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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自传

2024/5/15 3:17:46    作者:  柳亚子 来源:     【字 号:  】   点击量:4003

1887年阳历5月28日(即旧历丁未年闰四月六日),生于江苏吴江县分潮流域北舍区大胜村。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名人权,号亚卢;再改名弃疾,号亚子;现在便把亚子当作统一的名号了。我的家庭,可算是一个文学的家庭。从高祖起,好几代有诗文集行世。我诞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了,但曾祖父却健在,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爱我的,他俩是一对好心肠的老人。祖母寡居善病,常年在卧榻中,对我的感情也很好。父亲是一个秀才,研究过说文和文选,对于文艺有相当的认识。叔父是研究算学的,书法和酒量都很出名。母亲也略通文字,极爱我,却管教得很严厉,唐诗三百首和《中庸》、《大学》等,都是她自己教我的。

1898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大变动的一年,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时代。我此时是12岁,已能做五七言的旧体诗,和写洋洋万余言的史论文字了。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状况变化得很厉害;一方面又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地方治安不能维持,乡间很多抢劫的事情。于是父亲便搬到同县的黎里镇上居住。以后就变成了黎里人。戊戌政变对我颇有影响。因为父亲是赞成变法的,所以我写的文章,也就惋惜谭、林,希望康、梁,而痛骂那拉后了。1900年,义和团事起,全镇的知识分子都表同情于扶清灭洋,但我和父亲却从所谓维新党的立场上,绝对反对他们。(在现在讲起来,这种立场当然也是很幼稚的。)1902年,我考取了秀才,思想却渐渐变化,从维新走上了革命之路。1903年,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认识了章太炎、邹威丹。威丹的《革命军》,还是我和蔡冶民、陶亚魂几个人拿钱出来帮他出版的。为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内讧和分裂,我是括在中国教育会方面的,便也辍学返乡。不多时,《苏报》被封,章、邹入狱,爱国学社也瓦解,这是我精神上很苦闷的一个年头。1904年,到同县的同里镇自治学生社去读书,一住两年。1906年,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学化学,未毕业,认识了防陶遗、高天梅、朱少屏,被他们拉到健行公学去教书,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又编辑《复报》,在日本出版,寄还上海发行。到旧历中秋,外边风声很紧,说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拿人,封闭学校,一方面又因为闹恋爱失败,。于是我就逃回黎里,和我现在的妻子郑佩宜结婚去了。这样,便结束了我20岁以前的生活。

在家里读了几年旧书,终于静极思动,1909年,和陈去病、高天梅两人发起了南社,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明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象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不过我个人,在当时,一方面崇拜人权论,自称为亚洲的卢梭了,一方面又受刘光汉《天义报》的影响,颇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铲除贫富论,已不是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能够范围我的思想了。1911年,武昌革命军起,我在上海,做了革命的旁观者。1912年阳历元旦,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雷铁蓬拉我去当秘书,终于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不到三天,就托病逃还上海。这时候,我父亲不赞成我在上海住,对于经济方面,接济很少。我不得不自己去找饭吃。靠了朋友的介绍,做过了《天铎》、《民声》和《太平洋》三个报馆的主笔,在《天铎报》署名青兕,反对南北议和,排击北洋军阀,风头最健。后来南京政府取消,孙中山先生退位,我觉得憋不住这一口鸟气,索性“沈饮韬精”,和苏曼殊、叶楚伧鬼混在窑子里过日子。这一年的夏天,还到黎里,阳历8月4日,父亲就去世了。家务的麻烦,幸亏由叔父照顾着。1913年,我忽然醉心于新剧运动,和冯春航、陆子美交际,出版了《春航集》和《子美集》。但不到几年,子美夭折,春航脱离剧界,我对于戏剧的关系,也就此终止。1918年,叔父去世,着我照顾他的家务。他家不住黎里,另外住在吴县的周庄镇。我常常来往两地。我还有一位姑母,是和我从小就最讲得来的。她住在同县的平望镇,我也常去望她。这时候,我还在搅南社,但搅得也有点厌了。后来社中起了内讧,我便辞去主任之职,洗手不干。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还加上其他的挥霍,渐渐觉得有“床头金尽”的感慨起来。1923年,思想又起变化,和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新南社,我做社长,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出版过一册社刊。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我以同盟会会员资格,重新加入,成立了吴江县党部。1925年,成立江苏省党部,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仍负管理江苏党务的使命。这一年的5月,我去广州,出席二中全会,觉得印象不好,很不高兴,同时接着了家里的电报,说母亲在生病,于是就还到黎里,决定了消极的计划。双十节前后,孙传芳要抓我,又逃到上海来,改姓名为唐隐芝,埋头做苏曼殊的工作。这样,又结束了我40岁以前的生活。

1927年,国民革命军到达东南,我却为了特殊的关系,谢绝了武汉、南京两方面江苏省政府委员的任命,在5月15日那一天,亡命而去日本。仍用唐隐芝的假名,和西京名画家桥木、兰雪一行人,往来酬唱。《乘桴集》一卷,就是当时的产物。后来又转往东京,住在市外北多摩郡武藏野村井之头公园旁边的三间小楼内,自己挂了一块小木牌,叫是“乐天庐”。同住在那儿的,佩宜以外,有女儿无非、无垢俩。我的儿子无忌,那一年毕业清华,放洋赴美,也在这乐天庐内留住了两个月。异国的家庭,总算有所安慰。后来宁汉合作,国内空气对我渐渐了解,1928年的清明节,我就还到中国来,仍在上海居住。从此一住五年,以后将成为上海的市民了。

关于我的著作,有旧诗几千首,文言文几百篇,语体文几十篇;但除《乘桴》一集以外,都没有时间来整理印行。我编辑的书籍和刊物,有《复报》1至11期,《南社诗文集》1至20册,《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邵亚云流霞书屋遗集》、《陈锐厂诗文词集》、《宁太一遗书》、《庞檗子遗集》、《陈勒生烈士遗集》、《孙竹丹烈士遗事》、《春航集》、《子美集》、《迷楼集》、《乐园吟》、《迷楼续集》、《吴根越角集》、《新南社》社刊、《新黎里》半月刊、《三五》半月刊、《曼殊全集》、《曼殊余集》、《曼殊遗迹》、《张秋石女士遗文》、《女弟侠侬遗文》、《女弟英侬遗诗》等,共计二十余种。没有出版的,内中也有五、六种吧。

平凡而落伍的我,在世上虚生了46年(照中国旧习惯计算),本来那里有做自传的资格?承神州国光社编译所的不弃,厕我于中国现代名人之列,要我写一篇自传出来。我起初写了篇文言的,恰值无忌从欧美还来,给他一看。他说这是行述,不是自传。于是另起炉灶,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究竟象自传与否,我也不得而知了,恰值无忌从欧美还来,给他一看。他说这是行述,不是自传。于是另起炉灶,写成这一篇语体的东西,究竟象自传与否,我也不得而知了。

1932.9.15于上海

(原载《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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