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代有才人出

　　清版《吴江叶氏诗录》书影 

 　　周宗建像 

 　　吴易像（选自《中国历代名人图鉴》） 

 　　潘力田遗诗 

 　　人类生灵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一邑文化与财富的创造者。地以人重，物以人贵。

　　吴江历来被称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人辈出之地。翻开县志，从名宦、科贡、文学、儒林、忠义、隐逸、文苑、艺术、寓贤、才女等一路看来，真的是满目光华，数以千百。在日月精华、天地灵秀的熏染与滋养下，才人代出，史册留香，或以文气，或以正气，或以灵气……

　　郁郁彬彬，文气蔚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吴江地富民殷，文气蔚然。乾隆年间，吴江知县郭琇在编《吴江县志》时，曾细考吴江文献，深探吴江文脉，他在序中写道：“……徐考其文献，询山川风土，凭吊昔贤，以求其遗泽流风，得邑莫徐二氏之志，读之所称泰伯仲雍之高踪，伍大夫之忠勇，张季鹰之遐举，其人与迹与遗风余韵邈然略无一存，惟顾希冯之遗篇，陆鲁望之歌咏，披其撰述，想见其人与其时其地，并其风俗好尚，犹一一可凭而吊焉。吴江之人文实自此始著，而大昌于宋，盛于明，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人才迭出……而后叹，吴江之为江南望邑，不独财富甲天下，而亦以其人重欤！”

　　被称为富裕之地的吴江，在明代是江南赋税最重的地方，老百姓深受其苦，因此，为避嫌，朝中有吴江人不能入户部为官的说法。地处苏杭文化、经济中心的吴江，读书之风历来浓厚，到明朝时就又昌又盛了。吴江不仅读书人多，而且更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文学世家众多。松陵的沈氏、吴氏、周氏，分湖的叶氏、袁氏，烂溪的潘氏、周氏，大胜的柳氏等，其中不乏名硕大家，不乏才女俊彦。且窥松陵沈氏一族，即知吴江一境文风。

　　松陵沈氏，自始祖沈文于元末明初由浙江乌程迁入吴江后，世居此地，至清同治时沈桂芬一代，绵延400余年，共历17世，期间科甲蝉联，文人辈出，先后有文学家150多人，作品百余部。沈璟、沈自徵、沈桂芬是沈氏家族中文名较盛的三个人。

　　沈璟（1553年—1610年），字伯英，一字聃和，号宁庵，又自号词隐生。幼有神童之称。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除兵部职方司主事，改礼部转员外郎，复改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上疏请立储并封王恭妃，忤旨，降行人司司正，奉使江南。万历十六年（1588年），还京，迁光禄寺丞，充顺天府乡试。次年，辞官归家。天启初，赠光禄寺少卿。沈璟通六书，工行草字。家居22年，寄情于戏曲声律研究，与汤显祖齐名。有戏曲《红蕖记》、《义侠记》、《埋剑记》等17种，合称《属玉堂传奇》。著有《词隐新词》、《曲海青冰》、《南宫十三调曲谱》及《属玉堂诗稿》等，辑有《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曲论作品。曾改汤显祖《牡丹亭》为《同梦记》。沈璟在明朝时被誉为“曲坛盟主”，与“临川派”的汤显祖齐名，是“戏曲吴江派”的领军人物。松陵沈氏以戏曲传家，绵延数百年不绝，戏曲人才绵绵不断，有沈自徵、沈自晋、叶小纨等。

　　沈自徵（1591年—1641年），颖悟绝人，为诗文立就。自幼高才自负，好谈兵。沈家为军籍，所以家中藏有许多的兵书，自小就喜读兵书的沈自徵谈兵论阵时常常高人一筹。天启年间，沈自徵因贫无策，北上燕京，游历于西北边塞，窥察地形，将山川陆原要害熟记于心，居京师十年，为诸大臣出谋划策，皆中机宜，名声大振。特别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警”中，沈自徵更是大显身手。那年惊慌失措、生性好疑的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对匆匆赶到城外来保驾的督师袁崇焕产生了“通虏谋反”的怀疑，没去朝见崇祯的袁崇焕偏又重兵在握，崇祯又急又恼。为探得袁崇焕的实情，兵部招募愿入袁营的勇士能人。沈自徵闻讯后出而应募。后来袁崇焕听从沈自徵的安排，诏宣入朝，一度使崇祯稍解疑怀。但袁崇焕最后还是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一代忠臣蒙冤而磔。

