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抗日重镇

严墓

严墓（又称铜罗，现为吴江市桃源镇）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严墓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均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大革命时期，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张为唤醒民众、揭露黑暗、抨击虚伪的《新严墓》报便横空出世，字里行间显示了浩然正气，为严墓人民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严墓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暴动，震惊了反动当局。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沦陷，严墓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共中央特科、中共浙西北特委、新四军军部政工等条线的地下党组织在此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浙西北特委机关和中共吴兴县委机关都曾相继设立在这里。“江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干部训练班”等进步团体组织的活动在严墓风涌而起，上演了一幕幕英勇抗日、浴血奋战的话剧。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吴嘉工委在严墓组建革命武装，为迎接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宣传抗日壮大铁军——新四军在严墓的抗日活动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4月，军部移至皖南歙县岩寺，7月，进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战功赫赫，被称为著名的“铁军”。

1938年9月，中共党员庄绍桢（又名庄真，浙江南浔人），受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派遣，从泾县回太湖边开展工作。他到达严墓后的任务是物色可靠对象，介绍他们去参加新四军，以扩大新四军的队伍。当时严墓南邻的乌镇及吴江县盛泽等主要城镇都驻有日军，但严墓无日军据点。由于严墓区境内大小湖荡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天然的地势阻碍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因此，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均流亡在严墓。

庄绍桢经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朱希部队参谋主任、同学姚壁成介绍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担任政工队队长。他利用这一机会，邀请进步青年洪海泉筹组政工队，很快就吸引了20多名要求抗日的青年。为提高队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庄绍桢在严墓区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公开以新四军身份向青年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进行人生观教育，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队员们演出，宣传共产党抗战方针，提高青年的抗日积极性。庄绍桢还自编自导短剧《军队与老百姓团结起来打鬼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一阶段，庄绍桢输送张斌、马佐龙、沈世钧、李庆魁、周蔚昌、凌文华、金再祥等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张静贞、陈有民、金衡等进步青年在庄绍桢的指导下，也投奔了新四军。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严墓一带局势严峻，庄绍桢撤离吴江。

二、壮志未酬血染鲈乡——中共上海特科在严墓的抗日活动

1937年冬，中共上海特科，基于众多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寻求党的领导及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决定利用各种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8年秋，丁秉成受命来到吴江开辟工作，争取改造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1939年2月，特科又陆续派来了中共党员施光华、张琼英（丁秉成爱人）等一批“武抗”会员。三、四月间特科和“武抗”人员因在黎里遭日军袭击，而撤至严墓，进入县政工队，丁秉成任政工队指导员。

1939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上级指示，丁秉成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中共吴江支部，丁秉成任书记，组织委员为张琼英，宣传委员为施光华，沈月箴为丁秉成单线领导的情报员。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兼任支部书记，张琼英、施光华、刘子荣、华大闲任支部委员。吴江支部和“武抗”支部在政工队和当地青年中发展会员，培养先进分子，吸收为中共党员，壮大革命力量。

1939年5月，丁秉成、钱康民从赵安民部队拉出三四十人枪，创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江浙太湖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政委兼副司令。江浙太湖义勇军转战江浙一带抗日杀敌。短短数月，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深得人民群众拥护，震慑了敌、伪、顽军。是年8月23日，国民党62师和吴兴县常备队在苏浙边境吴溇包围袭击了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丁秉成、钱康民等主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血染鲈乡。

丁秉成牺牲后，上级党组织指示由施光华负责将政工队的党员及“武抗”成员分批撤离吴江，回上海待命，不久他们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抗日战场的英勇将士。

三、汇集精英藏龙卧虎——中共浙西北特委（路东机关）、中共吴兴县委机关在严墓

1939年底，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实行反共、排共政策，下令各政工队集中天目山受训，强迫他们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斗争十分激烈。中共吴兴县委转入地下活动，在县委书记王子达与中共党员庄绍桢取得联系后，中共党员王化鹏、朱闻礼、陈友群等先后从浙江省政工队转入吴江县政工队，并在严墓区瑾下浜建立了中共苏浙特别支部。严墓地区又充实了一批抗日精英。

1940年10月，中共浙西特委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京杭国道为界分为路东、路西两块（又称浙西北特委）。1940年11月，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机关和中共吴兴县委机关同设在严墓镇枫桥堍福泰兴烟纸店。（“福泰兴烟纸店”旧址现仍保存完好，地址在严墓古镇区枫桥堍），路东块负责人为朱辉，吴兴县委书记为史列青，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贝纹，特委交通员为陈浩天。由担任小学教师的区委书记赵子扬和开福泰兴烟纸店的吴兴县委书记史列青负责掩护特委机关。此时，严墓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皖南事变后，严墓一带形势严峻，1941年3月，浙西路东机关和吴兴县委机关分别撤向浙江的南浔和双林。

四、团结抗战保卫严墓——朱希、汪鹤松部队在严墓的抗日武装斗争

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朱希、汪鹤松部队吸收了上海等地流亡在外的一批爱国青年，组成了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朱希为司令、汪鹤松为副司令。朱希富有爱国之心，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实施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在江浙边界一带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

1938年3月，朱希部队到达浙江乌镇一带，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动民众，扩充武装，屡战皆捷，名声大振，很快发展到4000余人，扩编为5个团9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为防御敌人反攻，朱希部队乘胜攻占严墓、新塍。并派副司令汪鹤松带着八大队100多人驻扎在严墓区算墟庙，与乌镇形成犄角之势，开辟了一块以乌镇为中心的游击区，成为浙北沦陷区实力最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为争取这支抗日部队，我党派出徐洁身、徐由整、韩昌三人到朱希部队参谋处任职，并在朱希部队内建立三人组成的党支部。朱希非常敬重中共党员。在我党的帮助下，朱希部队纪律严明，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明显提高。

