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一代报人公正不阿成舍我子 一心报国经济兴邦成思危

韦曦摄  

　　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年过七旬的成思危先生。他身材高大，慈祥的面容中不失一位领导者的威严。7月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成思危却穿着一套藏青色西装、内配一件白色衬衫，还系着米色领带。

　　与先前想象的不一样，成思危先生的办公室简单而整洁。约20平方米的地方被简单地分隔成办公厅和会客厅。书桌上、柜子里，满满地却又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报纸及文件。

　　他微笑着招呼“客人”坐下，秘书给他搬来一把椅子，此时的他显得亲切和可敬。就这样，他与记者面对面地缓缓讲起了关于他父亲的往事。

　　南社旧事

　　“我父亲参加南社是在1917年，我还没出生呢。但是我在1990年到台湾，父亲病重探病的时候，陪他住在医院里，那个时候他跟我谈起了南社的一些事。”

　　提及南社旧事，成思危很自然地谈到了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同光体”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你们可能大体知道。但我看到网上对这件事的描述，跟我父亲说的不太一样。

　　“当时‘南社’有两派，一是柳亚子这派，另一派叫‘同光’派。这两派在诗的创作方向上有不同意见。但是从诗方面讲，这是两种不同的体裁，‘同光’派比较偏向宋诗。当时两派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一种诗的流派，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

　　“我父亲，当时是《民国日报》的副刊主编。据他跟我讲，从政治角度，他不一定同意‘同光’派一些人的观点———因为从历史上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父亲是很明确地反帝反封建的，他两次差点被枪毙了。但是作为新闻记者，他有一条原则，就是要公正。所以当时在《民国日报》副刊上，两派的意见都得到公开发表。当时的论战，在《民国日报》上是很热闹的，并不像有些文章说的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因为论战本来就应该是两方的。我父亲作为主编，没有去压一方或帮一方，而是将两方的意见客观反映。当论战进行得非常激烈时，柳亚子发布一个公告，要把朱鸳雏（朱玺）驱逐出社，并要将此公告刊发在《民国日报》上。当时我父亲没同意，他认为，柳亚子作为一个社的主任怎么能随便开除社员呢？”

　　谈到这，成思危沉思了良久。然后，他继续平静地讲述起来：

　　“关于这段往事，现在有关南社的历史谈到的很少。有的人认为我父亲偏向朱鸳雏，但我父亲说，他不是这样的，他觉得关于诗的论战不能变成人间的恩怨。另外，从我父亲写的大部分的诗来看，他写过一些‘同光’派的，但总体上都是反映现实的。后来柳亚子也是觉察到自己对这件事的不妥处理，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这段公案，并表示了一种歉意。1949年，柳亚子离香港赴北京前，曾与我父亲会面，两人谈起当年的这段争执，不禁恍然失笑。我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也写过一篇回忆这段公案的文章，当时在香港发表了，他也是觉得自己当年少年气盛。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段公案，应该给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似乎在更正一些历史的误会，讲完这一切时，成老如释重负。随后，他递给记者一份台湾《新闻界三老兵》的复印件，以证明他讲述的内容在当年报刊上是有记录的。

　　父亲与我

　　父亲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成思危用“敬畏”来形容。成舍我对子女的要求很严，而作为唯一的儿子成思危，从小便倍受父亲的期待。

　　成思危4岁时开始读唐诗，6岁时父亲给他讲解《资治通鉴》。12岁生日那天，当成思危兴致冲冲地拿着新买的笔记本让父亲题词时，成舍我更是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

　　然而，表面上严厉的父亲，内心却是一个情感丰富、心思细致的人。只是很多时候，成舍我的爱是深沉而不外显的。1982年，当正在美国学习管理学的成思危写信告诉父亲，自己想读工商管理硕士，需要父亲支持生活费（虽然自己已获得免全部学费的奖学金）时，成舍我先生立即回信表示，虽然这笔钱对自己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为了支持儿子完成学业，一定会对儿子如数筹付。后来，当成舍我得知儿子在美国的住宿条件较差时，又去信劝儿子以身体健康为重，不必顾虑经济状况。

