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丝织巨镇

盛泽

盛泽镇是明朝中叶以来专门从事丝织业生产和交换而逐渐兴起的市镇。该镇始名“青草滩”，春秋时为吴地，相传为宋代盛氏之封邑，故名“盛泽”。“宋元以来，居民尚少”。[1]明初，朱洪武课民种桑，盛泽开始有村落，“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时，“居民百家，以绵绫为市”[2]，开始成为四乡丝织品的集散地。此后，盛泽迅速发展，到明末，已成为一个以丝织品生产和交换为中心的新兴市镇。

明清之际，虽经战乱和清军蹂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但由于盛泽镇地处偏僻，因此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清初发展更为迅速，“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3]康熙时，遂成为吴江县之巨镇，“商贾远近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指为第一”。[4]乾隆时，更是“居民百倍于昔，绫紬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者无虚日”。[5]盛泽镇在吴江县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故清统治者在“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遂称巨镇”。[6]

盛泽从明初居民五六十家的村落，发展到康熙时居民万有余家的巨镇，反映了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史实。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外贸易的扩大，国内外对产织品的需要量日益增多，而象苏州、杭州那样的城市中生丝的丝织品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丝织品生产逐渐从城市向农村发展。盛泽镇就是随着丝织品生产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

“绫紬之业，宋元以前，惟郡（苏州）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入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7]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到，盛泽四乡的丝织业是在明熙、宣间发展起来的。“雇郡人织挽”，说明盛泽丝织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来自郡城苏州。经过明熙、宣、成弘间四十多年的发展，盛泽四乡的丝织手工业才逐渐成为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这就是所谓“相沿成俗”。同时，这一时期，盛泽的丝织手工业者，也逐渐掌握了丝织品生产的技术，这就是所谓“土人也有精其业者。”

盛泽四乡发展起来的丝织手工业，一开始就成为商品生产。农家生产绫绸不是自己消费，而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得到一定的收益，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之不足。嘉靖时盛泽已成为一个绵、绫交换的市，商业开始在这一带繁荣。丝绸交换的日益便得，进一步促进了丝织品生产的发展。这样专门从事丝织品生产的“机户”，逐渐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定居到镇上，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

当然，小商品生产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经济，它必然要向两极分化。盛泽早已有了这种分化的迹象，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8]的现象。晚明小说《醒世恒言》中描述了盛泽镇上的“机户”已有大小之别。当时有一个姓施的机户，最初只有一架织机，依靠“妻络夫织”，由于其技术较好，“织下的紬拿上市去，人家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多添银子”，以及“所谓夫妻省吃俭用，尽夜营运”，因此“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开始三、四十张紬机”，成为一个丝织品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这说明，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不仅在苏州的丝织业中，而且在盛泽镇也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手工作坊。但是，明清时期，盛泽丝织业作基本形态是小商品生产。关于手工作坊的记载仅见于小说《醒世恒言》。在地方志材料中，也可以见到有关雇佣劳动的记载。如黄溪机工“其贫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9]又如盛泽镇“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人计，汇集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10]从机工的大量出现，说明盛泽镇也已出现了雇人织挽的手工作坊。

盛泽镇不仅对出产精致的丝织品著名，而且还是一个丝绸集散地。

盛泽的丝织交换，始于明嘉靖时，“以绵绫为市”。当时作为丝织品集散地的还有附近的黄溪、新杭等地。但这些地方后来都逐渐衰落了，丝织品的集散完全集中到盛泽镇上。盛泽地区的丝绸产品日益吸引着各地的商人，“紬绫罗纱绢不一其名，京省外国悉来市贸”。[11]到了乾、嘉年间，更是“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辇金至者无虚日”。这说明盛泽的丝织品在当时已运销全国。各地商人不辞千里纷纷来盛泽贩卖丝织品，而要算山东济宁商人（俗称北客）和安徽徽宁商人居多。“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由盛泽镇尤汇集之处也”。[12]这些商人为了便利客商，在镇上建有徽宁会馆、济东会馆等。嘉庆二十二年，重修任城会馆时，山东直隶州济宁州捐献修造费的商号就有四十八家。[13]镇上丝织品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四方商贾来收卖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平，路途无伫足之隙”。[14]

盛泽镇丝织品的交易最初控制在中间式的牙行手中。明末盛泽镇上“两岸的紬丝牙行，便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应紬匹，俱到此上市”。[15]牙行是一种收取佣金的中间人。各地商人到了盛泽镇以后，就委托牙行代为收购。随着丝织品贸易的日益发展，有些牙行逐渐向紬行过渡。紬行除仍经营代客收购的业务外，本身有一定的资金，直接从事购销业务。紬行自行收购丝织品，经过炼、染、整理，候外地商人来选购，或自己直接行销全国的各大城市。在紬行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清初开始有了同业组织——绸业公所，主持人称行头或董事。绸业公所的建立，保护了新兴商人的利益，团结绸业同人，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如康熙五十年，“郡豪借普济堂名、私税一镇紬匹，设柜按日敛钱，是时行头范秉如、汤维柱、戴起瞻等奔控抚宪，立饬禁止，其患遂息”。又如“乾隆五十三年，县胥籍稽查剿类名色，令紬、绫各行按月填报为累，亦经行头陆惠中等控府饬销。此与前事皆扰商民之弊政”。[16]

从盛泽镇丝织手工业和丝织品交换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动向，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在苏州这样的大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而且在新兴的市镇上也开始出现了。而且随着经济上的变化，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明万历时，士人卜梦熊在《盛川题景记》中介绍盛泽镇的这种变化时说：“宋元以来，夙言安堵，我朝九有甸奄，民俗淳庞，市弗贰肆，狱无典犯，男耕女织，用享用二簋，屠日不能毕一豚。…………迨嘉、隆间，日繁民齿，声文过昔。（万历时）若夫民俗淳庞，浸浸变矣！屠沽盈市，博饮日兴，下人衣纨袴，游子挟娼饮云水，优俳重为民蠹，兼以赋税之繁盈、官盐百摊之增益，民亦苦于不支”。[17]在乾隆《吴江县志》中也记载着这种变化：“邑在明初风俗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屋，衣服器皿不敢奢侈，……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份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由于商业和丝织手工业的发展，重商思想抬头，盛泽“其俗尊商贾，贱文士，豪侈喜夸，争通货利”，“人情趋利如弩，摩肩侧颈奔走恐后”。[18]

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正在循着自己的轨道逐渐走向衰落。

［１］、［９］道光《黄溪志》

［２］嘉靖《吴江县志》

［３］、［６］光绪《盛湖志》

［４］康熙《吴江县志》

［５］、［７］、［８］乾隆《吴江县志》

［１０］、［１１］、［１６］、［１７］、［１８］乾隆《盛湖志》

［１２］《徽宁会馆碑记》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４４７页

［１３］、［１４］《碑刻资料选集》第４４５页

［１５］《醒世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