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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以笔名发表《南社诗话》 被柳亚子识破

2015/3/13 19:27:00    作者:  宋希於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3634

拙文《“曼昭”是谁?》曾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特别是陈晓平先生写了一篇《“曼昭”就是汪精卫》来佐证拙文,进一步探究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用“内证”坐实了推测。

笔者最近细读了《柳亚子文集》中的几本,在这几本文集的字里行间,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引起过太多注意的信息。柳亚子和曼昭的《南社诗话》其实是曾有过一些瓜葛和联系的,他认定曼昭即是汪精卫的过程也颇耐人寻味。

从钦佩到疏离

柳亚子在他的诗词集《磨剑室诗词集》(《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简称《诗词集》)里第一次提及汪精卫,是在1910年所写的《连番一首,为汪精卫刺载沣不中作》诗里。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被囚,是轰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柳亚子在当时显然并不认识汪精卫其人,但他与当时的舆论一样,对汪氏事败被囚既感到深深的鼓舞,又感到沉痛和悲壮。这首诗的末句“筑声哀怨送荆轲”便以荆轲喻汪精卫,可见柳亚子对此时汪精卫的钦佩态度。

汪精卫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之一,而南社正是由柳亚子一手创办和主持的。南社时期汪精卫的文学水平,曾受到柳亚子的高度评价。柳亚子在1936年的《关于“纪念南社”(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一文中曾回顾说,“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只是在南社时期,他与汪精卫似乎还没有真正碰过面。

1923年10月,新南社在上海成立,汪精卫也参加了相关的活动。这期间,柳亚子写有一首《十二年十月,海上赠汪精卫》,极称汪精卫“一击亡胡帝,平生张子房。丰姿犹妇女,家国有沧桑”,从诗里“廿载盟心久,一宵握手偿”的句子可以看出,这是柳亚子与汪精卫的第一次见面。从这些诗作可以品味出,此时的柳亚子对于汪精卫的好感,主要来源于其革命历史和政治地位,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他对汪精卫诗才的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柳亚子作为政治上较孤立的国民党左派,对汪精卫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31年10月24日致姜长林的信中,柳亚子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汪早已来了,不过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希望。武汉的事情不就是给他弄糟的吗?”此后的柳亚子,对于汪精卫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疏离和静观的态度。

“曼昭”疑云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情势紧张。柳亚子在上海的住址恒庆里颇近南市,他遂辗转避居到法租界的辣斐德路424号。这期间,曼昭的《南社诗话》开始在上海的报纸连载。1932年6月14日,柳亚子在致姜长林的信中写道:“十三日来信收到。《南社诗话》是什么人做的,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中华日报》的《小贡献》。现在,请你把关于这一件事情的《小贡献》找来给我看一看,千万千万!!!”可以想见,姜长林之前一定在报上看到了曼昭的《南社诗话》,他以为柳亚子既是南社的发起人,那这篇诗话的出炉柳一定参与其事,或许知情,或许就是柳亲撰此稿,所以姜长林特意写信来询问柳亚子。而柳却完全蒙在鼓里——— 柳亚子的这封回信,只专门说了请姜长林找报纸来看的这一件事情,而信末的三个感叹号,更能体现出他急切想要读到《南社诗话》的心情。

给姜长林的这封信寄出后,姜长林应该是回寄了几期《中华日报·小贡献》给柳亚子。四天后的6月18日,柳亚子给姜长林回了信。信中柳亚子说:

《小贡献》已收到了。所谓《南社诗话》者,和我并无关系。“将在上海按期发刊”,也不晓得是怎么样解释。《中华日报》是老汪的机关报,和从前香港出版的《南华日报》有联带关系。《南华日报》曾登过《南社诗话》,作者未详,我曾看到过几则。现在《小贡献》上的消息,照我想起来,大概是他们把从前在《南华日报》登载过的《南社诗话》继续在《中华日报》上“按期发刊”,而“不久可以出版”。我的猜测不知对不对?我那儿没有《中华日报》,你倘然看见上面登载《南社诗话》的话,请你随时剪下来,将来寄给我,好吗?本来是你和我要《南社诗话》,现在变了我和你要这个东西了,哈哈!

