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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与李叔同

弘一法师的交谊

2024/2/7 3:20:45    作者:  李展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4945

著名爱国诗人、南社主帅柳亚子与艺术全才、一代高僧李叔同——弘一法师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交往。早在清朝末年,两人就互相仰慕;民国初年他们在上海相交而相知;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以后,僧俗异途,交往中断;抗日战争开始,柳亚子和弘一法师重新接上关系,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异曲而同工地合唱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之歌。
1912元月,柳亚子不满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所弥漫的主和气氛,托病辞去了总统府骈文秘书之职,来到上海,进入《天铎报》社,接连不断地撰写社论,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同年初春,李叔同从天津来到上海,应城东女校创始人杨白民的邀请,在女校教授文学和音乐。
柳亚子和陈去病、高天梅自1909年11月13日创建南社以后,一直积极物色人才扩大队伍。号称南社第一外交家的朱少屏,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观看过李叔同、曾孝谷所组织的“春柳社”的演出,那时就与李叔同相识。柳亚子久闻李叔同大名,对李氏早年在津、沪两地以及日本的艺事活动耳熟能详,现在同在上海,有意请朱少屏从中作伐。李叔同对南社主帅柳亚子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也很想结交。
1912年2月11日,在上海,南社与淮安学团、克复学报社联合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会议,追悼被袁世凯爪牙姚荣泽杀害的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李叔同由朱少屏引荐参加了追悼大会。大会开始,淮安学团代表报告周、阮两烈士事迹及被害经过,柳亚子代表南社宣读祭文,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在这个时候,我是把全生命都交给周、阮一案的了”。接着,沪军都督代表、自由党代表相继演说,均义愤填膺,激昂万分。上台发言者计18人,其中半数人员为南社社友。李叔同置身会场,不禁热血沸腾,对柳亚子全身心投入的神情动态印象极其深刻。会议结束,已是傍晚,李叔同与南社诸友相见,他握着柳亚子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表示愿意参加南社,与大家一起努力奋斗。就在这一天晚上,李叔同填写了南社入社书,入社号211,介绍人朱少屏。
从此,一位南社主任,一位艺术才子,时相往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912年3月13日,南社假座上海愚园举行第六次雅集,到会社友40人,柳亚子主持会议。李叔同约了曾孝谷一同参加,雅集的顺序是:愚园茶话,全体合影,杏花楼晚宴。会上有人提议,请李叔同为《南社通讯录》题签,并设计图案。柳亚子对李叔同的书法和绘画闻名已久,非常赞成这一建议。李叔同听了,微笑着点点头。集会后,由李叔同作介绍人,曾孝谷也加入了南社。
沪军都督陈英士很重视舆论宣传,除了发挥原有报刊的作用以外,他与滞留上海的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和参谋长叶楚伧商量,决定创办一份新报,取名为《太平洋报》。1912年4月1日,报纸创刊。社长姚雨平,总主笔叶楚伧,总经理朱少屏,柳亚子、胡朴安、胡寄尘、姚锡钧还有李叔同等著名文人,分别主编某一编辑业务。李氏书画造诣颇深,就负责《太平洋报》整个版面的美工、广告设计,兼带主编副刊《太平洋画报》。自此,柳、李两人朝夕相处。柳亚子激情勃发,思维敏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叔同多才多艺,性格温和内向,言语不多而办事勤勉细致,也在柳亚子的脑屏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太平洋报》社的十余人都是南社社友,柳亚子决定将南社书记部、会计部都移设到《太平洋报》社内。他登报要求社员将通讯地址寄来,请李叔同编印第三次社友通讯录。5月中旬,李叔同设计的第三次《南社通讯录》出版,著录社友321人,粉红色封面,“南社通讯录”五个字是横写而右行,右边的“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三次改订本”,分成两行直写,漂亮的书法,很是艺术化。柳亚子看过后,非常满意。
