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留芳圃”

访杨千里女儿杨德

父亲的遗存和心灵的丰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着她，她因此而不孤寂———

　　杨德拿出父亲在桂林“留芳圃”制作的扇子 

 　　杨德翻译的部分作品 

 　　和表哥费孝通（右二）在一起（资料图片） 

　　珍藏着的至真记忆

　　北京市内西四北大街毛家湾因林彪、叶群居住过而闻名。20多年前，杨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安排下，住入了毛家湾的一个小居室内。此后，她一直生活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

　　杨德的家很简单，进门是厨房间，紧接着是一南一北两个大小房间。杨德说，母亲晚年时，她把母亲接到家中，北边小房间就是母亲住的，10年前母亲过世，屋里就她一个人了。

　　她带记者走进她的房间，这里珍藏着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最深记忆———

　　东边墙上挂着一个镜片，内书“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力行之……”等字，床头玻璃书橱内，还有“定生慧，德永志之，老父”几个字，杨德告诉记者，那是父亲留给她的两处墨迹，此外，陪伴她的还有她结婚时父亲刻给她的两枚印章。那张摆放在窗台前的老式写字桌，也是父亲当年泼墨书写时使用的。

　　杨德感觉，和父亲半个多世纪的别离就像是人生的一个接点，对父亲的感觉依然很温暖，恍如昨夜睡梦中的再一次重逢。

　　接着，她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小的“芭蕉扇”，扇面是用硬纸板做的，扇柄是一个笔杆，扇子的一面有一幅画，另一面是一首《清平乐》小令，末尾所署及印章等表明，这是杨千里在1943年逃难至桂林时自制的扇子。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杨德陷入了回忆。

　　“这扇子，是我们住在‘留芳圃’时父亲制作的，词是他作的，画的作者我不记得了。‘留芳圃’是我父亲给他朋友的木楼取的名字。1942年，我们逃难到了桂林，住在吴江同乡唐元芳家中。唐当时经济条件较好，比我们早到桂林，他在七星岩与建干路间盖了一所房子，平房加小楼，全是木结构的。他在那收容了两家逃难到桂林的同乡，我们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的一天，父亲在房子的大门上题写了‘留芳圃’三个字。”

　　杨德的记忆追溯到了1938年。

　　那年，杨德8岁，她住在外婆家。因为日本人入侵，母亲把她接去上海，随后前往香港，与前期已去香港的父亲团聚。记忆中，在香港跑马地生活的前2年是比较平稳的，那时，一些文化知识人士和国民党党政要人都迁去香港，不少人还特别喜欢杨千里的字。有时，杨千里的一幅字画就可以维持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我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突然听到警报声，随后便知道昨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加快对香港的占领，九龙已经沦陷。那以后，我们一家多次搬家，先后辗转到奕荫街、山村道、山光道等处居住。1942年夏天，有人来找我们，起程那天，我才知道，是东江游击队派人来接我们去内地，我们冒充成当地的百姓逃出香港，此后又风雨兼程，半个多月后来到桂林。”杨德说，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总是逃难，两年后，云贵战事又起，一家人便离开“留芳圃”，逃往重庆。

　　杨德用“九死一生”四个字来形容，她说，从桂林逃往重庆的时候，为了避免一家人全部死掉，父亲带着弟弟走一路，她和母亲走一路，那种颠簸山路上的惊悚至今想来依然后怕。

　　那些年月里的教育

　　逃难日子里所受的教育也是杨德难以忘怀的。在桂林的时候，她念的是中山中学，学校就在“七星岩”下，教她书的老师有些是地下党；到重庆时，已是初三的下学期，初中毕业是1945年上半年，中考她考入了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开学初正好抗战胜利，父母带着弟弟回上海，自己因在“南开”念书，未能随父母同行。

　　“虽然我在不断的迁移中读书，但期间有幸得到了名师的教导，特别是‘南开’的教育对我一生都有影响。”杨德说，在桂林时，她的语文老师是秦牧，到了重庆，南开中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丰子恺女儿丰陈宝教她英语，要求严格，这使她在以后的岁月中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还喜欢上了丰子恺的画。

　　1946年，杨德转学回到上海，进入上海第一市立女中读书；1948年，杨德参加高考。她说，那时有“东吴”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她，燕京大学当时是美国资助的，校长是司徒雷登，考虑到学费的问题，她选择了“燕京”。

　　“那时父亲在上海已没有事做，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难期，‘燕京’的学费最少。1948年8月，我去北京上学。那以后，几乎没有再与父亲相见过。”

　　“到了‘燕京’后不久，我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和同学们一起唱《解放区的天》；12月份，北京西郊解放，一个月后，北平也解放了，我又参加了团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和清华、北大的同学一起上街宣传。1950年，我入了党。”杨德说，她在“燕京”学了4年英语，因为苏联专家来援建中国，需要俄文方面的人才，便又在“燕京”学了1年俄语，这5年的大学生活，她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从《红旗》到中央文献研究

　　“毕业的时候，我回了家，发现父亲老了许多，那时，他已70多岁了，在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做特约顾问，就是现在的上海文史馆。”杨德没想到，那次相见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很快，分配通知来了，杨德被分到中宣部创办的《学习》杂志工作。

