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访南社社员朱少屏之子朱桐生

朱桐生近影（董侠摄）  

 　　南京菊花台，松篁交翠。那里安葬着抗日战争时期以身殉国的九位前驻外使节。“以前，我每年清明都要去祭扫，现在年纪大了，我女儿们代我去，因为我的父亲就安葬在九烈士墓。”见到91岁的朱桐生老人，是在他上海的家中。虽是耄耋之年，可老人家身板硬朗，迈步时昂首挺胸，眉宇间气度不凡。在他洪亮的声音中，记者仿佛与他一起回到了上世纪初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其沧桑跌宕的家族风云，就在那个夏日的傍晚，如史诗般缓缓展卷开来，韵味悠长。

　　国破家散

　　1938年的上海滩已经沦为一座“孤岛”。国民革命军的西撤，让上海公共租界外围尽落日军之手。日军虽不能占领英、法、美等国所占的租界，但对租界内的抗日活动恨之入骨，恐吓、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从未停止。

　　在公共租界的一角，有一条马路叫卡德路（现石门二路）。路虽不宽，但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车辆行人很多。4月上旬的一个傍晚，卡德路中段的一幢旧式深红色洋房的门房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这家男主人闻声奔出，却见门房的工友徐耕夫已倒在血泊里，门房也被炸坏一角。

　　待救护车将受伤的徐耕夫送入医院后，这家人坐在一起分析这突如其来的灾祸。联想到国际友谊社负责人之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数天前被暗杀的惨剧，家人们不禁为男主人的安危捏一把汗，因为这家男主人正是国际友谊社的另一位负责人———朱少屏。

　　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少屏、刘湛恩和著名文学家林语堂等组织成立国际友谊社，联系各国知名人士，扩大对外宣传，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由林语堂主编的该社英文刊物《回声》率先报道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其刊载的照片和文章，均由当时滞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记者和教会人士所拍摄和记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被曝于世，他们恼羞成怒，开始疯狂报复，暗杀刘湛恩、恐吓朱少屏。

　　面对严酷的现实，朱少屏在挚友们的一再劝导下，决定暂避其锋，先去香港。“我们没想到，‘暂避’竟成永诀！”时年21岁的朱桐生和两兄两姐、两弟两妹再未见到父亲。

　　朱少屏抵港后，适值国际劳工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开第24届大会，他作为代表之一前往参加。赴欧途中，朱少屏给孩子们寄回一张新出的欧洲地图。“地图上赫然已把奥地利画入纳粹德国的版图中去了。父亲特意用红笔圈出，要我们注意世界上法西斯独裁侵略势力的猖獗，和英法当政者的绥靖政策造成的恶果。”朱桐生回忆道，“父亲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界范畴内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深切忧虑和对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的愤慨。”

　　在朱桐生的心目中，父亲朱少屏就是这样一位忧国忧民的敦厚贤德之士。朱少屏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致力于国民革命。他还与柳亚子先生等组织南社，以文会友，鼓吹反清革命。他的原配夫人周湘云与两位继室夫人岳麟书和蔡景明也都是南社社员。民国建立后，他又致力于讨袁，反对复辟帝制。袁氏阴谋破产后，军阀割据继起，战火频仍，生灵涂炭。朱少屏愤于国是日非，洁身自好，退出政坛，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服务工作。

　　“父亲是柳亚子先生的挚友。柳亚子先生是南社的主任，而南社的会务，包括财政、文书及在上海雅集的筹备事宜，大部分都是由父亲承担。柳亚子先生有口吃，总是有话讲不出，而父亲了解柳亚子先生，常常是柳先生讲了上半句，父亲帮他讲下半句。”朱桐生回忆道，“柳亚子先生曾说与父亲‘订交最早，时期最长，关系最密切’。他认为，父亲是‘人情味最浓厚’的，永远忘不掉。”

　　共赴国难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形势极为严峻，国际局势也相当动荡。在民族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朱少屏改变了自己多年的功成身退、不涉足仕途的初衷，于当年1月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领事。到任后，他即与总领事馆同仁一起于华侨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募集了大宗金钱物资，援助国内抗战。

　　在父亲朱少屏于海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之际，朱桐生众兄弟姐妹在国内也先后投入革命的洪流中。

　　父亲朱少屏离开上海的时候，朱桐生和二姐朱玲正在读大学，弟弟朱欧生和妹妹朱青正在上中学，妹妹朱斐和弟弟朱康生正在上小学。

　　随着中国战场和欧洲形势的日渐恶化，日本人在租界上也愈加猖狂，租界的“中立”性逐渐褪色。特别是汪精卫公开叛变并组织伪政府后，租界上的恐怖活动更是有增无减，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纷纷投身抗战，报效祖国。

　　光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朱桐生第一个走出家门。那是父亲朱少屏离沪的第二年，朱桐生离开上海前往浙江衢州参加国防工程建设。后来，他又辗转于江西上饶、赣州，湖南衡阳，四川成都和陕西安康等地，参与国防工程建设。

