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敌空袭下，疏通线路

父亲在南口坚持到不得不撤退的时候，让家在附近农村的工人回了家，带着非当地人的厂、段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及其尚未离开的家属，还有一岁的小妹和奶妈等人，用几辆大卡车载着，往西经张家口到山西大同。那时大同尚未沦陷，他们一行到了大同之后，该怎么办只得由各家自己决定了。父亲把大家稍作安顿后，便南下到南京交通部催饷，顺便带了奶妈和小妹到南京，然后托人把她们送到母亲身边。父亲到南京后不久，华北一些重要城市逐一沦陷，他也就没有可能再回去，便留在了交通部。在“八. 一三”沪战进行正酣、敌机频繁对沪宁铁路进行轰炸之际，他有过一次壮举，现抄录他在北方交大机械系欢送退休教师会上的讲话稿中关于此事的描述：

有一次日军飞机对沪宁铁路线狂轰滥炸，在苏州车站正线上炸毁一台机车，不能通车已有两天，南京铁道部很着急，要求派人去苏州处理。当时我刚从平绥铁路撤退下来，对于敌人非常仇恨，胆子也比较大，我自告奋勇，接受使命。夜里从南京出发，不料到了离开苏州三十二公里的浒墅关车站天已大亮，敌机已开始轰炸，我从浒墅关步行，于中午到达苏州，同铁路局负责人商量，由于没有吊机车的起重机，决定用氧气割断机车的遥连杆。经过工人一夜努力，终于把机车起上来，上下行车疏通了。

当时我拍了三张照片，一张是浒墅关车站被炸的情况，一张是沿路伤兵车被炸的情况，一张是苏州站机车被炸的情况。这三张照片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我把三张照片保存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现在即将退休，我把这三张照片献出来给学校保存。

试想这需要多么大的机智、勇气与能力！为了保卫祖国，同仇敌忾，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父亲称得上是个英雄！这几张小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退回来后我们才初次见到。1985年他去世后，我应《吴江文史资料》之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把他复印的苏州站机车前的照片也送给他们了。这篇讲话稿连同那张照片一起登载在《吴江文史资料》第四辑上。

  父亲随政府从南京节节西撤，曾任湘桂铁路工程司。这期间我们在上海租界，至今对他这一段的情况一无所知。不久，他被调任西北公路局副局长，路局设在兰州。

  三、西北高原，战略要地

西北公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是我国重要的大动脉。战争初期，我国沿海港口尽失，乃开拓了这条自苏联土耳其斯坦经新疆至我国西北的公路。苏联的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条漫长的公路运抵我大后方。虽然在西南还有一条滇缅公路，但通过滇缅路运入的战略物资始终远远不抵从西北公路运入者。以后滇缅公路中断，就只有这一条通道了。有一次，由于中国汽车轮胎来源断绝，经他主持在印度买了两千套轮胎,先运到克什米尔的首府斯林那加，由新疆省政府派驮马翻越海拔五千余米的喀喇昆仑山去装运，再循原路押回南疆叶城换装后运回兰州。他是准备亲自赴叶城接运的，后来因为接受了赴美考察的任务，乃由马家驹先生前往。马先生历尽风霜，往返数千公里，走了127天才将这批战略物资运回兰州。可见那时他们完成任务是多么艰巨。父亲去世后，马先生写给父亲的挽联中的上联：“情谊比师生，怀往事，我出阳关，执手临歧，恍同隔世”，即指父亲送别马先生的事。父亲在西北公路局副局长任上五、六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四、派往美国，考察铁路

  到了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有鉴于战后建设需要大批与世界新技术接轨之技术人材，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出资，中国政府选派了两批技术人员赴美参观考察，各为期一年。第二批交通组有我的父亲。

  派出国的人必须在国民党办的，由蒋介石亲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受过训。父亲于年末即赴重庆受训，为时大约二至四个星期。待到各项手续办下来，再辗转换机，搭乘轮船，比及到达美国已是1945年4月下旬。

  父亲的学长和好友陈广沅正担任“联总”远东司副司长。他初抵华盛顿特区便和陈见了面。

  父亲在美国接受了铁路、交通事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也看到了美国全国上下一切为战争的积极景象，感到十分充实。

  这年5月8日德国投降，美、苏得以腾出手来加强对日本的进攻。到8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投降了。这时，中国为了配合“联总”的工作，在行政院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同时成立了储运厅，计划在上海、广州、大连、天津、青岛、汉口等主要港口城市建立储运局，接受和分配联合国的战后救济物资。陈广沅被任命为储运厅长，他需要有一批得力人手来迅速支起这么大的一个摊子。他和父亲熟悉，希望向交通部借他两年，来担任其中一个局的局长。  