汪鹤松部队进驻严墓后，日军不断派出日伪军前来“扫荡”。1938年6月20日，湖州日军的一个小队乘汽艇“扫荡”严墓。汪鹤松部队的一个中队闻敌来犯，迅速投入战斗，不到20分钟，击毙4名鬼子，余敌仓惶退走。当日中午，湖州据点敌人汇集了200多名日伪军，杀气腾腾赶来报复。汪鹤松立即率领一个中队携带两挺机枪，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严墓镇后泾桥伏击。日军几次冲上石桥，都被英勇的游击队员打退，最后只好用汽艇拖着一船死尸逃走。严墓这一仗打得日伪军胆战心惊，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到严墓来骚乱。

1938年11月9日，湖州、南浔、盛泽、嘉兴、崇德、杭州、武康等据点日伪军近万人，配以飞机、汽艇分多路向朱汪部队扑来。10日，敌人侵入乌镇、新塍、严墓，四处追踪朱汪部队。面临强敌压境，朱汪部队主动撤出乌镇等地，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指挥失误，向导迷途，10日晚，部队夜宿练市钟家墩时被日伪军四面包围。日伪军出动汽艇巡逻水面，飞机轮番扫射轰炸，血战一昼夜，日军占领了钟家墩。此役，朱汪部队直接阵亡近千人。中共党员徐由整、徐泉生在与日寇激战中壮烈牺牲。钟家墩战役后，朱希率余部400余人退至孝丰山区休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新四军军部派教导队队长周达明到朱汪部队任参谋处主任，合力同心、重整旗鼓。1939年春，汪鹤松带领100多人，以“江南挺进队第一路指挥部”的名义，开出孝丰山区，重返乌镇、严墓一带。随后，朱希又亲率一个连从孝丰赶到严墓区与汪鹤松部队汇合。并由刘明、周达明、韩昌等人在严墓重新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政训处，使部队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1939年4月13日，汪鹤松部队在严墓区桃源阳和桥设伏，激战两个多小时，击沉敌艇两艘，打死日寇30余人，打得日伪军心惊胆战。汪鹤松部队乘胜出击，几次率部队在乌镇、严墓区算墟庙一带袭击敌人的据点。连战皆捷，士气高涨，民心大振，部队又发展到2个营的兵力，再次成为插入浙西北敌后的一把利刃。1939年5月，朱汪部队内的中共党员韩昌建立了严墓区第一个支部。

五、《敌忾》、《义旗》威震顽敌

1939年7月，在中共地下党员丁秉成的支持和鼓励下，进步青年马希仁和中共党员肖心正编辑出刊了月刊《敌忾》。创刊号以洪奔的木刻“夜袭”作封面，发表了地下党员丁秉成、金大鹏、庄绍桢及抗日进步青年马希仁、姚逊等人撰写的抗日救亡文章。创刊号印了500份，分发给本地读者和浙江、江苏、上海的有关单位及书刊报社。《敌忾》积极宣传抗日，又运用了《上海周报》上“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口号，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几经阻挠，被迫停刊，因此《敌忾》只出了创刊号就停刊了。

1940年6月，肖心正、马希仁等出版了《义旗》进步期刊。马希仁遂写行书刊名，肖心正为责任编辑。《义旗》用十六开白纸铅印，每期约印二、三百份。《义旗》上的文章体裁形式多样活泼，有短论、特写、散文、报告文学、敌区通讯、思痛录、国际问题等，共出版6期，1940年底，第7期稿件已征集准备印刷，因时局紧张，未能出版。

《敌忾》、《义旗》对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组织群众，壮大抗日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敌忾》和《义旗》的原样稿照在严墓党史馆内展出。

六、组建武装迎接解放——中共吴嘉工委在严墓的革命活动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风云突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严墓人民投入了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1946年夏秋，严墓区地下党组织由中共浙西特派员罗希明通过嘉兴特派员沈如淙前来领导。

1947年初，党员沈英杰受派遣去桐乡钱家埭，以理发为职业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1947年11月，中共党员金亮与陆琪在严墓南街草棚内以摆摊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48年2月，中共严墓仁荡坝支部书记盛友鹤负责建立桃源李家坝支部。为了贯彻中共杭嘉湖工委关于筹备武器在江浙两省交界农村开展越省斗争的指示，1948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五），趁新塍迎神庙会之机，党员顾阿坤、潘天扬在沈如淙指挥下，在东岳庙附近夺得国民兵队班长短枪一支。1948年4月，中共吴嘉工委成立后，严墓一带的地下活动主要属于吴嘉工委领导。这一阶段金佩扬、金亮、沈如淙、陆琪、沈英杰等成功地组织几次运枪工作。“夺枪”、“运枪”为创建党的武装队伍奠定了基础。1948年7月1日，吴嘉工委组建立了一支武工队，由10名精悍的地下党员组成。武工队旨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打击敌人。使江浙交界之处的广大农民看到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鼓舞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同时有力地扰乱、震惊了敌人。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重要关头，中共吴嘉工委又组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纵队吴嘉湖独立团”，严墓一带的部分地下党员奉命参加了独立团。吴嘉湖独立团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吴江、嘉兴、湖州地区的反动势力，争取了乡镇国民兵队、自卫队的起义，保护了地方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财产，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出了贡献。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时期，严墓地区党组织坚持党的宗旨，坚持人民的利益，为迎接解放作出了不朽的功绩。