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父唐耕余

  先父唐耕余，又名唐九，自称懦夫。江苏省吴江县平望镇人。生于1890年10月，1977年殁于上海，享年87岁，葬于无锡梅园公墓。

  先父自幼在家读书，及长曾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前身存养书院。他性情善良和平，与人无争；重文化，轻财物；关心国家大事，每日读报，直至老年，具有正义感。又不拘小节，有名士风度。在上海与同乡柳亚相遇，随即加入了南社，入社号为247。

  他热心本乡公益事业，又经常济人之急，如留贫友常住家中。从兄唐伯文（炳麟之父）有困难时，经常助其燃眉之急。伯文之孙仲英，现在美国芝加哥办有13家钢铁厂和其它企业。外甥顾乾麟有困难时，亦尽力相助。顾乾麟经商致富后，为纪念其父在上海建立叔蘋奖学金，为学业优良而家庭贫苦的子弟提供助学金，几十年来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人才。这些虽都属父亲的亲属所为，但在他们困难时，父亲都曾设法帮助过。

  我父对儿女教育，并不重视在校分数名位，主张随其自己爱好发展。如大哥唐长孺，对诗词、历史颇爱好，父亲常与他谈章太炎、朱古微、顾颉刚等人的学问。我曾听父亲讲，读书首先要识字，需知字的来源。他很欣赏顾颉刚的“古史辨”，说夏禹的“禹”字，是一条虫子，实际上是夏氏族的图腾，可见他对每一个字，都要寻根究底，有时还谈及甲骨文、钟鼎文、说文解字等等。大哥在父亲的熏陶下，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二哥唐仲孺，爱好美术、摄影、外语，父亲常与他讨论摄影艺术。我妹妹在校时常在图书馆翻书，我们是同学，分数虽然是我好，而知识她比我渊博。

  父亲对子女及其他人，总是在商量口气下互相谈各自见解，很少生气。我有生以来，只有两次见他打过孩子。一次是我们幼时，晚饭后围着煤油灯玩，弟弟把煤油灯打翻了，火随着火油蔓延，我们惊叫着，父母亲出来扑灭。并每人打了几下，以示警戒。又一次是我打碎了二哥心爱的玻璃瓶，二哥打了我一下，却被父亲看见，即打了二哥两下，并说：“大的不能欺侮小的，不能以强欺弱。”这是父亲在生活中对孩子的教育。

  抗日战争开始，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当时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首先带头捐款，并劝亲友积极响应号召。日寇节节入侵，从金山湾登陆，父亲本拟带全家从湖州山区到皖南避难，但已不及，乃避至莫干山上。当时随父亲避难亲戚有数十人之多。大家商议后，决定下山经杭州至上海，一路上倍受艰难。父亲一家是最后下山，途中遇盗，弟弟受惊发疯。到上海后，父亲不顾全家都在沦陷区，而送二子一女到内地。

  先父亲友中，颇多饱学之士，如蒋孟蘋、金松岑、邓实、郑之蕃、刘承干、刘旭苍、张冲玉等常相往来，讨论学术，谈论前朝典故、佚事，日积月累，充实自己，积累了广博的学识，并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家中略有藏书，如经史子集，还有地方志等乡邦文献。此外文艺书籍也不少，各种话本、小说都有，可惜大部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战前，父亲每年都到南浔刘承干所创嘉业堂藏书楼去看书。刘承干搜集重印各种古籍，先父在此耳濡目染，得益匪浅。

  先父生平嗜好字画、书法、围棋、旅游、养花、摄影等。他生性淡泊，以书画自娱，不仅自己收购了不少元、明、清各代名人字画，而且也替别人鉴定。由于他的亲友中有不少收藏家，所以字画看得多，经验丰富，鉴赏能力逐步提高。他常与朋友交流字画欣赏，先粗看一遍，然后把字画挂在墙上，聚精会神地细看，从多方面来鉴别真伪。有时自己卧在榻上，全神贯注面对字画，反复品评二三日，对它作出最后鉴定。有些字画掮客，慕名前来请教，请他鉴别真伪。如果他确认属真迹，就在字画边上或底下盖上“唐九”印章，作为鉴证。所以他的卧房中，墙壁上常挂满字画。他很赞赏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的一副隶书对联，常挂房中。他面对画卷，饶有兴趣地对我讲：“我如卧在山水之中。”他把窗外水管中的流水声，当作山中泉水来听，颇似古代文人雅士。

  解放后，他的好友张冲玉曾拟介绍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鉴别字画，这时他已年过六旬，怕万一鉴别失误，不好交待，所以婉言谢绝了，这是他自称“懦夫”的原因。父亲除经常习字外，也会画几笔水墨画，如竹、兰等；还会吟诗遣怀，但他从不轻易示人，总认为自己还不够，这也是他自称“懦夫”的原因。但在抗战时期，一个三九寒天，他在楼台上瞥见日寇强迫中国人跑在雪地上，怒不可遏地对我讲：“我若有一支枪，就把这个日本鬼子打死！”他敢于这样想，不见得真是个“懦夫”吧？

  他爱好字画，因此亦爱好书法，每日上午必临帖数页，数十年不辍，以魏碑为基础，又酷爱颜体，欲从魏碑化到颜体方面去。由于他魏碑基础太深，所以没有化成。但他教子女写字，都是临颜鲁公体，故我们兄弟姐妹的字，基本一致，都是“呆头呆脑”。

  他对中国传统书法的理论也颇有研究，曾阅读了许多碑帖和有关书法的书籍。他最崇拜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曾写有一篇关于“兰亭序”方面的文章，阐明对他的研究心得，惜未发表。他立志要写一部书法理论的著作，以传后人，终于在晚年完成书稿。书名“书谱赘言”，体裁类似明清笔记，共分上中下三卷，计分[1]传记，[2]著录，[3]名言，[4]弃择，[5]通会，[6]体势，[7]理法，[8]气骨（兼风神、神采、风韵），[9]察似（兼全赏），[10]性情（兼记忆），[11]摹习，[12]观省（兼后人论书）等12篇，约30万字。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稿被毁，仅留书目及片言只字于日记本中，一生心血付之东流。

  由于他爱好山水国画，所以也爱好旅游。他外出旅游，侧重于观赏山水，其次才是古迹。他游过黄山、天目山、雁荡山、莫干山、富春江、子陵滩、北京、曲阜等地。他要把国画中山水与真山水融合在一起，研究国画中对山水的剪裁，取景来观赏山水的深度。抗战前夕，金松岑先生曾邀他同游四川峨嵋山，未果。

  他寄情祖国山水，还爱好摄影、种花。每次外出旅游，都拍摄了不少风光照片。当时他与二哥常和摄影家刘旭苍研讨摄影艺术，至今还留下一张雁荡山瀑布照片。他平时还喜欢在园中莳草种花。邻居柳亚子先生的表兄凌莘坛，喜种兰花，家中筑有暖室养兰，先父常与他交往，学习园艺技术，因此园中之花四季不断。

  1963年，我母亲刘蕴玉去世，父亲一人住在上海。“文革”中，他写作的书稿被毁，伤心之余，他除了继续临帖练字外，移情于围棋。着围棋本来是他爱好之一。在家乡平望时，就常到民众教育馆去找人下棋。抗战前夕，他曾与无锡高手薛惠东对奕过，平时还喜欢摆“棋谱”。其时，他每天上午常去附近静安公园找棋友下棋，下午约棋友到家中来奕棋。棋友中老少都有，有时有二、三桌之多。他自己若不下棋，即徘徊其中看棋，作为主要消遣来度过他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