  父亲一年的考察期才进行了四个月，战争就结束了。国内各界大佬纷纷飞回原敌占区接收，抢滩登陆。近水楼台先得月，有限的几条铁路的高层职位很快分配完毕，远在国外的父亲只能望洋兴叹了。他只好接受储运厅长的聘请，并选择了青岛储运局，于九、十月间回国，到那儿去当局长了。

五、指天归义，志明日月

  1947年末“行总”结束后，交通部成立了一个单位叫储运总处，接管储运厅的业务，任命陈广沅为处长，父亲为副处长。陈一直没有赴任。以后父亲便被任命为处长（总处为局级）。总处设在上海，我们家住在愚园路601号储运总处的宿舍。这是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一共住了四家。我们和副处长张元纶合住二层。他们住一大间。我家人口多，住一大间一小间。共用餐室、厨房。这时我已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下一年四月，上海解放。在此前家中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与生死搏斗，远在北京的我毫无所知。

  父亲是准备不走的。北京被围困之前不久，他曾给我写信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解放只是迟早的事，叫我安心。他那时不可能对共产党有什么了解，猜想他会有这么一些考虑：一是他在上海这几年，经历了金元卷风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心惶惶；厌倦了官场险恶，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如今又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则势如破竹，因此得出“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结论。第二个考虑是从事业上的。他因为日本侵略，和其它种种原因，离开心爱的铁路事业已经多年，他总是心有不甘。他有他的专业，并不心仪做官。他觉得不管谁治理这个国家，都需要铁路，需要技术。台湾弹丸之地，一起拥了去，如何能施展抱负？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固然依赖他的能力与勤奋，但机遇也是很重要的。南京政府成立，民国初建，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大批有能力的人得到了一次机遇，在事业上大展宏图。不久由于日本侵略，他们的事业中断。眼看十余年的战乱即将结束，或许会给他带来又一次机遇？

  解放军渡江南下占领南京后，上海一片混乱，关在监狱中的共产党嫌犯和民主人士全部被汤恩伯处决。这位上海警备区司令两次手谕，命令父亲携带交通器材撤退。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人员都时不时的来个电话，叫他走或不要走。他早已准备留下不走，但是，抵制汤恩伯的命令可是有生命危险的。父亲这时又一次以大无畏的精神，做出了决定。他全家搬出了这所大宅子，找了不远处一条弄堂角落里的一套小房，躲了起来。

  处里和码头上的职工不见了处长，骚动起来。时间长了，领不到工资，生活无着。传闻处长跑了，他们要闹事。父亲在一、两个友好知己的簇拥下，来到员工聚集的场所，站在一辆吉普车的前盖上面，向大家说了几句话：

  “大家不要听信谣言，钮某人没有走，也不打算走。大家生活困难，着会计主任打开金库，每人先发XX大洋（银元）。……”

  说完就回到住所。一场风波平息了。几天之后，上海就解放了。

  父亲呈上一份厚礼给共产党。这些交通器材对解放军继续南下作战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原来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来安抚他：“你不要害怕，我们是了解你的。”

  关于这件事，当事人马家驹先生曾著文这样说： 

  钮先生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是国民党交通部材料储运总处处长。这个单位下设天津、青岛、汉口、广州、九龙等储运处；在上海直辖张华浜码头仓库管理处和麦根路仓库，储存着大量交通器材和日本赔偿机器等战略物资，还拥有当时国内只此一家的重型浮吊等起重运输设备（具体数量见铁道部原材料局接管清册）。

  淮海和天津两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末日将临，达官豪阀纷纷作安身海外之计。大概是春节，我到钮先生愚园路寓所去探听他的动向。刚好是南北通邮之后，他接到了长女薇娜从北平清华大学寄回的家信，向他报告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劝他不要离开上海。他当时对我表示，一定留在上海，不作其它打算。可见钮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决绝，是1949年初就打定主意的。

  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懂得这批战略物资和起重运输设备的重要性，曾从台湾打电报给钮先生要他去台湾研究运台方案。钮先生到台湾走了一趟，很快就回到上海。他不仅不考虑怎样把这些物资和设备运走，相反却安抚职工，编造清册，作完整地向人民移交的准备。

