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门书香 格致报国

访南社社员郑之蕃侄外孙、郑咏春外孙汪松

汪松接受国务院表彰  

 探望表姨丈陈省身时合影  

 汪松编写的著作  

 英国爱丁堡市颁发给汪松的奖章  

 　　老一辈盛泽人中流传着一个故事：1915年农历二月的一天，当时镇上最繁华的长庆坊举行灯会，傍晚四乡的村民们将一条宽不盈丈的街挤得水泄不通。谁知大祸骤降，街边布店一场大火致使死伤者众。火灾中，有一位先生毅然开户接纳逃难的人，使许多人得以脱险；灾后，又主动让出自家宅基，辟为茂林里，从此长庆坊又多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故事口耳相传，成为当地一段佳话。这位先生就是荥阳郑氏后裔、深孚众望的地方士绅郑式如。郑式如育有三子三女，其中郑咏春、郑之蕃、郑佩宜先后加入南社，郑家三兄妹就此在汹涌跌宕的南社历史风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百年风云变幻。2009年6月，在北京朝阳区我们见到了郑式如的第四代后人、76岁的生物学家汪松，历史的一页再一次被翻开。

　　依稀南社当年事

　　老人是恋旧的。在电话里，汪松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记者采访时多用家乡话交流，能让他在北京重温乡音。

　　“外公郑咏春英年早逝，脑溢血去世时母亲只有9岁。”是二公公郑之蕃“不独子其子”的博爱与坚持，让一男五女六个子女相继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舅舅郑重清华毕业后公费留学英国，成为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姨母郑蘅是著名的蚕桑学家。汪松的母亲郑芹，是郑咏春的第四个女儿，漂亮聪明，后来嫁入了盛泽镇上同是大户人家的汪家。汪松的父亲汪福元是汪家的独子，因父亲早逝而辍学，子承父业，经营镇上最大的酱酒作坊———恒瑞酱园和恒升米行等。汪家与郑家同是徽商后裔，酱园气势恢弘的徽派建筑至今让当地百姓记忆犹新。

　　1933年，汪松出生在盛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汪松被家人带着坐船逃难至上海。少小离家，关于盛泽的记忆少却深刻，“保盛桥哇，目澜洲哇，还记得那时的样子。”以至于他今年3月与家人重回故里，那些氤氲在记忆里的印象已是完全两副模样：“生我时的老房子已经拆掉了，跟小辰光比真是大变样。” 

　　与南社有关的往事，汪松坦言因为少小懵懂和年代久远所知甚少，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零星几个片段。外公郑咏春和二公公郑之蕃兄弟俩与近代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诗僧”苏曼殊交往甚厚，苏曼殊每回路过苏州，都会住在外公家里。“听外婆说，苏曼殊、外公、二公公再加上邵力子，四个人常在一块儿喝酒做诗。”汪松说，小时候他还稍微看过那本《南社》诗集。

　　作为晚辈，汪松见证了二公公郑之蕃和舅公柳亚子的晚年。他1950年考上浙大，1954年毕业于复旦，分配到北京，使得他有机会能够经常去看望两位老人。“二公公的儿女都在美国，夫人去世得早，晚年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平时由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照顾他。而舅公一家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区的北长街。汪松管姨姥姥郑佩宜叫“柳家婆婆”，他说，柳家婆婆是脾气非常好的人，对晚辈非常关爱。表姨无非、无垢也都是很好的人。汪松去看望柳亚子时他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不太爱说话，吃饭的时候除了说句‘哦，你来了’就基本没有话了。”4年后柳亚子就去世了。

　　一生钻研生物学

　　郑芹与汪福元育有三子，汪松、汪良和汪维。三兄弟都毕业于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汪良就学于北京钢铁学院，理论和实践都行，一生都贡献给了河北省的钢铁事业，曾任秦皇岛市政协委员。汪维清华毕业后曾赴英国进修，在建筑学上颇多建树，曾任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我们家我是‘蹩脚货’。”这个汪家的长子笑着开玩笑，幽默中带着谦逊。汪松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祯是其老师。1952年我国院系调整时，浙大的理学院全部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于是后两年他在复旦生物系完成了学业。动物学家张孟闻等是他的专业老师。毕业分配，汪松如愿进入了第一志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此北上首都，踏上了一辈子与生物和环境息息相关的人生旅途。毕业典礼上，张孟闻指着角落里的一盏灯泡坏了的灯，语重心长地嘱咐即将踏上社会的学生们说：你们将来不要像这盏不亮的灯。这句简单的话，汪松记了一辈子。

　　工作之初，汪松师从动物学家寿振黄，在寿老的领导下，开始了我国早期的哺乳动物学考察与研究，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期间组织和参与了东北、华北、海南、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哺乳动物资源考察和志书的编写，包括第一个熊猫保护区四川王朗的考察。作为骨干，他参与和协助编写了我国首部哺乳动物专著《东北兽类调查报告》、《中国经济动物志》、《中国哺乳动物图谱》。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哺乳动物分类检索》，惜因“文革”开始未能正式出版，但被东北林业大学作为教材并被流行病研究部门作为鉴定宿主的权威工具书，一直沿用至今。