1915年5月9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2次雅集。当时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职,教务在身无法赴会。正是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南社诸子无不痛心疾首,悲愤号呼。5月15日散会,柳亚子与高吹万、姚石子故作放达,各自携夫人赴杭州游玩散心,“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杭州原有一批南社社友,除了李叔同,还有“八千卷楼”藏书家丁氏兄弟等十余人。到了杭州,柳亚子就会见了李叔同,两人决定在西泠印社召集一次临时雅集。这次集会出席者共27人,会议聚餐之外还一起合了影。事后,《南社丛刻》第15集(1916年1月出版)专门对这次临时雅集与摄影作了报道。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准备在杭州逗留二旬,李叔同以东道主的身份陪同一起遍游武林山水,寻访名胜古迹。
一天,柳亚子、李叔同一行人在西湖漫步,巧遇正在演出的名伶冯春航。冯春航早年在苏州上演《血泪碑》等剧,深得柳亚子赞赏,冯氏也因柳亚子的介绍而成为南社社员。冯春航这时正演《冯小青》一剧,与社友在此邂逅相遇,非常兴奋。西湖巧遇,又为杭州临时雅集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在孤山冯小青墓畔,为冯春航勒石纪念。相传冯小青是明末杭州人,善诗词解音律,色艺双绝,嫁于冯生为侍姬,却不为大妇所容,不久夭折,年仅18岁,埋骨于孤山。冯春航扮演冯小青,情同身受,对冯小青的那首七言绝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赞赏不已。一行人来到冯小青墓旁,吟诗凭吊。冯春航希望将这次巧遇撰成文字,合上大家吟唱的诗词刻石记载,留示后人。二天后,柳亚子作了《明女士广陵冯小青墓》散记一篇。由李叔同用北魏笔法分别书写后勒成二碑,树立于冯小青墓两侧。柳亚子、李叔同等人伤悼冯小青,一般看作是文人的一种习气,其实,这是南社社友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政治高压之下,借古人而自悼,是异代同悲情绪的一种渲泄。
这次杭州临时雅集,是柳亚子和李叔同分别三年后的重新相见,在20余天的日子里,柳亚子与李叔同日夕同游,话题十分广泛。通过交谈,柳亚子知道了李叔同在教育上的创新及其作为。
 1912年秋天,《太平洋报》社解体,李叔同应浙江两级师范(即浙江第一师范的前身)校长经亨颐的邀请,前往杭州任教图画和音乐。在民元前后,堂堂中国,只有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后改称南京高等师范)设有图画科,至于音乐,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培养而缺乏师资,南京师范也只能聘请日本教席担任。李叔同是中国第一个出洋留学学习西洋画的人才,而且原先他就擅长国画、书法和作曲。经亨颐与李叔同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同学,后来又一起赴日本留学,经亨颐认定李叔同是最佳人选,恳请叔同承担这两门功课。李叔同认为要他接受教职可以,只是必须按照他的教学设计建造两个专用教室。经亨颐按照要求置办,基本达到了李的要求。一个是图画教室,两边开上高敞的玻璃窗,张挂落地长帘,屋顶开气窗,以备写生时采光的需要,室内排列30多个画架,从日本进口了一批石膏模型。另一个是音乐教室,置备了两架钢琴30多架风琴,再加礼堂周围也排满了风琴,总数超出了200架。尽管没有达到李叔同提出的学生人手一架的要求,不过这样先进的设备,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就在这样的教室里,李叔同先后开设了素描、油画、水彩、图案、西洋美术史、弹琴、作曲等课程,开设了写生课,培养了一批日后在美术和音乐领域卓有成效的人才。
李叔同告诉柳亚子一个笑话,前不久他的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外出写生,警察发现了以为是在绘测地图。上前盘问,回说在“写生”,警察不懂什么是写生,再加张联辉说自己是“东阳人”,警察就命令他到局子里去,继续审查。原来,张出生于浙江金华东阳,而警察听了以为是“东洋人”(吴语地区把日本人称作“东洋人”),到了警察局,经过反复解释好不容易才解除了误会。李叔同十分感叹,像写生课之类,在外国早已家喻户晓,而在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李叔同为了学生学到真本领,1914年秋天开设了人体模特写生课,在中国,他又开创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艺术实践。柳亚子听了非常赞赏,也非常感叹。
在杭期间,柳亚子有两件事给李叔同印象极深。
一天,柳亚子与李叔同等一行人泛舟西湖,舟中设酒。柳亚子连连痛饮,不觉大醉,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涌上心头,不禁狂态毕现,初则抚膺恸哭,襟袖俱湿;继则欲纵身跃入西湖,要像屈原那样投水自尽,李叔同等人慌忙挽扶劝阻,柳亚子才没有落水。柳亚子为国为民忧伤不已的情感,着实使李叔同感喟万分。