　　虽然沈自徵在京师累积了数千金，但他备尝险阻，对世态人情视如嚼蜡，在姐姐沈宜修的泣书相劝下，重归故里松陵。沈宜修死后，他心灰意冷，将所有的房产田亩都送归佛寺，自己则隐乡郊，居茅屋，亲灌耕。清兵攻入北京前，他预知时局不祥，便造了渔船千艘，散隐于乡野。苏州沦陷时，沈自徵虽已于四年前亡故，可在抗清斗争中，他留下的千艘渔船，聚集成一支强大的水军船队，在他的两位弟弟沈自炳和沈自的指挥下，与吴易的抗清义兵组成了“白头军”，抗击清军，立下汗马功劳。

　　沈自徵写诗从不录稿，因此他生前并无诗集，只留下了《鞭歌伎》、《霸亭秋》、《簪花髻》三曲，合称为《渔阳三弄》，因此，世人亦称其为渔阳先生。沈彤《吴江县志》称：“友人刊之（《渔阳三弄》），论者咸目为明以来北曲第一人。”作为吴江沈氏词曲世家的三大主将之一，沈自徵与沈璟、沈自晋有所不同，他善仿元人北剧，并“足与元贤抗衡”，而沈璟、沈自晋所谱传奇，皆为南词。

　　沈桂芬（1819年—1881年），字经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自山西巡抚升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而后升兵部尚书，直至大学士，可说官居宰相之位。沈桂芬一生从政30余年，历经清朝四个皇帝，颇有建树，政绩辉煌，清廉自律。四任皇帝都很器重他，分别赏赐御书“福”、“寿”、“龙”、“虎”四字。沈桂芬在政治上的成绩远远盖过他的文学成就，因此现在能看到的作品似乎不多，但沈桂芬为沈氏家族作了一件不可磨灭的好事，重新整理、刊印了12卷的《吴江沈氏诗录》，收录沈氏家族男女诗人91人的诗歌，共953首。

　　沈氏文学家庭可以说在吴江一地起着文化的领头作用，是吴江文风的一个风向标。曲学是沈氏的家学，沈氏世家以沈璟为核心的曲学创作与理论，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占有突出地位。沈氏文学家庭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女性作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吴江沈氏诗录》中共收录了21位女诗人，那是一个值得研究并有意义的文学群落。

　　铁骨铮铮，正气浩然

　　吴江处长江以南，居五湖三泖之间，历来民风淳朴清嘉，百姓尚文乐仕，特别是明朝嘉隆后，吴江科名日盛，甲于三吴，弦诵之声达于下里。读书人重名节，持清议。读书人多了，一个地方的风气自然就会改变。特别是崇祯二年（1629年），继迹东林的复社创立于吴江，使吴江这块土地上忠义之风卓然，壮烈之气独贯。

　　翻开风卷云涌的历史，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名字，令人敬慕，周宗建、洪祖烈、吴易、沈自炳、潘柽章、吴炎、薛凤昌、费巩、张应春……这里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都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真诚。

　　近400年来，吴江这块土地上并不缺少刚烈勇敢、视死如归的英雄和战士。他们让后人骄傲，让后人起敬。

　　反阉名臣周宗建，在《吴江县志》里被誉为第一等的忠义之人。周宗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是尚书周用的孙子。他31岁得中进士，做过武康、仁和的知县，因为有异政，调入京城为御史。天启元年（1621年）上疏指陈时弊，为受打击的礼科给事中顾存仁等鸣冤，并针对辽东兵事，请求破格任用熊廷弼，前后得罪一大批人。天启二年（1622年），周宗建第一个抗疏弹劾魏进贤、客氏乱政。此时魏忠贤还是魏进贤，气焰还没有熏天，为了把阉党的势力掐死在萌芽状态，周宗建入木三分地分析了阉党乱政的后果。可天启皇帝只是个手艺精湛的京城木匠，对朝政之事一概不感兴趣，奏章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魏公公的手中，从此奏章石沉大海，而魏公公的心中却波涛汹涌，杀气腾腾。过了三年，认死理的周宗建再次上疏，直攻魏忠贤擅权，奏章洋洋千言，惊天动地，其中的八个字至今振聋发聩，他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对一个九千九百岁，竟敢动用如此刚烈之语，周宗建自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何尝不知会有多么惨烈的结果在等着他？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魏忠贤矫旨将周宗建削籍。天启六年(1626年)，诬告他受熊廷弼的贿赂，将他逮入狱，抄没家产，最后，45岁的周宗建死于刑审，被魏忠贤的爪牙活活打死。