　　1979年国门初开，这一年汪松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首次走出国门，辗转法国、美国，再到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参加《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大会。两年后中国成为其缔约国，公约规定，每个政府要设立一个管理机构，国家林业部随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同时指定中科院为公约的“科学机构”，为此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从此，汪松逐渐转向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他同时担任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和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参与《国家自然保护纲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订，发起和参与主持《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受国家林业部委托主持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制定，协调麋鹿重引回项目、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评估和申报工作等。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事关国际公约的履行，汪松深感任务之艰巨。“我实际负责了18年，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这些方面。”汪松告诉记者。

　　身体力行为环保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此次“地球峰会”上，签署了有历史意义的《里约宣言》和两个公约，其中就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是6个最早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身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高级顾问的汪松在会场独家拍下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公约的历史画面。

　　《生物多样性公约》唤醒了全球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宣告了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这同样被载入中国环境保护史册。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经历了不到20年，已经开始被公众所认识，但还没有深入人心。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因发展经济而过度地利用资源，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没有长远目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汪松惋惜地说。现在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个有长远战略意义的理念，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其实，对于个人而言，这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意识上的飞跃。如果说，一开始进入到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后的汪松已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名身体力行的环保主义者。

　　从1992年起，汪松开始担任第一、二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委员、秘书处顾问和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生态安全课题组、保护地课题组中方组长，他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和建议，每年通过这个国务院的高级咨询机构向政府提出了不少关键性建议。14年中两获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和国务委员宋健分别签发的“环发杰出贡献和国际合作显著成就奖”。同时，他还身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科学顾问、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中国委员会主席、全球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等多个专业职务。

　　汪松主持编写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专著，如《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卷、《中国的保护地》等，还发起和参与主持了《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他走访40多个国家，组织和推动了多次国际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和论坛，有效促成了国际社会同中国各地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项目。2003年，为了表彰其在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的贡献，英国爱丁堡市将当年唯一的科学奖授予这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他成为我国获得这一重要奖项的第一人，也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亚洲学者。

　　“您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采访中，记者由衷地表示了敬仰。汪松再次展现了他的谦逊：“谈不上贡献，但是我由衷地支持人和自然和谐共处，合理地利用资源、保护资源，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开发。如果离开了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了。”他说，不管学什么专业，可持续发展是共同的责任。

　　老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30年前借西装出国门当观察员，到后来出访40多个国家，在深深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但也同时不得不认识到“这是在极大地损坏环境的基础上取得的，如果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前面的路还很艰巨”。汪松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得承认差距很大。”

　　格致求精慰先人

　　南社后人的血液中流淌着的始终是抹不去的南社精神。

　　昔日南社“以文字鼓吹革命”，而少年汪松也早早以身实践革命。1947年，受进步同学影响，他加入了地下团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别人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学习数理化，他却在偷偷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东跑西颠”，宣扬进步。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上海，汪松与会友一起奉命把守蒋介石公馆，直到解放后交接给人民解放军。这段“革命”历程给年轻的汪松带来的是部分学业因此被耽误，但他没有后悔。

　　徽商贾而好儒的品质在满门书香的盛泽郑家得以完美延续。提起这点，汪松诙谐地说：“我们家都跟念书有关系，跟做官没缘分。”百年来，清华、北大、浙大、复旦……这一连串显赫的中国最高学府的名字与这个家族有着不解之缘；数学、心理、电机、化学、生物、生化、自动化、西方文学……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家族几代后人几乎都选择了自然科学类作为毕生研究，冥冥中穿越时空、跨越百年与南社创办之时西学东渐、主张科学强国的精神遥相呼映。

　　南社先人努力做到立德、立言、立功并举，立德占首。汪松身上有股正直之气，担任国务院环境顾问期间，他在政府机构的会议上敢于实话实说，并提出积极的意见，这在国家环保和林业部门曾经是出了“名”的。对于伪科学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上世纪70年代开始喧闹的神农架野人，作为第一时间受命调查的汪松，从不含糊地戳穿假象，并在《光明日报》撰写文章说明真相，严厉批评少数为了出名得利的野人鼓吹者。更别说“华南虎”事件中，他在接受CCTV新闻调查、东方台、新京报、凤凰台的电话采访时，第一时间质疑照片的真实性。汪松不求名禄，当了一辈子研究员，一生从事默默无闻的科学研究，这被他戏称为“懒汉思想”。这个喜欢京剧和打排球的老人“懒”却“懒”得那么坦荡与泰然。

　　76岁的汪松幽默、健谈。他打开笔记本电脑，一张张地介绍照片来历，如数家珍：“这些照片多少反映了我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但是，作为科学工作者来说，比起同辈的表兄弟和亲弟弟来，他自叹不如，永远赶不上他们。

　　结束采访时，老人热情地赠送给记者一本他的老搭档、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负责人之一的约翰·马敬能编写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他一再叮嘱记者要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环境保护做出努力，希望常把家乡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上取得的进步跟他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