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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主盟南社之路

2015/3/12 18:21:00    作者:  南开大学 汪梦川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3526

本文叙述的柳亚子,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柳亚子大约相去甚远。我们响应“多说共存”,以让我们的读者多获得一些信息。 南社(1909-1923)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清末民初所谓“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在文坛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此外它以同盟会一国民党为依托,在反清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南社的领袖本来公认有三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但是在不久之后,南社就变成了柳亚子独大——柳亚子长期担任南社主任一职,而其他两位则渐渐淡出。这个过程虽然并不复杂,从柳亚子自述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但一直以来却被忽视甚至被掩盖,个中缘由,不过是因为陈、高二位渐渐被历史的大浪淹没,而柳亚子则因为与毛泽东的文字因缘而留名,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为尊者讳。也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颇为耐人寻味。
 
    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戊戌变法当年(1898)即在家乡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1903 年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次年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1906 年加入同盟会;1907 年在上海编辑《国粹学报》,与吴梅等人组织“神交社”(南社的前身);1908 年又在杭州组织“秋社”以纪念秋瑾;至1909 年与高旭、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
 
    高旭(1877-1925),字剑公,号天梅。上海金山人。1903 年即在家乡主办《觉民》月刊,以期唤醒民众;1904 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法,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5 年在东京创办《醒狮》月刊,鼓动反清,宣扬民主;1906 年归国,任同盟会江苏省分会会长,又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同时创刊《复报》,培养革命青年;1909 年与陈去病、柳亚子发起成立南社。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柳弃疾,字安如,又改字亚庐、亚子,江苏吴江人。1902 年考中秀才,次年人上海爱国学社,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1906 年由高旭引入健行公学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又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编《复报》,宣传革命。《复报》被禁后,回吴江黎里。1909 年冬与陈去病、高旭 创立南社。 由上述简历可见,南社的三位领袖当中,陈去病和高旭的革命资历与声望本来都比柳亚子高。陈去病年齿最长,可以说是柳亚子的师、父一辈;高旭也比柳亚子年长10 岁,更身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之重任,又是柳亚子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而以文学才能而言,陈去病之文、高旭之诗都是早负盛名。所以在南社成立之初,柳亚子对陈、高两位还颇为尊敬,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把陈去病比作宋江、把高旭比作卢俊义,而自比为柴进(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是因为陈、高二位从事革命既早,南社对他们而言并非事业的全部,而柳亚子不过初出茅庐,要想出人头地,南社对他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上面,通向南社领袖之位是其强烈的信念。当他觉得凭个人声望不足以与陈、高抗衡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其他手段了。

    1909 年11 月13 日,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成立大会,但是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高旭并没有参加。高旭之所以未赴会,是因为当时政治空气紧张,他身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早已被清廷密切注意,所以不便赴会。但若干年后,柳亚子借此事攻击高旭,暗示其胆怯,他回忆说:“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南社的成立并不是容易的。但我们却有诸贞壮和胡栗长两位朋友在保镳,因为当时的江苏巡抚是旗人瑞瀓,而贞壮、栗长却正在大中丞衙内当幕府呢。可是三灾八难的事情还很多,一个谣言,说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矰缴不来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其实说南社成立大会很安全,不过是柳亚子的马后炮,试想仅凭两位幕僚(即诸贞壮和胡栗长,他们是后来才加入南社的)就能保证不出问题?如果清廷有所举动,即便他们能够事先暗中通报消息,那至少也会使成立大会流产吧?成立大会能够顺利举行,焉知不是因为高旭没有到会?而高旭参加反清革命多年,又何曾有过胆怯之举?所以柳的这番话实在有些不合适,此举也令很多昔日社友为高旭鸣不平。
南社最初的条例规定“社中公推正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选稿之权悉操诸正副社长,余人不得顾问”(《南社例十八条》),但在后来的成立大会上,却没有如例选出正副社长,而是采取所谓“三头制”,即以社刊的三位编辑员为领导核心。会上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从南社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理想的组合:陈长于文,高长于诗,庞树柏则是当时词坛宿老朱祖谋的弟子,是南社公认的词学专家。不过与会的社友忽略了一点:陈、高、柳三人一同被视为南社的发起人和领袖,但现在陈、高都名列“三头”,高甚至未赴会也被遥举为负责人之一,而柳却不过是个书记员。对于心高气傲而又有着强烈的领袖欲望的柳亚子而言,这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当时的编辑员并没有规定任期,以三人的才具而言,大有可能长期任职。
 
