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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牢骚”再解读

2023/11/4 3:12:46    作者:  来源:  南方周末    【字 号:  】   点击量:6229

  自从柳亚子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与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公开发表后,人们就对柳氏“牢骚”格外关注。这是因为:第一,在当年的文化人中,有资格与毛泽东作诗词酬唱的,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就只有柳亚子了;第二,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柳亚子不仅“牢骚太盛”,还有归隐之心,令人不可思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不少新的观点,有时还会发生争论。但是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日前读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有助于破解“牢骚”的实情。

一、宋云彬和柳亚子的友谊

  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文史专家。他和柳亚子订交,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柳从香港逃到桂林之后。据柳亚子说,他刚到桂林本来是找广西籍朋友、文化供应社编辑陈此生的,不料那正好是个星期天,陈不上班,他只好找宋云彬。关于这段经历,柳在《八年回忆》中有清楚的交待。他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他还说:“文供社到底不愧是一个文化首脑部,听了我的名字,立刻表示欢迎,领我们到了丽君路云彬的寓庐。再一问讯,则旧友茅盾、德、仲华、端苓,都在那儿,云彬给我一一找来见面了;还介绍了邵荃麟、葛琴夫妇和傅彬然、杨承芳等”人。(《柳亚子选集》第1156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在桂林,柳亚子进入创作的“最高潮”。他除了写成《少年时代的柳亚子》、《怀旧集》以及大量诗词之外,还准备重新开始南明史的研究。柳研究南明史多年,只是战争使他的资料文稿丧失殆尽。到了桂林后,他结识了靖江王后裔朱荫龙。此人学问很好,藏书又多,对南明史料如数家珍。于是他创办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和朱荫龙担任副社长,为编写《南明史》做准备。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与朱荫龙还以南史社的名义,印行过《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我们的父亲柳亚子》第15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云彬于1947年抵达香港,担任香港文化供应社总编辑。不久柳亚子也从上海来到这里,柳无非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我父亲重晤的有沈钧儒、何香凝、李济深、朱蕴山、宋云彬、郭沫若、茅盾诸位;此外,与钟敬文、翦伯赞、陈劭先、周鲸文、萨空了等,亦经常有来往。”(同上,第123至124页)不久,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并自任社长,宋云彬为秘书,钟敬文等四人为干事。第二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的柳亚子以“脑病未愈,实未能执笔”以及“开创之初,文告颇繁,惧不暇给”为由,写信请宋云彬相助,以便“度此难关”(《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可见,宋云彬与柳亚子虽然认识较晚,但是关系却不一般。

二、柳氏“牢骚”的见证人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和宋云彬等人应中共中央邀请,经烟台、济南、沧州等地抵达北平。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王芸生、张伯、张志让、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也许是因为“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叶圣陶诗句)吧,一路上(特别是在船上)大家都异常兴奋。为此,宋云彬在2月28日的日记写道:“午后一时许,轮始启碇。微有风浪,船颠荡,余与徐铸成、柳亚老、王芸生作雀战,两圈未毕,芸生已不支,张季龙(按:张志让字季龙)代之,未几,余亦头昏昏思睡,则由彬然代之。”(《红尘冷眼》第108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当时宋云彬40出头,柳亚子60开外,如果不是“六十三年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柳亚子诗句)的话,他恐怕不会有这么高的兴致。

  除了打牌之外,大家还组织了许多文娱活动。比如在3月1日的晚会上,叶圣陶以“我等此行”为谜面,打庄子篇名一,宋云彬猜中谜底(《知北游》)之后,向叶索要奖品,叶以诗代奖,于第二天赋七律一首,柳亚子、陈叔通、张志让以和诗助兴。那天晚上,宋云彬与叶圣陶又在晚会上“合唱昆曲《天淡云闲》一段”,并赢得大家掌声(第108至109页)。

  在烟台登陆后,柳亚子还是异常兴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第110至111页)。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柳亚子选集》第1189页)关于这段历史,柳亚子的《北行日记》和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也有记载,可以相互参阅。柳亚子一行是在3月18日抵达北平的。到了北平以后,柳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3月25日,宋云彬日记第一次出现柳亚子发牢骚的记录,他说:“今日上午愈之来,与柳亚老剧谈,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第115页)查柳亚子当天日记,也有“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云云(《柳亚子选集》第1194页)。这里的“愈之”,就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胡是一位“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于友:《胡愈之传》第12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所以他表面上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访,实际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

三、牢骚之一:是“革命先进”,还是居功自傲?