文人墨客相聚,逛书肆淘旧书是自然之举。一天,一个书摊上摆着一册《圭塘倡和集》,是袁世凯“皇二子”袁克文庚戍年(1910年)亲手抄录之后影印的,内容全是袁世凯与封建遗老的唱和诗。李叔同随手一翻,发现内中收有费仲深步韵容庵(即袁世凯)的有好几首,后面还有费氏手写的一篇序,洋洋五大张,落款“乙卯(1915年)初春 吴江费树蔚”。费树蔚就是费仲深,按照辈份是柳亚子的嫡亲舅父。李叔同正在翻动,冷不防柳亚子一把夺过,狠狠地掷到地上,恨恨连声。原来,费仲深与柳亚子早年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费氏家居苏州,柳亚子母亲每每要去苏州陪伴她的老娘,常常半年居乡下,半年住苏州,去时必带柳亚子同往。费仲深虽然长一辈,其实只比柳亚子大三岁,名为舅甥,情同兄弟。16岁那年,柳亚子与舅舅一起应考秀才,三场下来,两人的考绩难分伯仲,主考官特地召见了柳亚子,想同柳亚子商量后再决定名次。柳亚子一听,估摸到了主考官的用意,当即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屈居第二。此后,舅甥俩一直十分融洽。可是,费仲深后来娶得吴止敬女儿为妻,与袁克文成为连襟,进入了袁世凯幕府,参与机要。辛亥革命后,柳亚子反对袁氏政权,由政界抽身,专门撰作反袁文章;费氏补肃政史,继续在袁世凯门下任职。两人政见分歧,终于分道扬镳。柳亚子多次公开表示与费仲深绝交。后来,袁世凯称帝迹象日益明显,费仲深曾经直言进谏,不见采纳,于是退隐家乡苏州,从事实业,创办了苏州电气厂和织布厂,与张仲仁等人诗文相质,世称“苏州二仲”。直到这时柳亚子才与这位舅舅重归于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柳亚子一看《圭塘倡和集》,气就不打一处来,勃然变色。回到寓所后。又愤慨地挥笔撰诗一首,《中日条约签字后之旬日,适见所谓〈圭塘倡和集〉者,感题一绝》,诗云:“鹑首何缘竟畀秦,石郎勋业迈穷新。流芳遗臭寻常事,犹见歌功颂德人。”对于柳亚子这种不以个人好恶待人,而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眼光和胸怀,李叔同是深表敬佩。
1916年9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5次雅集。柳亚子夫妇一起与会,出席共34人。事先通知社友,请大家通讯选举南社主任,与会者检点选票,共收到306张,柳亚子以196票再次当选南社主任。李叔同恰好在沪上休假,同他的学生吴梦非一起与会。会上决定重行编印社员通讯录,柳亚子希望李叔同再行设计装帧。李叔同接受下来,将原来的洋式装订改成中式装订,蓝色封面黑色题签,在正面李手书:“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黄昏老人”;翻过来的扉页上,也是李叔同手笔,以仿魏碑体书写“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息翁”。
李叔同参加南社雅集及临时雅集共有四次,最后一次是在1917年4月,即将入山出家为僧之前,他介绍了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加入南社,又参加了南社社友4月8日在杭州葛荫山庄的临时雅集,那时候,种种迹象表明,李叔同已在向南社众社友告别了。可惜,这次临时雅集柳亚子没有参加,李叔同没能见到这位南社巨子,假如柳亚子能够出席雅集,知道李叔同即将出家,心直口快的柳亚子必将直抒己见,不知两位南社旧侣如何交谈与交锋,李叔同入山的步伐是依旧如此抑或放慢节奏?
从1912年到李叔同出家之前,柳亚子除了与他在南社活动上的交往之外,还有一些共有的活动。
1912年5月,北京画家陈师曾南下上海,《太平洋报》特意作了报道,刊出陈师曾的大幅半身照片,外框裁为椭圆形,题曰《朽道人像》,这是李叔同的特意安排。李氏对陈师曾可以说是赞赏佩服之至,为了欢迎陈师曾前来上海,李叔同与柳亚子一起发起创办“文美会”,会址设在太平洋报社内,成员以《太平洋报》社为基础,吸收其他各报社的同仁。编辑出版过一本《文美杂志》,所刊作品都是会员们的书画和印章拓本,纸张大小一律,装订极其精美,供会员们开会时传阅欣赏,可惜这份手稿没有印行。
1912夏,高吹万、姚石子联合柳亚子、李叔同等15人,在高吹万寒隐社的基础上发起并成立了“国学商兑会”。1912年9月出版《国学丛选》第一集,所刊诗文与《南社丛刻》大同小异,出到18集结束,人数发展到一百余人。他们成立国学商兑会的目的是想创办一个图书馆,收藏古今书籍,刊刻世间孤本,以保存国粹。
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一师组织成立“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入社者大多是浙师的师生,也吸收师范外的某些金石家及篆刻爱好者。李叔同写信给柳亚子邀请他加入乐石社,柳亚子与他的松江籍好友姚锡钧都列名其间。李叔同和姚锡钧分别撰有《乐石社记》,柳亚子将姚锡钧的文章编入了《南社丛刻》第18集。乐石社先后编印《乐石集》10册,《乐石社社友小传》一册,共有社友27人,就民国篆刻史而言,独领风气之先,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
1918年,李叔同毅然削发为僧,成为弘一法师,柳亚子和弘一法师二人僧俗异途,不再往来。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隆隆的炮声将中华民族逼到了危急的关头。这时二位南社旧侣又互通音讯互相勉励,以相仿的形式显示了爱国主义的情操。
1937年11月,淞沪沦陷。柳亚子独居上海辣斐德路,愤慨地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柳解释说:“记得南明大儒王船山先生在昭宗皇帝南巡缅甸以后,窜身土室发愤著书,自撰楹联道‘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可以见其愤慨。而我呢,不喜欢儒家的学说,更不敢学粤陈湘何,自作聪明讲什么卫道的门面话,自然也不配去讲六经。不过,七尺从天乞活埋,倒是一语道破。于是我也学起王船山来,自署其居曰‘活埋之庵’,想等千百年后诗书掘冢的雅贼来发现了。”
