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父母亲

随着自己步入晚年，我对父母亲的思念越来越深。经过十多年的收集史料，写成了《我的父亲毛啸岑》，在吴江市人事局的《人才》报上连载。现在，俞前先生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撰写，由汝留根先生题写书名的《毛啸岑》传记，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我感到深深的欣慰。

我是独生子，从小受到父母亲的宠爱。童年时，他们总是带我同进同出，亲友中流传着“荸荠串来了”的笑谈。这是因为家乡小贩沿街卖的生的或熟的荸荠常常用竹签串在一起，自然也因为我喜欢吃这种价廉味甜的水果。我母亲在夏家桥畔的黎里女子小学任校长时，我经常跟着她到女校去。一条长廊旁有几间平房教室，走到底有风雨操场及露天操场。旁边是一幢两层楼的教室，这是母亲亲自筹建的，而我那时最喜欢在工地玩砖头及沙子。

我出生时，祖父已把家搬到楼下浜。这是一条与市河相通的浜，尽头的东端就是我老家。房子总体呈北南走向，沿街是二楼三开间的楼房，楼上东厢房是我们家住房，西厢房是大叔叔毛海涛家的住房，中间是公用起坐间。楼下东厢房是大叔的书房，西厢房是父亲的书房。所以这样交叉安排，是祖父为了防止后代变卖，可谓用心良苦。这幢楼房的西面是一排平房，头两间由小叔叔毛兆昆家住，隔壁是小客厅，再往西是祖父毛辅成的书房及卧室。相邻的朝北房间是小姑母毛文珠的卧室。楼房与平房之间有一间客房，有一个小饭厅，由傍门通外街，平时出入经此傍门。面对楼下浜的大门，只有重大的活动时才开。每年大除夕夜，大客厅内举行祭祖纪念，墙上挂满一幅幅大的“神祗”(祖先的画像)，一排落地屏门前的供桌上摆满果品糕点，另一张方桌上是酒菜，酒杯是一只挨一只摆的。我曾问父亲，这么挨紧放，祖宗怎么坐得下?父亲也不好回答，只说小孩不要多嘴。原来，父亲也不满这种祭祖习俗。

黎里镇上每年举行好几次庙会，届时要把菩萨抬出来在街上兜一圈，黎里人叫“出会”。每次我坐在汝兴盛店铺前观看，其中至今念念不忘的是臂拉灯。一队男人光着上身，手臂上用一排小钩挂下一只只吊灯，一边走，一边口含冷水喷向挂钩处，据说可戒痛。

黎里镇四周都是湖泊、河道，必须乘船才能出镇。市河上面桥特多，是江南小桥流水的典型。儿时的我最喜欢到镇东头的八角亭玩，眺望着一望无垠的分湖，倾听着四周悦耳的蛙声，舒心极了。值得欣慰的是，如今父母亲的坟墓就在八角亭不远处。

黎里镇有很多深长的弄，宽仅二、三米，上有瓦顶，有玻璃天窗，两旁都是住宅。弄底往往有河相通。父亲当年就是由后门“河桥”(通河面的石阶)乘船逃脱军警抓捕的。

由于父母亲坎坷的革命生涯，我的童年少年生活极不安定，常常跟随他们奔走各地。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我换过十三个学校，有时一学期未读完就得转学。到了上海后，解放前就搬过九次家。经常转换环境，培养了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是，我成年后就离开了上海，即使在双亲晚年，我也没能在旁尽到侍奉的责任。随着自己进入晚年，我对父母亲的内疚感越来越重。“迁坟”及“立传”，是我努力做着的两件大事，想以此来弥补内心的歉疚和不安。

去年12月20日完成了“迁坟”大事。父母亲的骨灰，1976年草草埋葬于黎里楼下浜老宅。去年冬至节，迁葬于黎里西陵公墓。那天重新开挖，骨灰盒已全部腐烂，不忍目睹。令人欣慰的是，西陵公墓内阳光普照，与海涛叔叔家四座墓穴并在一起，老兄弟相伴，不会寂寞。呵!父亲母亲，你们可以安息了。