  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广州的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曾电令钮先生携带材料储运总处的公章去广州，钮先生不去，让副处长张元纶去了（因为张元纶与军统特务余乐醒关系密切，具体身份不明，让他去广州，是调虎离山之计。此人于解放后不久回到上海，听说就自杀了）。与此同时，汤恩伯又拨大批黄金作运费，下手令给钮先生，要求立即把库存物资和重要设备运往台湾。钮先生甘冒杀头的危险，虚与委蛇，与少数人暗暗策划，故意装模作样，把一部分物资从仓库搬到靠在码头边的驳船上，以示敷衍；其实这些驳船吨位既小，本来没有动力，是出不了海的。

  上海张华浜码头临解放的时候因为国民党残军争先上船逃命，曾发生激烈火并，驳船受到波及，所装物资有些损失，但绝大部分是完整地交给人民的。这批物资中有不少立即用于抢修被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破坏的铁路和通讯设备，起重运输设备也发挥了有效作用，像用起重量100吨的浮吊于抢修沪杭铁路石湖荡大桥，缩短了工期，有助于南下大军迅速挺进，是当时社会所共知的。……他的行动完全出于自觉，这种甘冒杀头的自觉行动，只能出发于他当时能够审时度势，向人民靠拢的思想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父亲去世后马先生写的挽联的下联：“去留明日月，忆当年，公辞南海，指天归义，不负吾民。”就是指的这件事。

  六、卅年一日，献身教育

  不久，他应聘到北京北方交通大学任教授。从此以后，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就没有离开过这所大学。

  我们又一次佩服父亲的勇气。勇气源于能力与信心。他得有二十年没有摸过技术课本了，如今要重新拾起那些应用力学、机车牵引，对于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来说，怎么着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在开头几年里，他几乎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觉。

  他热爱铁路事业，喜欢北京，十多年前，远郊的南口曾留下他光辉的业绩。由于日本的侵略，他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铁路。如今在暌违了十数年后，终于又回到钟爱的事业上来了。他内心因之十分愉快，盼望下半生在铁路教育战线上再创辉煌。在第一年中，他一面教课，一面担任代理教务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备课中。还曾经参加“土改工作队”，赴广西玉林地区参加“土地改革”。

  然而时隔不久，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使他这个在旧政权下为铁路建设和抗日战争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难以避免地成为“老运动员”，一次次地接受审查，戴上各种“帽子”，在一个时期内甚至被“管制”。但他却能坦然处之，协助组织查请自己和牵扯到别人的各种问题。在以后的十数年中，他始终积极努力于教学工作，教课、编写并出版教材、担任教研室主任、培养年轻人。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曾给进修的干部开课。这些干部学完后分散到了各地路局担负重任，提起钮教授来，都十分尊敬。在“反右”以后“大跃进”的“开门办学”中，他带领学生走出校门，爬到机车上去实地讲课。他的努力曾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父亲被“隔离审查”了。他们又翻出旧案，怀疑他是军统特务，不相信他在储运总处时在特务堆里能保持清白。大学生们要树立一个自己坦白交待的典型。他们竭尽全力地启发他，描绘了那样一个环境：有什么人参加，谁坐在什么位置，在那儿他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他们还说，国民党派他潜伏下来，内定他为反攻大陆后的交通部长等等。他被那些人类似催眠术的“启发”下，自己都糊涂了。事后他对我们说：“我真该死。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他们说得那么逼真，不由得他不承认。倒是没有吃到皮肉之苦。在以后不短的隔离期内，他一直和看守他的大学生相处得很好，他们一起练书法，父亲还送了他一本字帖。

  后来经过外调，幸好解放前夕在储运总处工作的一些地下党员给他作了证明，弄清了他的历史问题。出去外调的人回来后跟他说：“没有那些事，你为什么要承认？”父亲哑口无言。那个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立下的功，没有人提及，非要诱导他承认是特务，这到底应该怪谁呢？