“七七事变”发生,弘一法师在青岛湛山寺主讲南山律学,战火迅速蔓延,青岛成了军事上的争夺点,形势十分危急。弘一法师在旧历7月13日即出家20 载的纪念日,自书横幅“殉教”二字,并作题记:“向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张挂在室内。1937年10月16日,弘一法师自青岛回到厦门。厦门位处东南沿海,属于战略要地,旧雨新知纷纷劝法师避走内地。然而,弘一法师镇定地说道:“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从此,弘一法师开始自题居室曰“殉教堂”。墙壁上挂起了一幅亲笔手书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加上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辛巳岁寒,大开元寺结七念佛 敬书 呈奉  晚晴老人。”
柳亚子在活埋庵内,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并写下了第一次遗嘱,“敌人倘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磨剑室文录·遗嘱示儿辈》)
弘一法师在殉教堂里,多次明志:“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引自《弘一大师永怀录》)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将宋代韩琦《九日小阁》中的两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略加改动,变成“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在致友人的书信之中多次引用。以“黄花晚节”自励,表明自己至死要保持高尚节操。那种保教护国凛然不屈的精神,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的侵略部署,时局更加动荡不安。那时弘一法师正挂锡泉州开元寺,法师借南闽道耆宿七秩大寿作了一副对联,表示自己对护国护教的决心:“老圃秋淡,犹有黄花标晚节;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撰作这副对联时弘一法师年已62岁,离他圆寂仅仅半年光景,真可以说是到了“老圃秋淡”的季节,而他的“黄花晚节”依然不变;耿耿忠心,犹如皓月中天,澄潭影现。
抗战期间,凡是各方人士前来要求墨宝,弘一法师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相赠。
1941年,弘一法师在晋江福林寺闭关(佛教徒修行的一种形式,也称坐关,僧人独居一室,在内诵经坐禅不与人交往,满一定期限再出关),柳亚子得到消息,专门撰写了《赠弘一大师偈跋》,以南社旧侣的身份寄赠弘一,偈跋云:“弘一大师为余三十年前旧交,即以‘茶花女’现身说法之李息霜也。南社、文美会都有因缘。嗣闻君披剃大慈山,遂绝音耗。顷复念其闭关闽海,爰书此勖之。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亚子. 九龙。”(见澳门《觉音月刊》)
仍在同一年,弘一法师的弟子李芳远等以替法师祝寿为名,向社会各界征集诗词。柳亚子接到李芳远来书就在“活埋庵”内撰就二首五绝,直抒胸臆,坦言相告。《弘一大师俗名李息霜,与苏曼殊称为南社两畸人。自披剃大慈山以来,阔别二十余年矣。顷闭关闽海,其弟子李芳远来书,以俗寿周甲纪念索诗,为赋二截》:“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斯。大雄大无畏,救国心无歧。闭关谢世事,我意嫌消极。愿提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柳亚子的祝寿诗寄到了,旁观者暗暗担心,以为柳亚子对弘一法师有所不敬,颇费了一番踌躇才勉强呈上。不料,弘一法师读了柳诗,不以为忤,相反他理解老朋友的意思,深信老朋友与自己在爱国一途上,心心相通,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1941年10月,传贯法师访谒弘一法师,带来一束红色菊花,细茎线叶,花如伞状,花蕊呈剑形,四周向上卷翘,色红如血,姣艳可爱。弘一接到后触发了思绪,托菊寄兴,随作一偈,偈前先有一段小序云:“辛巳初冬,积阴凝寒。贯师赠余红菊花一枝,为说此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下署“晚晴老人于茀林”,赠给传贯。偈中的“积阴凝寒”语带双关,既指节令,也指当时的战争气氛。在此境遇之中,弘一法师为护国护教,犹如亭亭之菊,高标矗立,显示了他的晚节情操。此偈写就,除了赠给送菊花的传贯以外,弘一法师又执笔恭写一遍,请人带给柳亚子,作为酬答,向旧友表明自己以身殉教以身殉国的心迹。
国难当头,本已僧俗异途的两位文化巨子重新接通音讯,共同抒发了捐躯报国的情怀,留下了一段爱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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