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下的平望商业

  1937年12月，平望日伪维持会成立后，先组织人员收尸，后劝诱外逃居民回镇，声称凡平望居民只要向维持会领取“良民证”，就可凭证在平望自由出入。自此，外逃居民纷纷返回。这样，平望镇居民就逐渐多起来，并有了商业活动，但绝大部分还走避在外。回镇的商店，最初怕日军骚扰都在靠近维持会一带设摊开店（启昌弄至泄水桥），寥寥无几，有歇脚茶店，充饥饭店，烟杂小店一爿和一些零星香烟杂货摊贩。

  1938年春，平望社会秩序渐趋安定，外迁店商感到长期在外谋生终非良计，陆续着手回来开业。平望商业自泄水桥逐步向东发展到西塘街，延伸至扇子街和南大街宁泰坊（太通桥至姚家弄）。同时，镇北乡脚很大，农民出入日众，北河西街（自石家港桥至北木桥）和北大街北段纷纷设店。1939年4月，苏嘉铁路整修完毕通车，平望水陆交通要道，信息灵通，对商业有很大优势。那时，外迁在黎里的商店除个别已立足黎里外，都连续迁回平望，很多商店在废墟上搭建房屋重操旧业。从而，镇南商业自姚家弄向北发展，镇北商业向南发展，南北两条大街除有零星瓦砾空地外基本连接。但商店的规模和市场销售与战前相比。大有逊色。商业的兴立，带动了居民的回镇，除部分定居外地外，回镇有1000多人。

  沦陷时，十里三卡，商店货源奇缺，加上日商开设小岛洋行，垄断五洋百货棉布经营业务，商店受到一定的影响。有些商店只得依靠“跑单帮”从上海、苏州等地贩运零星货物作为补充。他们风险大获利厚，众相仿效，“跑单帮”日益增多，商品交易五花八门，平望市场一片虚假繁荣。

  平望米业历来最为兴旺，是全镇的主要商业。但受日军侵扰，损失惨重。沦陷时期，较大米行都无力复业，先后只有10多家米行开业，由于资金不足，业务不大，利润甚微。1941年日军开始清乡，交通受阻，地区之间粮价差距较大，外运销售其利较厚，粮食市场开始活跃。加上1942年起日军为支撑侵略战争，向农村强行征购军粮，由米行代购和加工，行家可以从中渔利。从此，米业蒸蒸日上，西塘街和东溪河二地米行林立，最多时有20多家。每家经常装运白米外销，竞相经营，甚至个别行家为了争夺货源，雇船至镇外设庄收购。每天来镇粜米购物的农船塞满市河。米业的畸形发展，使全镇酒酱、南货、棉布、百货和其他行业相应得到繁荣，并出现新店开张，范围较大的有达隆酱园、升罗庄南货店、大华绸布号、三利百货店、得禄斋糖果店等。特别酒酱业的酿造业务迅速发展，最盛时有6家酒坊制造黄酒、白酒运销上海等地。

  平望是苏、浙、沪交通要道。沧陷期内，平望设有江苏省竹木专税、江苏省纸张专税、江苏省箔类税和其他征收机构，凡物资过境，都得停留办税或受检查，少则1天，多则数天，对平望商业不无裨益。特别浙江毛竹是一项庞大的物资，它是靠水上撑运，大的竹排有长达数里，都须经过平望运往上海、苏州处地。毛竹是数量大、利润好，省、县日伪军警十分重视竹排过境，都千方百计来平敲诈勒索。远近竹商都云集平望采取各种手法与日伪军警接触，使竹排顺利通行无阻。在此情况下，平望的旅馆、茶馆、菜馆成为双方联系场所，立时蓬勃兴起，五步一家，十步一户。就拿旅馆来看，最盛时较大的先后有群乐、东方、平望、远东等四家。当时，旅馆通宵达旦，菜馆高朋满座，茶馆茶客盈门，盛极一时，加上烟馆林立，市场一片乌烟瘴气。

  平望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南宋以来至太平天国止，遭受兵燹之灾经历5次兴毁。每次由毁而兴均须数十年始得复苏起来。在日伪统治时期，平望虽凭借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使商业呈现一时繁荣，但与抗战前市容相比，截然不同。抗战前，全镇大、中型商店居多，沦陷期颠倒过来，变成小商店居多，主要是大中商店受灾惨重，无力复业。抗战前，全镇闹区店铺肆市鳞次栉比，熙熙攘攘，沦陷期商业发展有限，南北大街尚有少数空地未曾建屋设店，有损观瞻，呈现萧条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