  关于他这一段纠缠不请的“历史问题”，马家驹先生是这样写的：

  原材料储运总处的问题，也就是钮先生在解放前夕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都进行过审查。在“三反”接近尾声时，经原铁道部材料局专员周力同志通知，我曾面聆已故副部长武竞武的一次谈话。他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已经查清。文化大革命清队阶段又提出这个问题，硬说钮先生是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逼供信的结果，受株连者达数百人，遍布于全国，连地下党刘茂森同志（现任铁道部物资总局老工程师）也在所不免。四人帮倒台后，这一大冤案彻底平反，证明钮先生在解放前夕的实际行动决不是对人民有罪，而是立了大功。个人认为，如果能把事实经过公之于世，一方面是钮先生应得的荣誉，一方面正足以说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贯彻。在推动台湾回归祖国、鼓励知识分子坚持四项原则，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四个现代化尽力等方面，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钮先生的这一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多了。健在的也都已经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一旦这些见证人也离开人间，这段历史恐怕就没有机会提起来。因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如实地记录下来，昭告国人，以慰钮先生以及已故参与者的在天之灵。当然我也年近古稀，记忆力衰退，一些具体数字和时间已经难以确指，但是大的来龙去脉还历历如在目前，自信出入不大。好在原材料储运总处的档案听说还保存完好，接管的军代表如张用注、高达明、李绍周、朱子良等同志还在，原材料局局长赖平同志也还在，如果能够对这一段历史作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就更好了。

  七、古稀之年，攀登高蜂

  1969年秋，在林彪的“一号通令”下，父亲随学校撤到河南某地焦（作）枝（城）铁路工地去劳动。

  1971年，我国援助修建的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坦赞铁路即将完工，北方交大奉命为他们培训铁路技术及管理方面的人材，招收来自这两个国家的留学生。该校教职工原在铁路工地劳动，毛主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发表以后，他们选择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办学，就算把北方交通大学安到那儿了。然而把外国人放到石家庄是不可能的，各种条件都不具备，而且那时石家庄市大约还不对外国人开放，因此该校就特别获准迁回北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可就比其它院校幸运多了。教职员工一批批回北京了，父亲在石家庄留守，直到最后。

  那时的中年教师在校时都是学的俄文，能用英文讲课的不多；那些来自非洲的学生有初步中文基础，但是十分不够。父亲的任务便是把一些专门名词和教材要点译成英文，以便于中年教师授课。于是他从到京开始，就忙着翻译工作。

  父亲以古稀之年（这年他虚岁七十）重拾英文，这一点又一次使我佩服不已。他离开学校已经半个世纪，他没有留过学，只是大学本科毕业。他当厂长、局长的时候不会用英文。1950年以后教育一边倒倒向苏联，学校改学俄文，谁也不敢再碰英文。他怎么说拿就拿起来了呢？这只能说明他当年学得扎实。

  这年秋天，他独自一人去香山看红叶，到那儿去畅舒怀襟。他一路攀登，是怀着什么样的豪情呢？

  他一定在想：在这一阵腥风血雨中，他没有倒下；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倒下。如今，他回来了，他要爬到香山的顶峰，在心里大喊一声，龙吟虎啸（他属虎）。

  他还会自豪地想：他以七十高龄，接受新任务，像这爬山一样，攀上高峰。

  他攀登着。遇到一帮年轻人，他们得知他的年龄，看到他坚定的步子，非常钦佩。他们簇拥着他，一路说说笑笑，一起爬上了“鬼见愁”——香山的顶峰。

  红于二月花的漫山遍野的霜叶尽收眼底，他兴奋极了。他还有实力，能够攀登高峰。他暗许心愿：等到八十岁还要再来。

  他给我写信详述了这次攀登的愉快心情。

  八、淡薄名利，安享晚年

  父亲和母亲经历了这场大劫难，平安地回到北京，回到校园里。但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回来的，剩下的房子不多。他们住的是一间朝北的屋子。在北京住过的人都知道朝北的房间意味着什么，由于供暖起止日期和每天的供暖时间都是规定的，一般只在11月中至下一年3月中每天早晨和傍晚供暖，朝北的房间终日不见阳光，其冷无比。这一套三间居室的公寓有一大一小两间是朝南的，住着两家中年教职员，都带着孩子。十来口人共用一间厨房和厕所。出去了几年，北京的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父母亲在这间朝北的房间里住了十年左右，人来人往，都在这间屋里挤着，他从不去计较。后来这套三居室的公寓被一位领导看中，他才搬入了一套60来平米的新建公寓，不再与别人合住了。

  1984年中，父亲退休了。

  退休以前一段日子里，他在忙着审阅一份中年教师写的教材，用他那唯一的一只患白内障的老眼（另一只早在1976年因青光眼手术后并发白内障而失明了）。他审阅得非常认真，指出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还提出有一些段落需要重新写过，哪怕推迟出版。我劝他马虎点儿，别惹得人家不高兴。他说怎么可以？那是要误人子弟的。

