北方。可见，从那时起，他就已下定与清廷决裂的决心。

　　从民族文化心理上分析，在中国历史上，东周开始就已经有“夷”“夏”之分。“夏”是指“诸夏”，就是黄河流域中华民族发源之地，此外的地方，都是“夷狄”，所谓“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客观地评价，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原诸夏的文化确实要超过周边民族，她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融合。然而，长期以来，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生存斗争还是很激烈的，甚至几经危殆，其中主要是来自强悍的北方民族的压力。这迫使中原民族不仅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作出反弹，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有自己的“高点”，这个“高点”，简单来说就是“尊王攘夷”。这本来是东周时齐桓公在他的相国管仲策划下的一项政治、外交的重大战略决策。东周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大为削弱，各诸侯国渐渐强盛起来。但北方的游牧民族慓悍迅疾，经常侵袭中原各诸侯国。于是齐桓公带头与各国订立盟约，共同尊崇周天子为中原之主，若有戎狄侵犯，各国共同抵御。这等于结成了民族统一战线，也首次实现了民族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孔夫子对之大加称赞，他高度评价这项战略决策的发明者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它的深远影响沉淀为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压力时所抱的一种共同文化心理。这就是对“诸夏”文化的尊崇，对“夷狄”文化则始终使之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文化心理，在20世纪以前根深蒂固。南社创立之初，陈、高、柳诸老青睐这个“南”字，也就是强调“南”、“北”之辨，实际上是强调“夏夷之辨”。另一方面，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形势来看，南方的革命力量正在集结，中国正处在革命总爆发的前夜。早期的南社社员大多是同盟会员，他们不但能吟风弄月，同时也在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希望早日推翻北方那个腐朽的政权。南社社员们在辛亥革命中无论从言论到行动都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一个“南”字，代表了人民心目中希望产生的与北方异族政权相对立的政治力量。毫无疑问，南社就是要呼唤革命，要革掉满清政府的命。

　　这就是南社名号的真正涵义，这就是南社诸老都青睐“南”字的深层心理，这就是南社诸老对名号阐释议论背后的深远历史背景。

　　应该指出的是，清末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已经不局限于“尊王攘夷”，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已经开始影响他们。如柳亚子就崇拜卢梭的“人权论”，自称为亚洲的卢梭，号亚卢，曾改名为柳人权。

　　三、狭隘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应该肯定的是，清末的革命，民族主义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其纲领中就有“驱除鞑虏”一说，“鞑虏”者，“满鞑子”也，“北虏”也，是对满清的一种蔑视性称呼。应该看到，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是推动革命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纯汉族的政权，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实在太腐败、太无能了，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是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通过民族主义的口号有利于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但最后还要是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现在，当我们重温宋末、明末的历史时，往往要出现思想上纠缠不清的问题。简单地说，歌颂民族气节很容易被人指责为狭隘民族主义。往往要被人提醒防止伤害其他民族的感情，防止大汉族主义复活等。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历史就是历史。每个民族都有尊重本民族历史的权利，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本民族的眼前利益而在阐述历史的真实时去迁就其他民族。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本民族负责。否则，秦桧、洪承畴、慈禧太后这些人真的可以不必指责，而岳飞、文天祥、秋瑾这些人也无须褒扬。黑白混淆成为一团灰色，是非不分变成“一盆糨糊”。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产生极大的伤害。一个民族如果面临被奴役、被征服的危险时，没有反抗和斗争的精神，她也就根本没有资格和能力保持她的文化特质和生存空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存在与发展，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数千年来在面临外来强权压迫时，始终保持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彻底的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南社的精神就是这样的精神，他们上承宋末、明末爱国志士的民族气节，外引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与一个腐朽的政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南社在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上的影响力，超过了她在文学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