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积云：我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编者按：今年8月，市档案局和平望镇镇志办的同志赴京征集到了黄积云同志生前撰写的回忆录、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的底稿等若干件有价值的档案资料。

    黄积云同志是从吴江走出去的一位革命者。但时至今日，她的革命经历却鲜为人知。

    黄积云同志1916年3月出生于我市平望镇，青年时期到上海求学，1936年8月投身革命，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积云同志参加革命后，积极为党工作。解放前，曾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国民救亡歌咏队队员，延安抗大教员训练队队员、支部委员，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三班支部书记，延安财经办事处统计科科员、支部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员，陕甘宁陇东贸易公司秘书，张家口市委工业部秘书，哈尔滨市市政企业党总支副书记，沈阳市上下水道厂厂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广州市公用局副局长，广州市政府机关党委宣传干事，北京市委工业部副处长、处长，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局长，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朝阳区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朝阳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离休。因病医治无效，1993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在革命战争年代，她毅然投身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宣传工作；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她爱憎分明，出生入死，忘我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文教卫生事业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是1935年秋从江苏吴江到上海中学幼师班念书的青年。那年冬天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上海学生热烈响应，我们学校同学也开会响应，并推选代表和上海其他大中学校代表一起到南京请愿。但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不把国家兴亡放在心上，一味媚外妥协，他们不仅在北京镇压学生运动，对上海到南京请愿的学生也采取堵截措施，他们先把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司机扣押起来，不给学生代表开车。代表们交涉无效，当时有几位交大同学奋勇上车亲自开车，火车驶过苏州后，国民党又派军警轰赶学生回上海。代表们回来后愤怒地向我们讲了被轰回来的经过，我们听后义愤万分，高唱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歌曲，准备向上海人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当局为了阻止学生救亡运动，决定提前放寒假，并偷偷地通知学生家长，要家长们来电来信催促学生回家，我和许多同学都收到家里来信，说什么“父母病重，速回”。我信以为真，赶回家一看，母亲好好的根本没有病倒。就询问怎么回事，姐姐说是学校寄来通知，说你们参加学生运动，上海市政府要镇压，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因此叫家长赶快把孩子叫回家。采用这种又压又骗的“魔术”，妄图扑灭青年人抗日救亡的热情，实在是无耻至极。

    1936年秋，我毕业后在上海私立求智小学当老师，当时，学校里有一位邱启英大姐，了解我们一些青年教师对抗日救亡的思想后，介绍我们参加上海妇女救国会的女教师读书会，从此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救国会领导的一些报告，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

    1936年11月，我们接到通知，去参加上海救国会组织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群众大会，呼吁同胞们团结抗日。会场原定在宁波同乡会。可是我们到达后，却吃了闭门羹，后来碰到联络员，才知道改在女青年会。等我们赶到女青年会时，草坪上已挤满了人群。不久，临时搭的主席台上出现了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大家顿时激动得拼命鼓掌。这时主席台上有人指挥我们高唱《义男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然后开始演讲。李公朴先生是我们量才补习学校的校长（我与启英大姐晚上去量才补习文化）。他气愤地讲述了上海市政府命令宁波同乡会拒绝我们开会的情况。他说：“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会议都遭到禁止，实在令人气愤。今天民族危机已达到严重关头，全国人民都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中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孙中山先生。”章乃器先生讲：“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要心口如一，不能光挂在嘴上，要用行动来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史良光生是我们妇女救国会的领袖，她号召：“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男女，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要联合起来抗日救国” 。讲得最感动人的是沈钧儒老先生，他身材瘦小，精力充沛，他论“钧儒是同盟会会员，早年跟随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可是到了今天，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哪里对得起中山先生，我感到十分难过。”他激动的语言感染了大家，这时抗日救国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接着他批评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使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越来越凶，他说“不愿做亡国奴是四万万同胞的共同吼声，每个中国人都要参加到抗日救国阵线中来。以尽国民天职。钧儒虽然年纪大，也要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在抗日救国斗争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沈老先生的肺腑之言激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几天以后，启英大姐来找我们，气愤地告诉我们，23日深夜，国民党悍然勾结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我们听了十分震惊，又异常愤怒。本来我们还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听听群众的呼声，改变妥协投降的主张。这时才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嘴脸，大家愤慨地说：“爱国有罪，罪在哪里?”“国民党不打日本人，反而倒行投施，逮捕爱国人士，他们和汉奸卖国贼有什么区别？”“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怎么办?”大家为祖国前途和七君子的安危忧心忡忡。几天后女教师会给我们请来胡愈之、徐雪寒等先生，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增强我们坚持抗日救亡的信心。他们说：“南京政府已剥下自己‘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伪装，在抗日和投降之间选择的余地已不多了” 。另外还他们还告诉我们，“救国会已派人去苏州监狱探望沈先生等人，七君子十分坚强，在狱中也不放弃斗争，仍在争取抗日救国的自由”。这些话更坚定了我们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勇气。