  他每天跑图书馆，耗费了几年精力编写的《铁路英语常用缩写词汇》，只在系里的油印刊物上连载过，后来听说已有人在编写并已在铁道出版社挂号，就把他编写的一部分一股脑儿送给了那个不相识的人，不再过问。

  现在退休了，他真的没什么事了。然而他的脑子并没有闲着，依旧在思考着有关铁路教育和铁路建设的大政方针。有一次和我谈到现在高等院校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严重，他说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不利。还有一次谈到火车提速的事，他说国外火车时速已经达到120公里，而我们的快车还只有50公里左右，太落后了。我对铁路建设一窍不通，以为提速嘛，无非是改进机车性能，使它能跑快点儿。他阐述了火车提速是机车、车辆、线路全面革新的系统工程。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十余年后的1995年，我国火车终于开始提速。此后十年内,经过多次提速,现在（2006年）乘坐京沪快车只要一夜（12小时），时速已达150公里。以前特快也得22小时呢！2006年4月，铁道部又出台了新的计划，要在2010年建成时速350公里的京沪特快，全程只要5个小时，这个速度应能与世界接轨，足以慰藉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他和国外的老朋友通信，接待着从国外回来访问的老友。遇有因讹传对新中国不利的事情，他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澄清。有些老同学邀请他参加在美国召开的交大校友会，被他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年迈已不宜远行，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他经常是坐在他那张旧藤椅上，不时地往右眼中滴两滴“白内停”。每到星期天上午，他就那样坐着，望着窗外那条通向校门的路，希望我们的身影出现在那儿。母亲把饭菜做好之后，也坐在书桌前用扑克牌算卦，盼着我们来见个面，谈谈彼此的情况，吃顿饭。这是两位孤寂的老人一个星期中最为开心的时刻。

  九、慈祥与爱，留在人间

  退休无事，他总要找机会出去走走；他的糖尿病也要求他有一定活动。但这却种下了祸根。1984年秋天，我们夫妇准备去香山看红叶，顺便坐一次新开通的缆车。父亲知道了，也想出去散散心，偿还七十岁时许下的心愿。我们二人乘缆车上了“鬼见愁”，父亲在下面等着。然后又一起登上碧云寺，瞻仰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塚。父亲一直表情肃穆，沉默寡言。他应该想起他护送孙先生灵柩时的情景，那时他正青年有为，意气风发；他一定在回想他七十岁时的攀登，那回他和一群年轻人一起，登上了鬼见愁；他或许还在想：这次怕是今生最后一次到这来过多少次的地方，看这红叶，上这碧云寺，瞻仰这位伟人的衣冠塚……。

  下山时在那磨得没有棱角的砖砌阶梯上，我还没来得及扶他，他就滑倒了。惊动了附近的人一起帮着搀他起来。总算万幸没有伤着筋骨。

  那时的交通，除了公共汽车外别无他选。我们只能搀扶着他挤上一辆公共汽车。

  这是他第一次摔跤。

  后来又有一次。他独自到前门不知办什么事，在马路上跌了一跤。

  一二不过三，老话总是有道理的。

  1985年1月的一天早晨，他去取牛奶（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订的牛奶就得每天早晨自己上一个集中的奶站去取）。正是上班之前路上拥挤的时候，天上飘着雪珠子，落到地面的冰上，溜滑。父亲一手拄着手杖，一手拎着小网兜，里面装着奶瓶。狭窄的路上开过来一辆卡车，人们避到路边（北方交大校内的道路简陋得没有人行道）。这时，一个妇女推着一辆后座上带着孩子的自行车，从他后面把他撞倒了，他结结实实地坐倒在冰上，造成股骨胫骨折。

  医生说像他这样高龄，做手术有一定风险，但不做手术则很难恢复，也许要永远坐轮椅了。他自己选择了手术。

  在家中等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他谈的却是另一些事。他要我替他去参加吴江县来京召开的“振兴家乡经济促进会”。他拿出他去年从报上看到并仔细抄在笔记本上的关于建立太湖风景区的决定，高兴地说，这正是他的愿望。1983年家乡召开小城镇研究会，他写了一封信去，对如何建设好家乡提出建议，其中就有关于建设太湖风景区的。这封信发表在《松陵研究》第九辑上。现在他又有了新的设想，就是修复苏嘉铁路，再从无锡或常州修一条铁路经宜兴到浙江长兴，以后再修通环绕太湖的铁路。这样一可以减轻沪宁线东段的压力，二可以进一步开发太湖风景区。他叫我一定把他的意思向会议转述。