    而柳亚子是绝对不甘心一直做书记员的,于是他不久就发起了一场所谓“干部革命”——多年以后柳亚子还对这次计划周密、也取得了预期成效的“革命”津津乐道:“革命军的马前卒,当然是我,而神机军师,则是太仓俞剑华。我们这一次的革命策略是很巧妙的:我们先主张第三次雅集地点要在上海。巢南在杭州教书,他守着老营,不来上海,而天梅是照例不到的。于是八月十六日(旧历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雅集在上海张家花园举行。三位编辑员都不到,剑华自己也不来,但锦囊妙计他早已吩咐给我们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由于雅集地点改到上海,而且陈、高、庞三位编辑员对柳亚子的密谋完全没有知闻,他们对柳亚子也根本没有戒心,所以雅集之时三位编辑员果然都如柳之愿缺席,这样柳亚子就避免了与其“革命”对象的正面冲突;接着柳在会上以《南社丛刻》第一、二集体例混乱,陈、高办事马虎为理由,提议加以整顿,改选编辑员。于是在这次雅集上进行了改选,结果是:景耀月为诗选编辑员,宁调元为文选编辑员,王钟麒为词选编辑员。

    值得注意的是,景耀月当时没有到会,宁调元也远在北方,被选为编辑员都没有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所以他们“后来推辞着不肯就职”,“就是王无生(即王钟麒),好象也说事情很忙,没有实行编辑的工夫”(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 不难看出这次号称“干部革命”的改选完全是柳亚子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首先,实行改选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南社社刊初创,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对社刊的编辑不满,可以提出意见来商量,改进体例也并不困难。其次,改选之事没有事先知会三位编辑员,这不但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在程序上也不合适;由柳亚子等少数几个人如此瞒天过海进行操作更是欠妥。第三,新当选的三位编辑员中,两人没有到会,而且当选为编辑员也没有征得其同意,这显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而最后改选的三位编辑员都推脱不就职。很显然是不愿意被人当枪使,不想被柳亚子推到前台去面对原来的三位编辑员,这实际上是对柳亚子的做法表示不满。

    尽管如此,就柳亚子而言,这次改选却非常成功,也非常巧妙:这次改选之后,柳亚子本人仍然是书记员。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夺权”的嫌疑,而另一方面柳亚子也自有准备。由于改选的三位编辑员都没有履行职责(实际上是不能够或不愿意履行职责),于是柳亚子便以书记员的身份在实际上独揽了编辑员的责任——可以说,柳亚子不仅掩盖了自己放火的行为,反而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挺身救火的人。后来柳亚子又故伎重演,在第五次雅集上,到会的高旭、柳亚子、庞树柏、傅熊湘、胡怀琛等南社骨干都没有被选为编辑员,而政务繁忙的宋教仁、远在日本的景耀月、没有到会的王蕴章却被选为编辑员,所以到编辑社刊的时候,宋、景二人忙于政治无暇他顾,而王蕴章更是身在南洋 ——三位编辑员又是都不能履行职责,于是柳亚子又“只好”独自担任编辑。柳亚子主持改选出来的编辑员没有就职任事,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般只是赞扬柳亚子的热心肯干等等,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试问既然明知几位编辑员不能够或不愿意就职任事,为什么还是要继续选他们?因为柳亚子就是要让他们不能就职任事,好让自己能够独揽编辑大权。

    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柳亚子不但在实际上把持了南社的社务,而且对不明就里的社友而言,柳亚子还能以“任劳任怨”独力编辑社刊的 “功劳”赢得其拥戴。 独揽编辑大权还只是一个收买人心和培植亲信的过渡方式,柳亚子当然不甘心有其实而无其名,他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南社实至名归的唯一领导者。于是柳亚子开始拉拢部分社友:“且说张家花园革命(即南社第三次雅集,也就是第一次改选)成功,我们都很高兴。还有张佚凡女士当选了庶务,这也是我的计划,我从十六岁就主张男女平权,至此可算小试其端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按张佚凡当时的革命资历或文学才华,即使在女社员中也并不突出,柳选其为庶务,很难说没有拉拢社友的私心在内,所谓“主张男女平权”云云,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后来柳亚子连任主任多年,按《南社条例》可以自由任命书记、会计、干事,而且随着南社规模的扩大,杰出的女社员也更多,但是柳亚子再也没有任命任何一个女性社友。而且在后来的柳、高冲突中,张佚凡也站在柳亚子一方。1911 年 2 月 13 日南社举行第四次雅集,柳亚子回忆:“记得天梅和我大闹其酒阵,座中也很分左右袒,却是我的方面人多,还有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张佚凡女士也出马相助。于是我哈哈大笑,说道‘得道者多助’呢。”(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所谓“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实际上也就是说张佚凡当时还没有什么资历;而且辛亥革命以后,所谓“女子北伐队”一度到处都是,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资历。柳亚子如此措辞,未免也有些捉襟见肘。

   随着柳亚子地位的提高,在第七次雅集的时候,他又发动了一次“革命”,这次他意在把编辑员三人制改为一人制。即由一人全权负责。那么这个总负责人由谁来担任呢?柳亚子野心勃勃自以为舍我其谁:“人选则我来做自荐的毛遂,这是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的。”(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是这次柳亚子却失算了。