  既然如此,胡愈之与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宋云彬日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宋说:“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第115页)

  从宋氏日记来看,朋友相聚,聊一聊名人掌故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胡愈之这次来访却不是为了聊天,而是要以此为例,奉劝柳亚子不要骄傲。显而易见,根据柳亚子经历和他的表现,说他以革命先进自居,背着沉重的包袱,好像不算过分。

  柳亚子以诗坛领袖自居。他在1945年曾说:“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柳亚子选集》第1084至1085页)柳亚子又以第一流政治家自命。他在1947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它表达了作者的自我评价。文章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紧接着,他以中山舰事件和西安事变为例,来证明“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他高明。与此同时,他还借用李济深的话———“不必每事都存心附和中共,但也绝对不能存心和中共立异”———来反驳郭沫若提倡的“尾巴主义”。(同上,第584至586页)

  柳亚子是性情中人,他的自信或自负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同上,第1205页)这种思想对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人对于这类“大不敬”的言辞,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回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柳亚子的知己,宋云彬并不同意胡愈之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说:人不忘其过去,才能爱惜自己的羽毛;张申府的问题,在于忘记过去。此外他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但是对胡的评价却不高,他甚至认为“此公对朋友全无诚意”(第188页)。看来,对于胡的规劝,柳亚子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

四、牢骚之二:是政治家,还是文化人?

  就在胡愈之来访的那天下午,毛泽东飞抵北平,柳亚子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柳写下《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尽管宋云彬没有记录此事,但是从他的日记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柳亚子的确是牢骚满腹。

  比如4月6日下午,宋需要参加两个会议,一个是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另一个是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为此,他先在新闻界座谈会上坐了半小时,又前往北京饭店出席文艺界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正好赶上柳亚子发言,宋发现柳的讲话很不合适,便写了字条去劝阻,柳亚子这才打住。

  柳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宋在日记中有所记录。他说:“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亚老立即接受,其雅量可佩也。”紧接着,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第118页)罗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有关民主人士的工作由他一手操办,他对柳亚子的牢骚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他撰写回忆录的“四条原则”是“以集体为主、实事求是、重视总结经验、对个人的活动持分析态度”(习仲勋:《回忆与研究。序》,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在其《回忆与研究》中没有谈到这些内容。

  让我们还是看看柳亚子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以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吧。柳认为,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就“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是由于“我有科学的预见”,并且“自信……不在毛先生之下”,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柳亚子选集》第591页)。这话是一年前在上述《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中讲的,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到北平,柳亚子肯定会感到不满,感到压抑,以至会处处碰壁。因此他所谓请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云云,应该是一种牢骚。

  在这种情况下,柳亚子的言行不仅令人侧目,也引起了亲人的忧虑。无奈之下,他的夫人郑佩宜女士只好与医生商量,以血压升高为理由,劝他请假休息,谢绝一切活动。这一着果然灵验,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第118页)柳亚子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柳亚子选集》第1197页)看到柳亚子真要休息,宋不仅称赞“柳夫人之计善哉”,而且还与叶圣陶开怀畅饮,表示自己“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叶圣陶也“大表同意”。(第118页)