　　最令成思危印象深刻和感动的是1990年的那件事。那年，92岁高龄的成舍我因病住院。整整一个月，成思危陪伴着父亲住在医院里。在结束探望的前一天晚上，成思危由于要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成舍我想到儿子即将离开，可能没有时间再去医院见自己了，第二天一早便要求护士陪他回家。当他赶回家却被告知成思危已去医院向他辞行时，又匆匆赶回医院。见到儿子时，成舍我老先生满头大汗。在《成舍我的四种精神》一文中，成思危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我不禁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他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我，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我的头。我想他心中已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成思危说，父亲还是中国社会中少有的“民主”型父亲。他对子女有“三不”政策：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我想，正因为他对子女的指向的尊重，使得他的5个子女都各有发展和成就。大姐成之凡旅居法国，在音乐、绘画、时装、建筑等艺术领域成就非凡，她先后3次竞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二姐成幼殊离休前是新中国的职业外交官，曾到联合国工作；大妹成嘉玲继承父业，目前是台湾世新大学校长；小妹成露茜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终身教授。子女的成就体现的是父亲对我们最深沉的爱。”

　　爱国情结

　　谈及自己的人生，成思危说，大半辈子也算是坎坎坷坷了，但所有的悲欢离合，无一不源于内心那个剪不断的爱国情结。

　　出生于文学家庭的他，幼年自然少不了接受文学的熏陶。“我母亲是留法的，学习法国文学。我从小受文学的熏陶比较多，但至于后来学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成思危说，他从一个文学的家庭中走出来，却没有沿着父母的路向前走，后来学了工科，实在也“事出有因”。

　　早在1948年，13岁的成思危随家人迁居香港，并进入香岛中学上学，那时，他内心已种下了日后回转大陆，建设新中国报效祖国的种子。在香岛中学，成思危接触到了一些左派的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那个中国正进行着巨大变化的年代，他目睹了旧中国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于是，他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并希望自己能亲身投入到新中国的变化中去。于是，16岁那年，在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动员下，成思危来到了广州，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政治理论。四个月后，他又到珠江水上的民船上工作。次年，成思危被广东省总工会选派，成为当时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的学生。后又转至华东化工学院，并于1956年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正当成思危在化工领域为祖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的时候，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重大打击。

　　“当时最令我痛心的是，他们说我回来是另有用心，是特务。”成思危在接受著名媒体人杨澜访谈时，同样这样谈论他的这段经历。离开了家庭、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回来建设新中国的成思危，不得不因家庭背景的原因，被下放去烧锅炉。而当时，他已经是天津化工研究室的副主任了。然而，在这样的阴影下，成思危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下放期间，成思危不仅自学了四门外语，还学习了一本“锅炉学”。

　　“文化大革命”给成思危带来了很多冤屈和挫折，他常常不愿作过多的回忆，但他想告诉世人的是，也是这场浩劫改变了他，并成就了今天的他。

　　在那个年代，成思危时常感慨：中国科技虽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好的管理者，再好的科技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他渴求通过科技，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得国家的振兴，他在痛苦中不断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当时光流转到1981年时，改革开放中的祖国给了他机会，如同凤凰涅槃一般，47岁的成思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次上学，他去了美国，他要攻读工程管理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了他，之后，他在那刻苦学习了四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成思危印象中，父亲也是个爱国主义者。1977年，80岁的成舍我为自己题写了一首《八十自寿》诗：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训报先亲。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隔洋此日劳垂念，顽健差堪告故人。诗歌抒发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感慨，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太平统一的殷切希望。1979年，分离了近30年的父子在美国见面了，成舍我预言两岸和谈最多是十年内的事。

　　“父亲的爱国情怀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是祖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还能做点事，感到很高兴。”成思危说。

　　苏州印象

　　今年4月，成思危曾应邀出席了“苏州2009年企业发展高峰论坛”。对于此番来到苏州，苏州留给他的印象，成思危说：“苏州这几年发展得很快，而且发展得很不错。”他认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和坐落在那里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体现着苏州地区对外开放的成果，苏州及周边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才能吸引世界级名校来此办学。它在教育改革上，也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成思危评价说。

　　关于金融危机冲击下吴江产业经济的发展，成思危说：“不管是什么产业，在金融危机中都要注意保证现金流、调整战略和自己的产品结构。另外，还要寻找并购机会。”

　　成思危表示，合适的时候，他可能会来吴江，他也很喜欢江南水乡的那种情调。临别，成思危还爽快地接受了记者的拍照请求，而且十分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