    1937年上半年，光未然先生作词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在我们中间流传开了，流亡三部曲也成为青年人人会唱的救亡歌曲。有两位上海青年同学在外滩公园唱了《五月的鲜花》，许多游人围观静听。十分感动。不料国民党当局竟以“有碍邦交”的罪名勾结巡捕房逮捕了这两位爱国青年，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

    当时上海阴霾密布，抗日救国的思想遭到窒息，爱国人士遭镇压，青年们憋着一肚子怒火，又为国家民族前途担忧。因此当我们量才补习学校的同学听到两位爱国青年遭逮捕的消息后，更是怒火冲天。同学们提出，我们偏要唱《五月的鲜花》，要演《放下你的鞭子》来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量才学生会接受大家的意见，决定在星期天组织同学们去吴淞公园演唱，一下子报名的有几百人。学生会组织四个小分队前往，有的坐火车去，有的乘轮渡去，有的骑车去，有的步行去，约定9点钟在吴淞公园门口集合。当时大家认为，吴淞公园在郊区，不是租界、不受外国人干涉。而且吴淞口还有炮台。国民党一直宣称它是“保卫国家”的。因此在那里唱歌演戏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借此机会还可以吸引更多青年同学参加到抗日救国行列中来。

    哪知当我们乘轮渡去的几十名同学到达吴淞公园门口时，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已包围了公园门口，如临大敌，警车呜呜直叫，气氛十分森严。军警制止我们入园，说什么：“奉命禁止集会。”早一点进公园的同学，也被他们一批批赶了出来，我们的集会被蛮横无理地破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气得我们直咬牙，更燃起我们胸中抗日救国的烈火。越来越多的同学参加到了我们的行列中。《抗日救亡歌》、《马赛曲》、《国际歌》、《光明颂》等革命歌曲也在我们中间更广泛地流传开来了。

    1937年6月，“七君子”被捕已七个月了，虽经全国人民全力援救，但国民党当局还是要审判他们。上海各界救国会发动十万人签名入狱运动，要求国民党释放“七君子”，否则十万人一起进监狱和“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启英姐带来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书”，我们十分赞同宣言中说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热爱祖国，如果沈先生他们‘救国有罪’，那么我们愿意陪同沈先生等一起坐牢。”我们许多同学毫不犹豫地在签名册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准备接到法院传讯时自动投案。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谁也阻挡不了。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形势有了新的转折。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日高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无罪释放了“七君子”。

    李公朴先生8月1日回上海。那天晚上他首先到量才补习学校来看望同学们，他走到进每一个教室，频频向同学们致意。当我们同学看到他平安归来时，都十分激动，拼命鼓掌，不少同学流下了眼泪。李公朴先生论，“我们七人能无罪释放，首先要感谢全国同胞对我们的支持，也要感谢同学们对我们的关心。今天我要说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争取抗日救国的胜利”。他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接受时代的考验，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我们又一次用掌声来回答他的期望。