五、牢骚之三:对新的政治环境很不适应

  柳亚子称病后,住进颐和园休养。据说他因为要吃黄瓜,打过管理员一个耳光;相比之下,人们还不知道他和警卫人员也发生过激烈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柳亚子搬走以后,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也离开六国饭店,住进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尽管这里是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叶是该委员会主任,宋、傅是其成员),但是门口却有持枪警卫。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这里拜访宋云彬。当时宋正在睡午觉,二人被警卫人员拦住,要他们登记之后才能进去。柳亚子对这种官僚主义的衙门作风非常反感,便径自往里去,大概是进入办公室以后,警卫员拔出枪来进行恐吓,这下子更惹恼了柳亚子,他拿起桌子上的墨水瓶扔了过去,却溅了柳夫人一身。这时傅彬然和金灿然闻讯赶到,才连忙向柳亚子道歉,并把警卫员申斥一顿。事情过后,宋云彬与叶圣陶、金灿然谈论此事,叶认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第131页)

  由发牢骚到发脾气,在柳亚子来说并非偶然,这反映了他对新的政治环境很不适应。类似的感觉在宋云彬日记中随处可见。比如毛泽东抵达北平时,统战部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发出通知,到会后才知道是要组织他们赴机场迎迓。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座谈会”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座谈会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宋云彬在日记中说:———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第119页)

  ———教育座谈会今日第二次开会,不去出席,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第121页)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第125页)

  ———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第128页)

  尽管如此,参加座谈会毕竟是一种政治待遇。因此宋云彬对此也比较在意。有一天他和叶圣陶、傅彬然同时接到通知,说下午五时要开座谈会,后来又通知会议改期,他便和傅彬然去游天坛,没想到他们一走,叶圣陶就被接去开会。类似的不信任时有发生,使他觉得“北平非久居之地”。(第116页)此外,他对有些人来到北平之后,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第126页)非常反感,与此同时叶圣陶也有“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第125页)之意。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从沈阳到北平”一章中,也写了许多“意外的烦恼事”。这些“被误解”、“受屈辱”的事情和宋云彬的感觉、遭遇,可以作为柳亚子牢骚满腹的旁证。

六、牢骚之四:“司农仰屋”、“干部乏材”……

  柳亚子“因病”休息后,还做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他以南社和新南社的名义,于4月16日在中山公园举行联合雅集,二是由他筹备组织的文研会于6月26日在中山公园成立。关于前者,尽管有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但是当局并不支持这种活动;至于后者,从宋云彬于第二天写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文研会成立也是柳大发牢骚的一个例证。由于这是一封鲜为人知的信件,有必要将它摘录如下:“(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第136页)宋云彬在日记中录下此信之后还继续写道:”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但是,由于亚老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特别是”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

  此外,宋还对柳亚子屡发牢骚的后果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不仅容易使朋友们因为怕受牵连离他远去,还会让经常收到他的抗议书或介绍信的领袖们疏远他。这样一来,又会使他牢骚更大,心情更坏。(第136至137页)

  信写好后,宋云彬征求叶圣陶的意见,叶“连称好极了”之后,才以挂号信寄出去。

  事实上,在这一年,文研会无疾而终,中山公园的雅集也成绝唱。

七、牢骚复牢骚

  四天以后,也就是1949年7月1日,宋云彬收到柳亚子的回信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接柳亚老复函,谓‘辱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7月4日,宋又收到柳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据柳亚子《北行日记》,周恩来与他长谈,是在6月28日下午。晚上周在听鹂馆设宴,张友渔、徐冰等人做陪,柳“颇有醉意”(《柳亚子选集》第1207页)。7月8日,宋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末附有一诗: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

  7月21日,宋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和诗,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首《口号答云彬》: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

  尽管如此,柳亚子的牢骚并没有结束。三天后,宋云彬去颐和园看望柳亚子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这种状况对于快人快语的柳亚子来说也许比较痛苦,但宋云彬却说:“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第143页)

  此后,虽然宋在日记中很少谈到柳亚子了,但还是能看到柳的一些情况。比如1950年7月23日有“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第201页)的说法,到11月19日又有“亚老近来又大兴奋,喜管闲事”(第211页)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无论柳亚子怎样发牢骚,他的境遇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常常劝阻他发牢骚的宋云彬,却于1957年在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时被打成“右派”。这或许是1958年柳亚子逝世时,宋云彬在日记中没有留下什么记录的原因。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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