　　潘柽章（1626年—1663年），年20即综贯百家，上至天文，下及地理，无不通晓，尤酷爱史学，注重乡邦文献、乡贤事迹的搜集整理，曾编有《松陵文献》一书。明亡后，潘柽章不忘故国，经常到南京去谒拜明孝陵，称颂明太祖的功绩，并用诗文歌颂宋末名将陆秀夫、谢翱等人誓不仕元的民族气节，以自勉励。明亡后五年，潘柽章决定采用《史记》纪传体体裁，编写《明史记》。还决定在撰写《明史记》的同时，把搜集到的明代遗闻轶事以及当世赫然在目足以激励后人的资料，用史诗的形式加以编辑，题为《今乐府》。顺治十一年(1654年)，《今乐府》全部完成，此外，潘柽章同时著成《国史考异》，以便与即将完稿的《明史记》相表里。《国史考异》著成后，钱谦益、顾炎武等都一致称赞。正当潘柽章埋头著述，且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清初第一文字大狱南浔“庄氏明史案”爆发，潘柽章因被列名参阅，受牵连而被官府逮捕。原来，庄氏后人在刻印《明史》时，仰慕潘柽章之名，将潘柽章列入参阅名单之中，引以为重，使潘柽章莫名遭受牵连。在审讯时，潘柽章不辩也不骂，始终不向清廷屈服求饶。沉稳从容的潘柽章，在刑前畅饮时，写下了绝句《与美生对酌》：“平生恨不学屠沽，输与高阳一酒徒。 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

　　人生岂能无醉？醉的是华夏泱泱，文化灿灿。人生岂能少慷慨？慨而问曰“还有卖浆否”？这朝廷的淫威轻得不如杯中浊酒。如此蔑视，如此洒脱，如此凛然，如此视死如归，怎不令人动容？怎不令人扼腕？怎不令人悲愤？

　　俊彦迭出，灵气卓然

　　天地万物，钟灵毓秀，自然俊彦迭出，袁黄、紫柏、王锡阐、徐灵胎、郑辟疆、费达生、费孝通等人物，他们在吴江这块土地上成长、成才，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超越常人的成就，成为吴江的骄傲。

　　袁黄（1533年—1606年），字坤仪，号了凡，祖籍吴江芦墟，后由浙江嘉善迁回芦墟。少孤苦学，善作文，曾以授徒为业。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年）任蓟州宝坻知县。上任后，革除弊政，兴修海堤，治理堤内盐碱地。万历二十年（1592年）升兵部职方主事，随军赴朝鲜讨倭，屡建功绩。后因与主将李如松意见不合被弹劾，削职回籍，专心著书。张居正为宰相时，邀他订乐律。袁黄建议先修历法，未被采纳遂返乡。袁黄精于阴阳、历法、音律、水利、赋役、屯田、马政、岐黄、算学、佛学等，可以说是一个奇才与全才。著有《历法新书》、《两行斋集》、《宝坻劝农书》、《了凡纲鉴易知录》、《皇都水利考》、《了凡四训》等。在明末和清，袁黄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直到今天，《了凡四训》依然大受欢迎。

　　徐大椿（1693年—1771年），字灵胎，清代著名医学家。年少时，徐灵胎曾攻读过功名，及长他不屑于此，对天文、历算、兵法、水利等发生浓厚的兴趣，特别精通医学。徐灵胎对南北曲的演唱方法很有研究，他的《乐府传声》对“中国古典戏曲声乐理论的建立，很有贡献。”他的《洄溪道情》多姿多彩，平易畅达，自由恣肆。道情至《洄溪道情》时成为最高峰，自灵胎后便成绝响。在百姓的心中，徐灵胎更是一个治病救人的“神医”。有个产妇生下一个无皮的婴儿，徐灵胎用糯米粉撒布在婴儿的身上，用绢布包裹好，埋在土中，露出头部，哺之以乳，两天后，婴儿的皮竟神奇地复生。徐灵胎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他两度奉旨进京治病，治病如神。乾隆帝曾连下六道特旨，着意徐灵胎留京供职。但徐灵胎还是以年老多病力辞。回吴江后，他在太湖边做了隐士。11年后，乾隆忽然又想念徐灵胎，诏神医入京。这年，徐灵胎已79岁高龄了，他带着儿子，带着寿棺，北上京城。至京的第三天，徐灵胎自作两对墓前对联：“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魄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季利济在人间。”当夜，一代名医谈笑而逝。

　　还有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大师，明清之际的天文学家王锡阐，现代的丝绸之母费达生，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江代有才人，各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