    因为柳亚子此前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高旭的不满—事实上柳亚子的第一次改选,陈、高二位就都有些不高兴,但是陈默认了,而高却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柳、高之间开始有了龃龉,所以这第七次雅集,高旭也存有教训柳亚子之心。柳亚子回忆当时的情形:“那一天到会的人,也并不能说他们多数是高党,但俞剑华到南洋去了,失掉了我的右臂,连能持大体的陈陶遗、叶楚伧也都没有出席。来的人大半是马马虎虎的,对于南社的过去情形,简直莫明其妙。他们认为‘众擎易举,独力难成’,是一切办事的公式,就不自觉地上了天梅的当,而把我苦心孤诣的计划,轻轻地否决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这段话不啻是一张供状。

    所谓“高党”,意指亲近高旭的人,实际上这纯属子虚乌有,考察南社历史,没有发现高旭有结帮其他社友之事。所以这只是柳亚子以己之心来度人罢了,因为南社中的“柳党”是真实存在的。柳亚子所说的俞剑华,就是第一次“干部革命”时的军师,与柳亚子同声一气自不必说;而所谓“能持大体”的陈陶遗、叶楚伧,也是“柳党”的骨干。但是此役“柳党”失之大意,柳亚子自以为羽翼已成,没想到仍然会受挫于高旭。会议最后决定仍然实行“三头制”,改选的编辑员为高燮、柳亚子和王蕴章。但是当选为编辑员并不能弥补柳亚子的挫败感,何况高旭更讥讽道“究竟谁是得道者多助呢”,故柳亚子一怒之下便登报声明永远脱离南社。柳亚子的恼羞成怒,不只是因为当时脸面无光,更因为这一事实证明:尽管他煞费苦心活动,尽管“那一天到会的人,也并不能说他们多数是高党”,但高旭还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说明高旭在南社的影响依然在他之上,这一点是他尤其不能容忍的。

    不过柳亚子毕竟也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他负气公开宣布永远脱离南社,无疑对南社的团结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为了挽回事态,南社多位社友屡次劝说柳亚子归社,高旭也觉得有点过火,所以也默许向柳亚子让步。但是柳开始表示坚决不归,后来口气有些松动,却又趁机抬高价码:“从前我是主张编辑员单独制的,现在,又发现这办法的不够了。因为顾名思义,编辑员的权限,只是编辑而已,管不着其他的事情。而我这时候的主张,以为对于南社,非用绝对的集权制,是无法把满盘散沙般的多数文人,组织起来的。我就想进一步的改革,要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6 7 6 7还有,书记、会计和干事(原来名称是庶务,第五次修改条例改称干事),都是担任事务方面的人才,在集权范围以内,是不需要推举或选举,而应由主任委托;在必要时,还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职的。”(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最后在“柳党”的姚光提出满足柳亚子的条件、高旭又一次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柳亚子才心满意足地归社了。

    这次胜利无疑大大助长了柳亚子的气焰,随后的条例改革更对南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任总揽社务,连任又无限制,而且可以随意任命主要职员,这就很容易有专擅和结党之弊。而主任由通讯选举产生,看似民主,实则只是柳亚子吸取失败教训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变革。因为如果主任由雅集时推举,则参加者既不能控制,而现场局面也难以预测,难保不出现第七次雅集时的情况;而通讯选举则保险得多,从分寄选票开始都可以暗箱操作(南社日常社务已被“柳党”所把持),而且按规定通讯选举实行双记名法投票,即投票者也需要署名,这显然也有违民主原则,但有利于操作者分别敌我。按照如此条例,只要第一次能够当选主任,以后连任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通讯选举情况如何呢?1914 年8 月,柳亚子“以代理书记员名义,发出通告,召集十月十日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一次雅集,通告中并附发选举票,请他们用双记名法,将被选举人及选举人姓名填注票内,即日邮寄南社驻沪办事处朱少屏代收”(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在随后雅集开票时,到会人数却“文献无征”——没有记录。“在仅仅保留着的选举票上,知道这一次收到的票很少,是弃权的太多了。检点收到的票额,只有八十七票,我以五十票的多数,当选为主任”(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按:到1914 年8 月,南社社友已有400 余人,可见弃权的社友占绝大多数,这足以说明他们对这种貌似民主的选举不以为然,但是柳亚子的目的却已经达到了。此后柳亚子也一直连任主任,南社才开始了柳亚子独大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柳亚子担任主任之后,高旭只参加过一次临时雅集、一次正式雅集,而这两次柳都缺席,也就是说高、柳没有再在雅集上碰过面。可以说高旭不但主动退让了,而且日益对南社失去兴趣。陈去病也淡泊名利,甘心成为配角。柳亚子曾刻有“南社主盟”的闲章一方,足见其志得意满之态。直到1917 年“朱柳公案”发生,柳亚子以论诗不合擅自开除社友,引起社内外物议沸腾,南社濒临分裂,柳亚子也自觉无趣,才于1918 年辞去主任一职——但他还是推荐由姚光接任——而那时南社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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