柳亚子毕竟是敏锐的,他才读了一次《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的《南社诗话》,就已然嗅到了它背后有着浓重的汪精卫色彩。

到此时为止,柳亚子对于曼昭《南社诗话》的态度,还是比较好奇、比较欢迎的。柳亚子避居租界,收阅《中华日报》大约不方便,报纸均要靠姜长林转寄,所以在去信中常有关于《南社诗话》的文字出现。一个月后的7月11日,大约之前索取的报纸尚未寄到,他便写信给姜长林抱怨说:“《中华日报》还没有收到呢!”7月17日他又写信给姜长林说:“《中华日报》来了一次,到七月八日为止,底下的没有来。《南社诗话》如有发表,请你寄给我!”可见他索取《中华日报》,全是为了读曼昭《南社诗话》,心情依然是非常急迫的。到了7月27日,他回信给姜长林时说:“《中华夜报》廿二至廿四收到了,谢谢你!以后仍请续寄为感!”在这封信里他还指出:“曼昭不晓得是什么人,我有点疑心是老汪的化名,不知道究竟是与不是。”这个时候,柳亚子已经对曼昭是否就是汪精卫这件事情产生了怀疑。

又过了十余天,1932年8月10日,柳亚子干脆提起笔来,给曼昭写去了一封信:

曼昭先生鉴:见八月七日《中华夜报》所载《南社诗话》,引章太炎《哭沈荩诗》称:“沈荩字北山”,疑有错误。北山为常熟沈鹏,以疏劾荣禄,得罪清廷,下狱,旋释归。与沈荩并非一人。荩自字愚溪,不字北山。或先生误两人为一人耳!太炎诗腹联,似是“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十字,记忆不甚清楚。原诗似见《浙江潮》月刊,或尚可覆按也。

柳亚子寄去的这封信,内容被曼昭原样抄入了当天的《南社诗话》以作更正。关于柳亚子寄去此信的缘起,我们也可以从曼昭《南社诗话》上找到答案。《南社诗话》里有这么一段话,可想而知是曼昭在这之前所写的:

沈北山在北京被捕时,章太炎在上海狱中,有诗曰:“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中阴应待我,南北几新坟。”此诗用李太白之风格,而运以杜少陵之气骨声调。读之,觉沉雄悲壮,溢于胸间。惜五六二句,余已忘之,百觅不得,社中同志,如荷见告,感且无涘。

事情很清楚。曼昭写《南社诗话》时忘记了章太炎的两句诗,他请知情的南社同志补足这两句。柳亚子恰是知情者,就写了信去补正。柳亚子自己也在8月14日告诉姜长林:“《南社诗话》前登章太炎诗,缺了两句,他叫人家告诉他。所以我写了信去,把这两句诗补上。”

耐人寻味的是,汪精卫此时恰好也在上海,正身处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波中。8月5日,从年初即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突然离开南京抵达上海,第二天便公开发表了通电,以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又“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之故,自称“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突然宣布辞职,由此在上海隐居起来,称病不见客,直到数波人马抵达汪宅劝说,加之背后讨价还价达成一致,这出“坚辞”与“慰留”的活报剧才慢慢落下帷幕。

柳亚子在这个政治动荡的节骨眼上给曼昭写信,是否有刺探曼昭究竟系何人的意思呢?曼昭方面作出了迅速而准确的回应,难道又是想向柳亚子证明什么?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在这件事之后,柳亚子大抵已经熟知了《南社诗话》的背景了。尽管《南社诗话》还在报上继续连载,但从柳亚子的书信中看,他搜求《南社诗话》的兴致,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曼昭”就是汪精卫

时间又过去了好几个月之后,1933年3月2日,柳亚子给姜长林写信时,对曼昭《南社诗话》的态度产生了转折。他在信中说:“曼昭议论,我觉得不很高明,而且有顾前不顾后的毛病。因为他倘然是老汪,自己早就变节了;倘然不是老汪,也不过是变节汉的徒子徒孙而已。”

柳亚子在1934年去南京游玩时,还曾见到过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这几首诗里还是有一些场面话的:汪精卫“招饮”时,柳亚子即席赋谢,曾写有“珍重东山谢安石,风流宰相黑头公”的称誉句子。《秣陵杂赠三十首》中,也有一首“文采风流汪季新,深情厚貌自无伦”赠给汪精卫。久别重逢,柳亚子对汪精卫的印象到这时可能又会变好了一点,抑或仅仅是故作交际姿态吧———毕竟,当着别人的面,“变节汉”一类的背后议论,总是不好说出口的。

日后的汪精卫,在政治上更是逐渐走向深渊方向去了,柳亚子对汪精卫的态度就更加急转直下了。前引汪梦川文章已经指出,柳亚子后来在诗里甚至不以真名实姓来称呼汪精卫了,而径以“夫己氏”之称代之———“夫己氏”者,犹言让人憎恶而不便或不欲直呼其名之人。柳亚子1944年写有《杂赋十一首》,其中便有五首专门指出是“为夫己氏作也”:

轻薄由来叱魏收,小儿无礼李邕羞。蜉蝣撼树猖狂甚,此辈真宜有北投。

一夫一妇寻常事,专爱何劳妄品题。观过知仁吾自恕,忍持苛论说修齐。

高叟为诗貉一丘,纤儿枉自附清流。笑他顽石头难点,不信东坡有子由。

经年阉媚附师门,入室操戈忽自尊。醴酒髠钳关大体,岂真一怒为盘飧。

叩胫以杖临原壤,鸣鼓而攻斥冉求。不似灌夫轻骂座,尼山木铎仰前修。

这五首诗多用典故,但也不难解,能容易看得出,柳亚子下的语气很重。从上下文看,这些诗当作于1944年5月,是时汪精卫正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于东瀛。柳亚子写这些诗,或许正是他在诗人层面上为汪精卫预先试作盖棺论定吧。

关于詟皆的引文,陈晓平先生在《“曼昭”就是汪精卫》一文中说:“宋君本已无限接近谜底,却不小心错过了。”笔者很惭愧,因为那个时候,只是匆忙地把自己的疑问记录下来,却没有及时去核查《磨剑室诗词集》。现在详查了该书,关于柳亚子指责汪精卫“丑诋”雷铁崖的文字,就可以多引几句了。这几句话,出自柳亚子1950年所写的《书烈亚同志所藏中山先生遗墨后》里的一条很长的自注。这段自注太长,笔者之前撰文,曾转引了几小句,又承陈晓平先生作了补充,这里不妨再引足几句,借以说明问题吧:

詟皆后走南湖,赋诗述愤慨,有“十年革命党,七日秘书官”句,余则仅三日耳。詟皆后以狂疾死。顾其人实佳士。始为逆妇陈璧君本师,以督课严,陈不能堪,遂与詟皆为仇。季新亦受其浸润,惟妇言是用矣。季新在沪某报发表谈话,丑诋詟皆,言其热中。盖亦厉阶长舌也。顾季新晚节末路,视詟皆又何如?人苦不自知,且得贤妇亦不易。余惟私自庆祷耳。

曼昭《南社诗话》里所述“诗之最丑不可耐者,如‘梦想封侯’及‘自怜落魄’等语。古代诗人习以为常,恬不为怪,南社诸子亦时不免”,指斥的就是雷铁崖(詟皆)。曼昭说,雷铁崖“元年在临时大总统秘书处,以事忤胡汉民,决然舍去。孙公留之不得,其风骨固在也。然及其作诗曰:‘十年革命党,卅日秘书官。’余见几为作呕,此真所谓厚自诬蔑矣”。雷铁崖去世于1920年,曼昭写《南社诗话》时已是1930年代,用“几为作呕”这样的话来评论逝者之诗文,确实太不客气了。雷铁崖生前与柳亚子交好,柳遂记此“丑诋”在心,直到1950年才写在诗的自注里,大概是之前有种种不传之因吧。

但持平地来说,柳亚子在这一段自注里,对汪精卫的评价还是较为缓和的。他称汪氏为“季新”,而非径直冠以“汪逆”;在政治上也只说他“晚节末路”,在人格上也只是责备他说“人苦不自知,且得贤妇亦不易”,倒是大力地挞伐了一番“逆妇”陈璧君。

晚年的柳亚子,对于汪精卫的评价缓和,但对于写《南社诗话》的曼昭,态度却进了一步。他已经不再“疑心”,不再纠结于“不知道究竟是与不是”了,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年在报上撰写《南社诗话》“丑诋”雷铁崖的就是汪精卫本人。这足证,柳亚子到晚年已经认定曼昭即是汪精卫了。其中道理,或许正如陈晓平先生所说的:“十多年后,柳氏或许自己悟出,或者得到其他旁证。他既敢于作最终认定,必有所本。”

柳亚子对待汪精卫的态度,一生之中发生了数次的转变。起先是对革命志士风采的景仰,然后转变为对诗人文采的钦佩,之后逐渐出现了政治上的不以为然,然后就是完全的分道扬镳。但在最终盖棺论定时,柳亚子又颇有持平公允之论,这固有念及旧交的干系于其中,但人们能感受到更多的,则是他的长者之风。此外,我们应该确认,曼昭应该就是汪精卫,曼昭的《南社诗话》应该被归为汪精卫的作品。后人再谈及汪精卫生平、提及南社史,乃至勾稽柳亚子和汪精卫的交往历程时,当要补入曼昭《南社诗话》这段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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