　　朱桐生走后的第二年，弟弟朱欧生高中毕业。毕业考试结束次日，朱欧生便与一批青年同学携手奔赴后方参加救亡运动。朱欧生走后，只有朱青、朱斐、朱康生陪伴在年过半百的母亲蔡景明身边。

　　1941年12月8日凌晨，枪声彻夜不断，日军侵入租界，“孤岛”彻底沦陷。日本宪兵队到处搜捕，动辄戒严。当时，朱青正在沪江大学读书，已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她再也呆不下去了。1942年端午节后的一天，18岁的朱青化装成烟货店商人家的女儿，以去江苏如皋县奔父丧为掩护，躲开日寇的耳目，进入苏北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

　　朱青走后，16岁的妹妹朱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在上中学的她以兼职夜校教员的微薄薪金奉养老母弱弟，苦苦捱到抗战胜利。柳亚子先生得知朱家母子生活困难，曾多次向当局呼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就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朱家人却猝然听到父亲朱少屏于1942年就在马尼拉惨遭日军残害的噩耗，全家人抗战胜利再团聚的希望一下子幻灭了。而柳亚子先生亦赋诗表达哀悼：

　　噩耗四年今证实，交情卅载欲无言。

　　影形踪迹终难忘，出处恩仇忍细论。

　　不是坡公谣海外，竟同鲁国殉平原。

　　东归倘觅经行地，白社黄垆尽泪痕。

　　不久，朱欧生首先从重庆回到上海。翌年，朱桐生和妻子张亚丽也回到上海。除朱青仍在解放区外，阔别多年的兄弟姐妹又重聚一堂。

　　1947年，朱少屏等九烈士的忠骸被国民政府接回南京。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2周年纪念日，南京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礼。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主祭，各国使节、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随后，九烈士被安葬在中华门外菊花台忠烈公园墓地。

　　然而，和平短暂，战事再起。淮海战役前后，上海气氛紧张。朱家兄弟姐妹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而当时大姐朱琴一家和朱欧生已在台湾经商，就决定让老人家去台湾暂避战乱。“谁知这一别又成了永诀！母亲1969年在台湾去世，享年81岁。遗憾的是，我至今都没办法到母亲墓前祭扫！在我有生之年，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了？！”说到这儿，朱桐生老人叹了口气。

　　国昌人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妹妹朱青随解放军进了城，担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秘书。当年在从国民党手里接管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上，坐在陈毅市长右边做记录的女秘书就是朱青。

　　回到上海的很长时间里，朱青都没有回家看看。因为为国捐躯的父亲是国民党外交官，她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一天，陈毅在办完公事后问朱青是否回家看望过。朱青低沉地回答：“没有，我的家庭关系复杂得很。”陈毅对她说：“你父亲不就是朱少屏吗？我在你还没有出世时就同他打过交道。”

　　原来，1919年陈毅赴法勤工俭学的出国手续就是朱少屏亲手办理的。当时，朱少屏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寰球中国学生会创立于1906年，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中介机构之一。总干事朱少屏的办公地点，就是那个被日军投手榴弹炸坏门房的朱桐生兄弟姐妹幼年时的家。在朱少屏担任总干事的20年里，数千名学子通过寰球中国学生会赴法勤工俭学，这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蔡畅、陈毅、聂荣臻、向警予、赵世炎等革命家。

　　1953年，朱青被调往外交部，开始了她的外交生涯。她先后在外交部国际司、亚洲司、驻阿富汗大使馆等部门工作。文革结束后，她任驻日内瓦总领事，成为共和国第一位女总领事。后来，她的丈夫田进任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公使衔副代表，1984年升任驻瑞士大使，朱青又随之调任瑞士大使馆参赞。

　　朱桐生供职的上海市工务局，解放后转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他也成为新中国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斐则随丈夫赴长春工作，后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任教。1950年，朱康生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天津工作，后来受聘为天津商学院副研究员、教务处长。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们兄弟姐妹就天各一方，分散在北京、上海、天津、长春、台湾五个地方。”朱桐生感慨地说，“直到很多年之后，海峡两岸关系逐步改善，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相聚。”

　　1986年，朱桐生的两位兄长和两位姐姐都已谢世。朱桐生夫妇以及妹妹朱斐夫妇、弟弟朱康生夫妇，应已定居美国加州的弟弟朱欧生夫妇邀请，到香港相聚。这是他们从1947年分别以来的首次相聚。39年过去了，当时的年轻人都已年逾花甲。1987年，出使瑞士的朱青和丈夫回国。1988年10月，五兄弟姐妹偕同各自配偶，从海内外各地聚集北京，来了个“十老大团圆”。朱欧生自1940年离开上海后与朱青一直未见过面。历尽坎坷的朱家兄弟姐妹的大团圆，迟到了近半个世纪。

　　“198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重修了在‘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忠烈公园，将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寇杀害的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烈士同葬于此，重新命名为‘九烈士墓’，并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正式颁发了《烈士证明书》。”朱桐生老先生感慨地说：“世事沧桑，我们的家史正像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侧影。我们相信，这篇正在继续往下写的现实中的现代史，将会越写越好。千千万万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也将会得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