    不久，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了。战火已烧到眼前，我们都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同学参加宣传队、慰问队等活动，全力以赴地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

    当时闸北、大场等战区还在和日寇搏斗，有许多难民涌进租界。抗敌总动员会组织了一些难民收容所，我们分别在难民收容所里做宣传工作。既要支援前线将士，又要安置成千上万难民，抗敌总动员会组织募捐队，向上海人民求援，我们又参加了募捐队。三五个人组织一个小队，打着旗子，背上竹筒，来回在街头巷尾做宣传，那些有钱的大亨们跑的跑，溜的溜，谁也不管在战火中受煎熬的同胞，倒是普通上海老百姓听了我们的宣传，还是有义气讲人道的，许多人三元二元把钱放进我们的竹筒。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位姓孙的老黄包车夫，他掏出五个铜板放进竹筒，他说“拉一天车也只有几十个铜板，因此我只能表示一点心意，因为我也是上海人呀”。

    “八·一三”后，中国军队虽多次失利，但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壮士仍然坚守在“四行仓库”的顶上。我们要求去慰问这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但遭到了阻止。后来我们被允许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我们挑了一间大病房，排着队给他们唱歌，歌词是“你们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名誉的伤，躺在这医院的床上……飞机还在不断扔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我们拼着最后的一滴血保卫我们的疆场”。这支慰问歌深得伤病员们欢迎，不少人鼓掌要我们再来一个，我们又唱了《五月的鲜花》和《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我们这些小青年很害怕“丘八”的，但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把我们的隔阂消除了，我们非常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上海人民、中国人民做出了无私的贡献。慰问完毕，那些能走动的伤兵还一直送我们到医院门口，和我们挥手告别。

    几天后上海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场失守，城隍庙一带被焚烧，上海人民大批被烧杀。当时的英法租界当局不但不援救受难的中国百姓，反而下令锁住通往租界的大铁闸门，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被阻挡在铁闸门外，几天几夜的呼救求援都无人理睬，巡捕们荷枪实弹地守在铁闸门口。我们去送水送馒头也被阻挡，我们多次交涉要求把同胞放进来也遭拒绝，铁闸门外同胞们的呼喊声、求援声撕碎了我们的心。亡国奴的痛苦使我们在震撼中觉醒，决心寻找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共产党来领导我们抗战。

    又过几天，我们接到通知叫到法国公园去慰问八百壮士。我们提着开水桶，又背了几筐馒头来到法国公园，在一个长廊和亭子里见到他们，一看到他们把我们惊呆了。这些英雄战士一排排站在那里，连座位都没有，满身衣裤都被汗水浸透了，看来已许多天没换洗衣服了。这里没有歌声，没有掌声，更没有鲜花，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哪里像抗日英雄的样子，好像一群俘虏兵似的。当我们把开水和馒头送到走廊和亭子边上时，管事的不准我们和他们交谈和接触，这又使我们迷惑不解，为什么上海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回来后我们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救国会领导告诉我们，由于国民党政府向日寇妥协，撤销了这支名震全国的抗日力量，又和法租界当局协议，解除他们的武装，叫他们进法租界禁囚在法国公里等待处理。轰轰烈烈的上海抗战被夭折了，英雄变成了囚犯，真是颠倒黑白。牺牲已到最后的关头，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11月上海失守，日寇进入租界到处搜捕抗日救国人士。组织上动员爱国青年转移到内地去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启英姐和我商量，安排我跟上海国民救亡歌咏队去武汉。11月25日，我们十个青年人组成国民救亡歌咏会第三队离开上海去武汉。途经徐州，和平津流亡同学会合，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使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全队都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几经曲折，在1938年3月，我们终于到达延安，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人生的道路，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