  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的时刻，他还在如此细致地考虑着家乡和国家的建设！

  入院后，他先住在一间有七、八个人的大房间，做术前检查。病房里都是等待手术的人，有的能够下地走动。一个年轻人吵吵闹闹，对医护人员不满，他把那人叫到床边，耐心地开导，并劝解他遇事也要为别人考虑，护士一天忙忙碌碌，都不容易。那年轻人后来一直很尊敬这位老爷爷。同病房的人见他这么大岁数了，躺着不能动，还那么关心人，都非常感动。

  术前检查心电图有些不正常，医生认为关系不大，仍按原定计划2月11日进行手术。

  应该说手术是成功的，没有太大痛苦，伤口也恢复得很好。术后换了一间小房间，原住二人的房间现在挤了三张床，两床之间只能放下一张方凳。以四弟我（是特为从外地请了假来照料父亲的）为主和女婿们夜间轮流在医院照料，白天则是我们姐妹三人轮流请假来陪床。父亲术后虽然伤口恢复得很好，但胃口一直不好。医生让他起来活动。有一次小妹夫妇和我一起扶他起来，一会儿他就说头晕并有点恶心。我们这些“医盲”还以为这是躺久了的缘故，并未想到心脏有什么问题。医生们说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考虑出院了。他自己也很高兴，说这是“八十三岁学走路”。他准备送给医院一面锦旗，亲自写下几个字： 

  感谢   北京XX医院

    X主任及骨科全体医护同志

       医术高超，医德良模！

          北方交通大学钮泽全   一九八五年三月 

  一面锦旗已经做好，准备在他出院时献上。

  一星期前，我向他转述了我儿子大雨的来信：大雨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留学一年多，取得了优异成绩，新近获得全校最高奖学金，并允许免修硕士学位，直接攻读博士。父亲非常高兴，他对前来看望的我的小女儿说：“你哥哥从小就跳班，现在留洋了还是跳班。”

  他心理充满了欢愉，等待着出院回家，重新站起来。3月3日，是个星期日,我们都去 看了他。5日四弟照料之后回到家里，没去值夜。大家都欢喜地准备着明天接他出院。

  谁能料到等来的却是噩耗！

  半夜里，医院里一位值班医生来到家里（家中还没有电话），说父亲出现异常情况，把四弟叫走了。到那里才知道，他其实已经停止了呼吸。原来这几日他都没有很好休息。里面那张病床上一个做牵引的老人，因为难受日夜不断呻吟，已经好几天了；外面病床上一位工人刚做完手术，整夜家人络绎不绝，陪伴在侧；他挤在中间，无法合眼。他一向待人容忍宽厚，不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何况他心中正充满欢乐呢？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出院回家了！然而他那有问题的心脏怎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就在旁边病人家属来回忙碌的时候，他忽然呼吸急促，昏迷过去。那位病人的家属叫来医生，经抢救缓解过来了。没过多久又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这个变故来得太突然了。大喜变成大悲，令人无法接受。恍惚中总觉得他还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慈祥地谈笑着，怎能相信那充满欢愉的心会突然停止了跳动！

  父亲就这样因心肌猝死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他如此热爱的世界。

  我和小妹一起到民族学院找到费孝通教授（费老是父亲的同乡与世交）的家里，送上讣告，请费老题词。费老挥笔写下“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的挽辞，并为遗体告别签名册的封面题了字。后来费老亲自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许许多多白发苍苍的老友来到八宝山，为他的去世失声痛哭。前来告别的三百多人，把大厅挤得满满的。

  远在国外的他的老友、学长陈广沅先生写来挽联：

  四年同学，八年同事，六十年订交，四十年未见一面，忽然永诀，涕泗交流不已；

  千古烟云，万古烟雾，一百世凝聚，二百世变幻无常，轮回再造，湖山风月依然。

曾经长期和他共事的马家驹先生送来挽联：

  情谊比师生，怀往事，我出阳关，执手临歧，恍同隔世；

  去留明日月，忆当年，公辞南海，指天归义，不负吾民。 

  他的同窗好友王羽仪流着泪为他画了一幅国画：一枝苍松；题辞“万古长青”。

  学校写的讣告对他解放后的教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可以安眠地下了。

  父亲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前辈文人的气节，又在旧学的基础上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他们是中国极其杰出的一代，是中国由列强宰割下的封建社会迈向新时代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是国家建设的顶梁柱。父亲在工作上的敬业精神，在强敌压境时的大无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机智，在艰巨任务面前的勇往直前，无不说明他不愧为他们之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