　　杨德喜欢英文，她曾渴望从事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而在“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工作”的教诲下，她到了中宣部，翻译“联共党史”，翻译《斯大林全集》中的有关篇章。那时《学习》是每位干部必读的政治性学习材料，潜心于俄文翻译中的她，几乎遗忘了钟爱的英语。

　　1958年，反右派斗争开始，随后，《学习》杂志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杨德被调往《红旗》杂志编辑部文教组。就在那一年，父亲杨千里去世，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远在苏州的母亲没有告诉她。“等我知道的时候，已过去好长时间了，那时远望南方，不禁潸然泪下……我永远不能再见我的父亲了。”

　　当时，《学习》杂志的大部分人都去了《红旗》，而这次的任务是批“苏修”，从学习“苏共”到批判“苏修”，这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场大变革，中央以《红旗》为载体，九评“苏共”。那时杨德主要做一些文字的编辑及引文的核对等。

　　对上层建筑的研究历来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伴随着“文革”的来临变得愈加沉重。1967年，在“自报公议”中，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陈伯达对杨德大肆批斗、迫害，杨德用“快要自杀”来形容当时的境况，2年后，她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偏远农村。

　　杨德回忆，当时她住在一个贫农家，是土坯子搭的房子，用水靠辘轳从井里拉上来，因为力气小拉不动，她把儿子也带了去，母子俩一起拉水。冬天的时候没有炭火，竹篱笆围的墙出奇的冷，4月份下田插秧，腿冰冷冰冷的，她带去的高统鞋不能穿，“军宣队”不让穿，要她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从那时起，杨德生孩子时落下的风湿性心脏病得到加剧，158cm的她只有40公斤了。

　　1970年，陈伯达跨台，“军宣队”却将消息封锁了，直到1975年夏天，杨德才得以回到北京。

　　“那年，中央政治研究室要一些外文材料，在北京图书馆设立了‘文献研究室’。于光远是我的老上级，我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他的通知，就这样，在我回北京的第三天，便到‘北图’上班了。”杨德介绍，当时和她共事的有很多都是著名人物，像汪衡、巴人等。 

　　1978年，国家出版局（即现在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需要一些著作权研究者，杨德又被调去那里工作；1983年，杨德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是龚育之，那是她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

　　回归她的翻译生涯

　　有件往事总让杨德感动不已。

　　“扶容岛上簪花子，八桂村前快雪书，何意相逢隗市好，亭亭玉立女相如。”这首收藏于《磨剑室诗词集》1641页的柳亚子赠杨德的诗，她说她在40多年后才看到。

　　杨德拿出一封信，信是南社研究者周永珍在1994年3月10日写给她的，信中说：“春节后应柳无非同志之要求，查阅亚老的一首题诗时，看到了亚老赠您的诗，不知您尚存否？……”杨德说，当时信和亚老的诗让她想起了往事。1949年，她在“燕京”上学时住在表哥费孝通家，天天来回于学校与表哥家之间。那时，柳老住在颐和园边，有一天，柳老去探望郑桐荪，两人在路上偶遇。她问候说“柳老伯，您好”，柳老则问：“你是千老的女儿吧？”两人就此聊了片刻，柳老回去后写了这首诗。

　　杨德认为，柳老称她为“女相如”，她自愧不如，与柳老的期望相距甚远。如果说有所成绩，那么在国家出版局时，在汪衡的带领下，大家一起研究英、法等多个国家的版权法规，翻译世界知识产权资料，这为后来国家《版权法》的制定打下基础；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后，她翻译出版了施拉姆的《毛泽东传》。这本历时3年、倾注了她大量心血的译著观点客观、史料丰富，受到了好评。“毛主席逝世后，文献室接受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这一项目，负责人就是著名党史专家、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后来中央又派来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来当组长，还给我派了两名研究生，就这样我到图书馆查书目，请人从香港购回书来，在搜集的大量资料中，施拉姆的《毛泽东传》成为当初研究毛泽东的最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我们全文作了翻译，不删一字，其中的第七、八章的一部分，第九、十章和结束语是我翻译的。”

　　杨德说，那时她才感觉她的英文有用了，这远离了20多年的英语似乎给她生命注入了新生的活力。

　　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原因，1988年，杨德申请了提前离休。她把这以后的自己称为“最后的译者”，她告诉记者，离休以后，只要身体允许，她就想翻译些东西，而这个阶段所翻译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东西。她翻译了《尼克松回忆录》、《难以捉摸的中国人》、《拿破仑传》等，她也翻译《美国性史》、《美国黑人斗争史》甚至是谭恩美的小说《灶君娘娘》等，这些译著有20多本。

　　“受家庭及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用我的知识为国家做一点事，为社会做一点事……

　　“我热爱简单的生活。虽然年少时九死一生，文革时受到冲击，但现在看来，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一朵浪花，只要想到社会的前进，那么即使受到磨难也就不足挂齿了……”杨德谈着她对人生的看法。

　　因为两个儿子不在身边，大部分日子里她都独居小屋，除了学写父亲的书法，她还常常临摹丰子恺的画，在童心未泯中回味着过往风云。

　　（摄影 韦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