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的盛泽缘

  苏曼殊（1884—1918），原名苏戬，曼殊是其法号。我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擅长丹青。这位壮志未酬的诗僧，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数次卧病书函友人，相约柳亚子“如果有痊可之一日，必践尊约，赴红梨一探胜迹耳”。苏书信中的红梨、舜湖是盛泽的别称，故在此指盛泽。苏曼殊，出生日本的广东人，依违僧俗之间，一生“狂歌走马遍天涯”，足迹遍及扶桑、南洋、天竺，奔波于粤、港、皖、苏、浙、沪等地之间，然而，在垂危之际，怀念红梨。由此可见，盛泽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驿站。这与盛泽风景之优美，挚友之真诚以及在盛泽进行学术、文学活动分不开的。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三次来盛，一般苏曼殊年谱记载来盛两次，即1912年冬天，1913年夏天；而柳亚子根据苏之书札，推断还有一次是在1913年春天。

  第一次来盛，苏曼殊是与郑桐荪、沈燕谋结伴而行，从安庆启程，由上海转道嘉兴乘船到盛泽的。途中船逆风而行，他欲随纤夫一起上岸拉纤，结果跌入水中，被人救起。在郑桐荪家中小住几天后，又经过苏州回沪，其间又从驴背上摔到地上。拉纤下水，骑驴坠地虽比不上暹罗远征途中的危急，但毕竟给苏曼殊留下了惊险的一幕。第二次来盛泽，“住有半个月”。第三次来盛，应是6月初。他住的日子最多，长达二十来天，他“偕燕君行抵舜湖”。他和郑桐荪、沈燕谋来到湖田交错，风景幽雅的盛泽，为的是共同编译《英汉辞典》。月底，又移居郑桐荪之兄郑咏春寓处，在苏州乌鹊桥滚绣坊72号，完成《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的合编工作。

  在盛泽，他游览了舜湖和四周的胜迹，“圆明晓钟”、“红梨晚渡”、“锦塘步月”、“目澜夕阳”等，常使他流连忘返。事后，他赞叹“舜湖风景秀逸”，时时勾起他那美好的回忆。江南的锦绣景色，越发激起诗僧对黑暗现实的怨愤，于是觉得美景透示着严冷。在盛期间，他创作组诗《吴门依易生韵》。诗中抒发漫游江南所见所思，深感“垂虹亭畔柳波桥”的凄绝，叹息“淀山湖畔夕阳红”，伤心“暮烟疏雨过阊门”，忧愁“故国已随春日尽”，发出了风雨如晦之中沉重的哀怨和忧国忧民的情愫。苏曼殊的诗作受到龚自珍的已亥杂诗的影响较深，吊古伤今，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用词纤巧，择韵清谐。郁达夫读了该诗后，“觉得清新顺口，读之有味”。体现了苏曼殊诗歌的风格。

  苏曼殊交友甚广，其中吴江籍的不少。他参加南社，吴江籍的社员极多，南社的主要发起人陈去病、柳亚子乃吴江人氏。陈去病，与之“意极可亲”。柳亚子，十二年交谊笃挚，苏曾将文稿等珍爱之物交与柳珍存。费公直，大同学校求学时形影不离的学友。苏赠费印度藤杖，费连夜作一长诗，曰：“自古交情脱宝刀，得此贞木亦称豪”，可见二人交往之深。郑桐荪，在安庆高等学堂时代“亦同寓所，风雨对床”，常一起谈古论今，和诗、赠画，合影留念。在苏身染沉疴之时，柳、郑前往探病，并资助大洋三十。盛泽是郑桐荪的家乡，郑是柳的妻兄。因而，苏曼殊对盛泽有着特殊的感情。

  苏曼殊的盛泽之旅发生在1912、1913年间。这位旷世奇才，身世坎坷，历尽磨难，铸就纵情适性，自由浪漫的性格。虽曾皈依佛门，但当国难临头，他就义无反顾投入民族解放的前沿。他矢志反清，参加“华兴会”、“南社”等革命团体，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袁世凯篡权，理想的破灭，令这位富有“壮士横刀看草檄”豪情的苏曼殊跌入悲沉的泥淖，从而产生了疏离政治的意向，从教、编译成为他的生活目标。第二次来盛的主要任务是编《汉英辞典》、《英汉辞典》，同时，动笔撰写《燕子龛随笔》，还写成了组诗《吴门依易生韵》。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困惑和愤懑的复合情绪，表明他并未忘情于政治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短暂的沉默之后，便是激烈的抗争。结束盛泽之旅的翌月，他就针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猛烈的抨击，被孙中山誉为“革命和尚”。

  八十四年前的5月2日，这位有着浓厚浪漫气质的诗人与世长辞了。他性格上抑郁孤绝与狂放不羁交互并存，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他对社会问题时而激进，时而消沉。这些情绪在盛泽活动期间也有所反映。

  附主要参考书目：

  1、《吴江文史资料》第九辑（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

  2、《苏曼殊全集》（柳亚子编1985年9月出版）

  3、《苏曼殊传》（邵盈午著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