我怀念我的父母亲，敬佩他们拼搏一生的奋斗精神。“五四”运动的春风，把他们卷入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反动乡绅勾结军阀，扬言要“杀七个半头”，头两名就是柳亚子和毛啸岑。革命实践，使父亲很快成熟，二十多岁就出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在共产党人侯绍裘领导下进步很快，奠定了以后跟共产党走的基础。父亲是以小学教员身份入世的，三十年后成了上海滩上金融及工商界名人。他终生默默为党的事业工作，虽然受到“反右”、“文革”错误对待，也没有迷失方向。父亲豁达大度，生性乐观，身体健康，一直自认为可以活过八十。但是，长时期的精神折磨，使他在晚年成了痴呆。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这位同志这么好，天天陪我睡觉，你贵姓?”我说：“我姓毛。”“太巧了，我也姓毛。你府上哪里?”“我是黎里人。”“啊哟!我也是黎里人。我托你一件事，我死后等冷了再烧，把我的骨灰送到黎里埋葬。”这是我们父子之间最后一次交谈，此后他一直处于昏睡中。半个月后的1976年2月13日，他无言而走，当时只有小姑母毛文珠侍奉在旁。

我怀念我的父母亲，敬佩他们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生未变。1926年侯绍裘同志来我家亲口告诉父亲，已批准他入党，手续以后再办。但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手续一直未能办。三十年代，王绍鏊老伯又介绍徐明诚同志来单线联系，长达十多年，但父亲去找徐雪寒同志询问党籍时，徐说“我只管经济领导，组织问题要找刘晓”。刘晓则说父亲的情况留在党外有利：“苏联作家高尔基，不也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王绍鏊老伯逝世时，遗体上没有覆盖党旗。他的子女去询问，周总理答复：“革命需要。”王老伯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在社会上的。他逝世一年后，《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王绍鏊一生，才公开他三十年代入党的中共党员身份。在我入党的外调材料中，刘晓及叶景灏等老党员都写了详细证明，在为父亲开的追悼会悼词中，也都公开承认父亲为党所做的工作。父亲一生奉公守法，党叫干啥就干啥，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我怀念我的父母亲，他们待人真诚，乐于助人。不仅桃李满天下，且广交朋友，使他们有条件为党获得广泛的情报。交母身处沪、港、渝等洋场，周旋于各种人士中，却能洁身自爱，保持一身清白。

我怀念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使我一生受用。由于革命工作的特殊性，父母亲的生活长期不安定。当时上海有家教会办的协进小学设有住读班，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在这个学校住读。以后高中毕业，我也在教会办的学校住读。这一方面防止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的骚扰，使我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打下了较好的英文基础，同时也掩盖父亲为党工作的实情。父母亲在家里教我读《出师表》、《左传》等国文，以弥补中文的欠缺。他们很注意培养我独立工作的能力。小时候就要我承担扫地、拣菜、洗碗等家务劳动，大学毕业后鼓励我考进中国航空公司当机械工人。父亲认为从当工人入世，比较实在。上海解放前夕，这家公司搬迁香港，对随去的员工待遇十分优厚，但父母亲却把我留下来，送我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参加东北建设。因此我晚年按政策“离休”，而且在政治及生活上享受“地、市级”待遇。我到鞍钢工作后，当时公司的一位管财务及人事的副总经理，是从上海市人民银行调去的，而且是父亲在民立中学教书时的学生，父亲从未提过他有个儿子在鞍钢工作而要求照顾，我也是在离开鞍钢后才知道这个“关系”。这对我依靠党组织，独立工作很有帮助，我是在“服从组织分配”中度过了这几十年。父亲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哲学，他和我促膝谈心时说：“做人要会自己去砌座庙，塑个像，自己向他拜，要自拉自唱，会自己下台。”这实际上灌输给我“主观能动性”，使我在工作中能主动提出做一些事情，直到晚年我还是“不安份”，主动想干些事。由于我曾经陪伴母亲去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故我现在又有了个“华侨”身份。

我的下一代也都能勤奋努力。大女儿毛一平取得了硕士学位(MBA)，高级工程师，现为安徽马钢公司设计研究院院长；二女儿毛亚平为马鞍山建筑设计院主任工程师，亦是高级工程师；儿子毛叔平“打回”上海，在浦东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担任电脑通讯中心主任，高级教师。孩子们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奋斗出来的。

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殷切感谢为《毛啸岑》传记的出版热心提供帮助的人们：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柳光辽教授、柳亚子纪念馆殷安如先生、李海珉先生、吴江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吴国良先生、吴江市人事局《人才报》主编蒋蕊娟女士、《柳亚子传》作者张明观先生、上海图书馆肖斌如先生、上海市工商联档案处王昌范处长、上海市档案馆马晶华处长，以及我的同乡和亲友沈安娜、华明之、孙梅君、毛录奇、仲泽雄、单厚骝、张舫澜等。

祖国强盛，人民康乐。在这盛世岁月，我特别怀念我的父母亲，特别怀念那些对国家与人民作出贡献的无名志士。

                                                                                                  2000年2月于安徽马鞍山市  时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